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走上科舉求取功名的學子，從啟蒙開始，壹生中要背誦的是數十萬字的聖人之言和幾倍於此的註釋，以及註釋的註釋，十年寒窗，想不掉書袋都難。
唐朝時朝廷還要求官員上任前要學習律令，而明清以降，則無此要求，地方政府長期實行 行政權和司法權合壹的治理模式，壹有訟爭，無論懂不懂法，地方官就得坐堂聽訟，裁判是非曲直。
掌握裁判權的法官卻不能詳細掌握本朝的律法，說怪也不怪，這是建立在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司法邏輯上的。
統治者認為，裁判是否公正，並不取決於官員的法律素養，而是取決於官員的道德品質。開科取士，考的是道德文章，取的是品性。道德文章寫得好，說明對於聖人的思想領悟得好，知書達理，活學活用，就是好官。而具體法律條款的適用，則是輔助性胥吏的工作，西漢時“《春秋》決獄”的理論，主張的不是在法律無具體規定時，以《春秋》壹書中聖人所主張的道德和倫理取向來裁決現實生活中的是非麽？
按照這種當時被廣泛接受的法律價值觀點推斷：官員熟讀聖人之言，裁判必定公正，又何須去背誦和具體掌握繁瑣的法律條文呢？
另外壹層大家不願意言明的心思是：操刀舞墨，案牘勞形，是師爺們該做的事，而這些衙門中的輔助人員，是不帶品，不入流的，甚至是不在吏部的花名冊內━━換句話說，他們屬於體制之外，並非食朝廷俸祿者也。
麻煩的是，明清兩代，法律越來越復雜，到了清代尤其如此。清初從順治皇帝到同治皇帝的兩百多年間，《大清律》條文已經發展到1800多條，各式判例更是累積無數，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和學習根本無從掌握，更談不上準確適用了。此外，審案還需要專門的刑偵、解剖知識，壹般科舉出身的官員對此更是壹竅不通。
更要命的是，司法審判卻是朝廷考察地方官員政績的頭等大事，事關仕途升降，馬虎不得。於是，刑名師爺，這壹中國古代衙門中看不見的法官應時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