[編輯本段]甲骨文內容
甲骨文的內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蔔的紀錄。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蔔問，有些占蔔的內容是天氣晴雨，有些是農作收成，也有問病痛、求子的，而打獵、作戰、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蔔問了！所以甲骨文的內容可以隱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歷史發展的狀況。
甲骨文書法
殷王武乙貞問祭祀先王的占蔔用牛肩胛骨 安陽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系統文字，也是比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點橫撇捺、疏密結構，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確實初具用筆、結體、章法等書法要旨，孕育著書法藝術的美，很值得欣賞與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編》的序言中，就對其書法體現非常贊賞：“蔔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渾，帝乙之世，文鹹秀麗。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回環照應，井井有條……足知現存契文，實壹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
“鐘王顏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書法家。殷代的“鐘王顏柳”們，就是那些書刻蔔辭的史官蔔人。正是他們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也留下了壹份份珍貴的上古書法作品。若就甲骨文書契形式作粗略的壹瞥，會發現早期字體較大，像羅振玉編《殷虛書契菁華》所收錄的許多武丁時期的蔔辭，非常大氣、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時代，字變得細小委瑣；至於西周甲骨文則更是細若粟發。
甲骨文風格類型：壹是勁健雄渾型；二是秀麗輕巧型；三是工整規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豐腴古拙型。總之盡管甲骨文是契刻出來的文字，但筆意充盈，百體雜陳，或骨格開張，有放逸之趣；或細密絹秀，具簪花之格，字裏行間，多有書法之美。
所謂“甲骨文書法”，大抵有兩層意思。
壹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體結構、書法特征為宗，加以工整地摹寫而成的書法作品。這類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組合為新句子。內容是新的，字卻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筆文字壹般饒富雅趣。但是甲骨文總***才二千多字，其中還有不少尚未釋出的怪字（特別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場的不是很多。因此壹旦遇到甲骨文中沒有的字，而所書寫的對聯、題詞中又無法代替，就只好進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裏去討救兵。進行這項創作的首要人物是羅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將甲骨文用毛筆書寫成楹聯，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繼之有章鈺、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創作。壹些古文字學前輩如董作賓、商承祚、唐蘭、於省吾等也擅長甲骨文書法，這是本真意義上的甲骨文書法作品。
另壹層意思是指借鑒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創作的現代書法作品。他們將甲骨文視作壹種靈感，僅僅是藝術創作中的壹點啟示，而並不在於追求“形似”。因此，他們並不嚴格按甲骨文的書法特征去寫，可能是綜合了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多種古文字的特點而創作。這樣的書法藝術與古文字學雖有關系，但不是亦步亦趨。
[編輯本段]甲骨文的發現
古代甲骨上的刻劃痕跡被確認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中國考古的第三大發現（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遺跡）之壹。可是它的發現過程，卻是十分偶然而又富於戲劇色彩的。
清末光緒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中央教育機構的最高長官）的王懿榮（1845—1900）得了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中藥店買回壹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的壹味叫龍骨的藥品上面刻劃著壹些符號。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幾十萬年前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不是壹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趕到達仁堂，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後來又通過古董商範維卿等人進行搜購，累計***收集了1500多片。安陽出土的甲骨文
他對這批龍骨進行仔細研究分析後認為，它們並非什麽“龍”骨，而是幾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他從甲骨上的刻劃痕跡逐漸辨識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後又找出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由此肯定這是刻劃在獸骨上的古代文字，從此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轟動，文人學士和古董商人競相搜求。
曾有人對王懿榮從中藥中發現帶字龍骨之說提出質疑，認為王懿榮在他的有關著述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並認為王懿榮吃的龍骨在藥店已加工成細粒，看不出刻痕文字來的。而且當時菜市口壹帶並沒有達仁堂藥店。對此，後來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周紹良說，當時龍骨在中藥店都是成塊、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藥店買龍骨還是這樣。至於達仁堂藥店當時確實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鶴年堂中藥店，當時的人很迷信西鶴年堂，買中藥都要去西鶴年堂藥店，這也有可能是當時傳誤造成的結果。
在甲骨文還未確認以前，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的農民在耕作時就不斷在農田裏挖刨出古代甲骨。據說把甲骨當做藥材到中藥鋪去賣的第壹個人是壹位叫李成的剃頭匠。壹次他害上壹身膿瘡，沒錢去求醫購藥，就把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膿瘡上，想不到流出的膿水被骨粉給吸幹了，而且發現骨粉還有止血的功效。從此他就把它們收集起來，說成是龍骨，賣到了中藥鋪。
經過許多學者專家考證研究，所謂龍骨其實是商代占蔔用的工具。人們在占蔔之前，先把龜甲和牛肩胛骨鋸削整齊，然後在甲骨的背面鉆出圓形的深窩和淺槽，占蔔時，先把要問的事情向鬼神禱告述說清楚，接著用燃燒著的木枝，對深窩或槽側燒灼，燒灼到壹定程度，在甲骨的相應部位便顯示出裂紋來。於是，占蔔者根據裂紋的長短、粗細、曲直、隱顯，來判斷事情的吉兇、成敗。占蔔後，便用刀子把占蔔的內容和結果刻在蔔兆的近處，這就是蔔辭。刻有蔔辭的甲骨被當做檔案資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傳於後世。甲骨文發現的故事，後來被人們稱為“壹片甲骨驚世界”的奇跡，在中國和世界考古史上寫下了帶有傳奇性的篇章。
[編輯本段]甲骨文研究
首先對甲骨文作出確認的王懿榮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研究並著書立說，八國聯軍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
1900年7月，侵略軍兵臨城下，慈禧太後帶領皇室人員倉皇出逃，王懿榮徹底失望了。他對家人說：“吾義不可茍生!”隨即寫了壹首絕命詞毅然服毒墜井而死，年方56歲。
後來人們稱這位最先發現甲骨文的人榮譽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發現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鄉山東煙臺市福山區建成王懿榮紀念館，以紀念他的功績。
王懿榮殉難後，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轉歸好友劉鶚（即《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劉鶚又進壹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於1903年拓印《鐵雲藏龜》壹書，將甲骨文資料第壹次公開出版。不久，學者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的資料，又寫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壹部專著《契文舉例》。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壹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先後***搜集到近二萬片甲骨，於1913年精選出2000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隨後又編印了《殷墟書契菁華》（續編），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甲骨文
繼羅振玉之後，許多著名的學者，如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容庚、於省吾、胡厚宣等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形成了壹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壹代宗師。
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壹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壹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
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後，學者王國維對甲骨蔔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於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壹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壹千年。
從壹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壹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麽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壹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於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蔔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蔔，以得知吉兇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蔔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壹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蔔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蔔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壹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據學者胡厚宣統計，***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臺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我國***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 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我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壹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壹，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 “甲骨書法”現今已在壹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
由於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點，從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先後主持下，在小屯村壹帶進行了長達10年的15次考古發掘，不僅先後發現了總計24900多片甲骨，而且發現了商代後期的宮殿、宗廟遺址和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銅器、玉器、陶器，從物質文化上提供了殷墟為商代王都的證據。殷墟成為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又壹次震動了中外學術界。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布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裏，南北約5公裏，總面積30平方公裏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壹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壹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壹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檔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獲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
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壹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壹些建築的風貌。
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後。有壹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蔔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壹片甲骨蔔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方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壹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唯壹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唯壹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
第壹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壹個甲骨坑，保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壹個身體蜷曲、側臥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制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壹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蔔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蔔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蔔來預測吉兇了。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裏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後是 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我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壹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壹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
甲骨文商代的歷法與地理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歷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壹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歷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歷法與周祭祀譜的巨著。在本書第壹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幹支紀日，壹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采用陰陽合歷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蔔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醜之制。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進壹步肯定了董氏的壹些說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壹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並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歷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醜之說，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歷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幹支紀日從殷代至今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143]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歷月首研究》[145]壹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通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
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蔔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註意。開殷墟蔔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壹篇很短的文章《殷墟蔔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余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蔔辭地理研究創立了壹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蔔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蔔辭為研究對象（此種蔔辭多附記當日占蔔地名，即田獵駐地），通過同版幾條蔔辭幹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