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馬上回復壹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亂後宮，並欲冤殺他，奏章中有壹句：“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李淵看後愕然，回復李世民說，他將於明日在宮中召見兩兄弟和眾大臣，壹起來對質明白。
這件事馬上被李建成由張婕妤處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決定和李元吉壹起入宮拆穿李世民的謊言。
與此同時，李世民卻已率領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及李孟嘗等人，於六月四日淩晨埋伏於玄武門內，同時命高士廉釋放獄中囚犯，分發武器，來增強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進入玄武門，走到臨湖殿，發現殿邊有馬影閃動，心知不妥，撥轉馬頭，回奔東宮。李世民從後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關張弓連射三箭，但心慌意亂之下三次都沒能將弓接滿，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馬前已經力衰而落。
李世民卻勒停坐騎，穩穩當當地對準李建成壹箭射出，當場將之射殺。那邊李元吉也被尉遲敬德射傷落馬，但並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騎卻為流箭所傷，失去控制沖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樹枝勾住腰帶而附墜馬。李元吉追過去奪他的弓欲將之絞殺。尉遲敬德及時趕到將他趕跑，最後也將之射殺。
玄武門的事情很快傳到東宮、齊王府，馮立、薛萬徹、謝叔方等人率精兵來救。秦王府將領張公瑾神力驚人，獨力將宮門關上。宮門才關上，東宮兵將的馬匹已撞到門上。
當時駐紮在玄武門的兵將大多持觀望態度，兩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壹方作戰，他的親隨勸他觀望壹下，至少等兵力集結起來後再戰。但他不聽，和同是玄武門守將的呂世衡壹同出戰，結果戰死。
東宮、齊王府等兵將攻打玄武門不成功，又另生壹計。薛萬徹率兵轉而攻擊秦王府。此時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門，府中只剩幾個文官留守，所以眾人大懼，眼看壹時三刻間就會被攻破。
在這千鈞壹發中，尉遲敬德想出妙計，將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級割下來，送到秦王府示眾。東宮、齊王府等人見首腦已死，登時軍心煥散，頓作鳥獸散。薛萬徹見無法約束手下，率騎兵數十人逃離長安，躲進終南山中。李世民派尉遲敬德全身披掛，手持長矛直入宮中面見李淵。李淵大驚失色，問：“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尉遲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
李淵對旁邊的大臣說：“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陳叔達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員回應：“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
李淵到此地步，也只得說：“善！此吾之夙心也。”於是依言下旨。
當時雙方軍隊還在酣戰，尉遲敬德將聖旨宣布，裴矩又到東宮傳旨，東宮、齊王府的軍心更加無法收拾，終於全部散走。
最後，李世民將李建成五個兒子李承道、承德、承訓、承明、承義和李元吉五個兒子李承業、承鸞、承將、承裕、承度全部殺死。李淵眼見壹群心愛的孫子全被砍下人頭，哼都沒敢哼壹聲，自知身處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壹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變後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為太子；過了幾天就表示要退位；兩個月後（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東宮顯德殿繼位為帝。
之所以是在東宮裏登基，是因為他向李淵許諾，只要李淵有生之年，皇宮都由他來住，自己只住在東宮。但到貞觀三年，李世民政權穩固後開始大舉清洗武德年間的舊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淵從中聞到火藥味，連忙表示自己願讓出皇宮。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堅持前諾，李淵當然也堅持不再住皇宮了。於是最後還是李世民從東宮搬到皇宮裏住，李淵遷往弘義宮（改名大安宮）。
玄武門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許多記載不盡不實或含糊其辭之處。
首先，關於“金星白晝經秦地”壹事，由於涉及到預言的問題，後世史家多斥為迷信，或斥為是李世民為自己繼位尋找藉口而捏造出來的。這壹問題我在92年的壹篇專門考證隋末唐初的預言的文稿中詳談過。隋末唐初有許多預言出現，而且經考證而證實不可能出於後人偽造，其中尤以“李氏將代楊氏居天下”與“武則天當為女皇帝”這兩條預言最為證據充足、無懈可擊。
胡戟、胡樂所寫的“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中的“太白見秦分的天象引發六月初四事變”壹節亦評論到這件事：“李淵拿出傅奕此狀給李世民看，這不是給他壹個天意要他當皇帝的喜訊，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謀反的罪證，出示當面，要治他罪。這件事殆非史官虛構，因為天文誌上有此星象的記錄，後來唐太宗也曾對傅奕說及此事，'汝前所奏，幾累於我'，可證當時李世民相當狼狽。”當時所舉的證據也是上述李世民對傅奕說的那句話，載於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奪位後不到半年。但因不能肯定這壹記載本身會否也是出於偽造，所以不能完全證實密奏的真實性，這壹預言的真實性也就遠不如“李氏將代楊氏居天下”與“武則天當為女皇帝”那兩條預言那樣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門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亂後宮，這壹事情早在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時已疑心其中有偽。所以司馬光非常謹慎地評論，說宮闈之事，諱深難測，這種事情恐怕說不清。
後世史家多認為此事出於偽造。胡如雷認為，李世民無憑無據這樣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體統，根本不近情理。而這種涉及男女關系的事情，所謂“家醜不外揚，李淵怎麽可能會答應召集眾大臣，讓兩兄弟當面對質？所以，他斷定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說很有道理，可證明奏章內容是經過偽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將寫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遠了。因為後來李建成正是由於從張婕妤處得知奏章內容，這才決定入宮與李世民對質，從而在玄武門內遭伏被殺的。所以，若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宮之事，也就不會發生玄武門事變。由此可見，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關鍵作用。
很可能當時李世民的確寫過壹份奏章給李淵，內容也壹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問題，而且還應該有壹定的威脅性，否則李建成就不會堅持入宮與之對質，以免不去對質就會被坐實了李世民對他的誣告。但內容當然不可能是說李建成淫亂後宮，否則李淵不會公然召集大臣旁聽。
李世民後來這樣偽造奏章的內容，大概恰恰正是從張婕妤報信這件事得到了啟發。張婕妤、尹德妃二人親近李建成，只是為了找個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麽肉體上的來往，否則李世民早就拿出來向李淵告密以打擊李建成了。但正因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對後宮情形總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對李世民造成諸多打擊。李世民因此對二人懷恨在心，在編寫史書時就乘機汙蔑二人的貞潔，加以報復。
此外，奏章後半部分提到魂歸地府、無面目見王世充、竇建德雲雲，應該是真實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淵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淵的不忍之心。李淵雖然在“楊文幹事件”後有了犧牲李世民之心，但這種決心仍然常常有動搖的跡象，如他本來要聽從李元吉的建議削李世民的王號，給陳叔達勸上幾句又改變主意了。對於他自己親自動手直接傷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淵還是猶豫得很的。
至於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擊了李建成什麽，現在已無法推測。可以推測的僅是，李世民對於李建成壹定願意入宮與他對質是極有把握的，否則這份奏章就會“打草驚蛇”，令李建成警覺他要有所行動，而達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憑什麽有這種把握？這可追溯到“楊文幹事件”去。當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誣陷造反，被李淵召去仁智宮。如前所述，曾有謀士建議他據城起兵，但李建成終於還是孤身前往謁見李淵，澄清事實，使李世民的謀劃落空。李建成有此經驗教訓在前，這次又得知李世民對他有所諂告，自然認定只要自己前往對質，就可以壹如“楊文幹事件”那樣真相大白，說不定還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誣陷。他倒沒想到，李世民既已失敗過壹次，又怎麽會重施故技？這條計策，表面上與“楊文幹事件”壹計相似，實際上用心卻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細察，終於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壹開始時對李世民此舉心生疑惑，勸李建成稱病不入宮。李元吉長期跟隨李世民在外作戰，親眼目睹他如何設謀定策、破敵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維方式。所以他個人才智不見得優於李建成，卻反而能有所警覺。但他並未堅持己見，最後也是自陷絕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於玄武門內呢？玄武門是皇宮北門，入宮者決不能有寸兵於手，更何況是大隊人馬進入？唯壹的可能是玄武門守將壹早已為李世民所收買，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那裏設下布袋陣，待李建成來自投羅網。
當時駐守在玄武門的將領是常何。陳寅恪根據現收藏於巴黎圖書館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之《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壹文中斷言，常何本來隸屬於李建成，被李世民收買過去了，所以在玄武門事件中，李建成還以為屯守玄武門的是自己的心腹，絲毫不加防範，以致李世民有機可乘。
但胡如雷反駁此說。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於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將劉弘基招攬過來的。在對王世充之戰中，常何還被任何為左右驍騎，由於其作戰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賞識。常何與李建成之間發生關系，是遲至對劉黑闥第二次作戰中，隨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確實在那時對他有所拉攏。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將他調入長安，賞賜他金刀子壹枚、黃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門做統領。
由上述種種可見，李世民壹直對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變前兩年將之調到玄武門任職，。則李建成怎會對他視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測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邊行反間計的，即故意假裝背棄李世民這舊主子投靠李建成。雖然李建成曾經想收買李世民的手下大將尉遲敬德而被拒絕，尉遲敬德將此事告知李世民時，李世民反勸他“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可見李世民確實有過讓身邊受李建成拉攏的將領行反間計之心．
但我覺得此事還是比較可疑。其壹，李建成怎會如此信任壹個原來是李世民的愛將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門的職位是李世民安排還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麽可以說李建成把他當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會當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內容本身也有偽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話，那就只能說是李建成本人太過掉以輕心了，壓根沒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勢兵力，竟敢在京城內發動政變；同時也顯示他認識不到玄武門的戰略地位，對李世民在那裏安插親信長達兩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發動政變成功，玄武門始終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關鍵。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雖其人並無卓異才能，後來卻可官至中郎將。
至此，史實已大致澄清，可談壹談事變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為兩種：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
先說必然性。胡如雷先生總結過三點。胡如雷認為，李世民成功的第壹個原因是他擁有壹個人才濟濟的心腹集團，他們團結壹致，投入戰鬥，因而致勝。
這壹點很重要，我認為須為兩層來談。第壹層是，李世民身邊聚集了大量的人才，這壹點是李建成所遠遠不及的，這壹點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經充分地表現出來。
不過，能吸納人才只是問題的壹個方面，若僅僅是將各方人才集中到身邊，而不能用他們，或這些人不忠心於己、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無。因此，第二層是聚集人才之余還能使這些人才為己效忠。前面已經提到過李世民收復尉遲敬德的故事。這裏需要補充的壹點是，當時尉遲敬德恐怕未必沒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壹代名將，聲譽所系，壹旦叛逃就壹世英名付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尋相等人那樣毫無顧忌地逃走。猶豫之間，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誠，結果只怕大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邊，既有房玄齡、杜如晦這些智計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謀士，又有尉遲敬德、段誌玄等不為重金所收買的猛將（李建成曾送金銀珠寶給此二將，欲將之收買，但二人均拒絕，且於事後如實告知李世民），還有張亮不受嚴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寧死抗旨等這樣為之賣命的心腹。
反觀李建成，雖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楊文幹事件”中被謫。至於魏征，史書所載他在李建成手下時的事跡只有兩件，其壹是勸李建成參與對劉黑闥的第二次戰爭以固東宮勢力，其二是勸他及早誅殺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沒有什麽作為了。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壹是很可能後來魏征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飾他為李建成辦事的情況，所以不怎麽記載他在東宮的作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沒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無所作為。若情況屬於後者，則更可見李建成在用人上與李世民的差距來。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東宮中可稱道的謀士唯魏征、王圭、韋挺三人，武將唯薛萬徹等寥寥數人，與秦王府中謀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將更是如雲之數相比，顯然是相形見拙的。
而從史書記載來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總只是與李元吉二人壹起談論，不見有什麽心腹自始至終參與其中。而李世民身邊至少始終有杜如晦、房玄齡、長孫無忌三人環繞在側。他與這三人事無臣細、機密，都必定開心見誠地討論。集四人之智慧，其謀劃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濟濟而又精誠團結，所以李世民的壹切策劃從無壹次泄露於外。相反，東宮的機密卻壹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給楊文幹，才能以小化大，弄出壹場“楊文幹事件”出來。而後來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變”的謀劃，得以搶先而先發制人，發動玄武門事變。
李建成兩次收買尉遲敬德和段誌玄，都告失敗。李世民先後收買爾朱煥、橋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呂世衡、敬君弘等，都獲成功，且均在關鍵時刻助其壹臂之力。這裏也涉及到收買的對象與策略。李建成專收買秦王府的高級官員將領，以他們對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機會甚微，反而打草驚蛇，可謂極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壓根就不會動念去收買魏征等人，而是專向那些地位較低但因參與行動而必定能得知機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壹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舉的第二個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門，這是他取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壹。
這壹點，前面已經提到過。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獨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門在唐代多次政變中均處於關鍵地位，誰能控制它，就容易在軍事上處於優勢，取得勝利，因此乃兵家必爭之地。
事實上，唐代政變中有三次玄武門事變之多，只是李世民這壹次最為著名，所以壹般提到玄武門事變，若不特別說明，均指李世民發動的這壹次。
這跟唐代長安宮城的設計有關。唐初打破了漢長安的格局，以北方為宮城重心，所以北門（即玄武門）成了影響宮城安全的最重要關口。
李世民作為軍事家，對於這種戰略要害肯定是特別敏感的。他收買禁將領、安插心腹親信，至少有兩年之久經營該地。這說明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決非壹時之間心血來潮、靈感湧現而致，而是經過細心策劃、長期準備的。
《梟雄興亡錄》中對此以下圍棋來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說明：“就像下圍棋壹樣，全面處於劣勢的壹方，只能緊緊咬住壹個可能的機會，置生死存亡於不顧，全力搏擊，以求壹逞。”
這裏涉及到壹個問題。前面已談及，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其導火線是李建成、李元吉設下“昆明池政變”的計劃泄露為他所知，以及李淵轉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殺之心。但此處又說到李世民在玄武門上已處心積慮達二年之久，則他發動玄武門事變又似乎非由上述兩原因所引起。
這其實並不矛盾。李世民當初布置玄武門，就是為了不豫之需，是最後壹步殺著，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後關頭，他也不想用到這壹招。原因有二：其壹，以李世民當時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壹千人對抗東宮幾萬人），發動政變成功的機率實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無路、狗急跳墻之際，他怎麽會願意冒這大險呢？
其二，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慮在內。《梟雄興亡錄》說李世民是“具有雄才偉略而根本蔑視公認道德的政治家”，這種說法極不妥當。李世民決不蔑視當時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顧忌的。否則他就不必千方百計在後來編寫史書時幹預史官的著撰，將“玄武門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楊廣，他才是真正蔑視公認道德，壹方面弒父殺兄，壹方面即位後從沒想過派人編寫史書來隱瞞真相。
只是，在那個生死存亡取決於壹念之差的時候，李世民已無暇去顧及道德不道德了。壹旦在這種政治鬥爭中落敗，不僅是失了權柄，丟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據中國傳統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觀念，壹切罪過和難聽的名頭都將派到失敗者頭上，那時身敗名裂，李世民留在歷史上的將是壹個野心家可恥地覆滅的記錄。
根據《資治通鑒》，這壹段對話的這樣的：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
這段對話有力地說明了李淵在兩兄弟的爭權中是與李世民對立的，因此李世民在發動政變前須顧慮與李淵公開鬧翻的後果，以及要負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這瞽瞍（即舜的父親）與舜是父子關系，世民與建成、元吉是兄弟關系，風馬牛不相及。因此這裏明明白白說的是李淵，是李淵在害他。……貞觀史臣記述這段史實時有所掩飾，回避直接提到李淵，因為如果把李淵主使或默許殺死李世民的話如實寫來，那李世民就如同壹個被父親嫌棄的兒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談及上述那段話是誰說出來的，因史書中只含糊其辭地說“眾曰”。文章從李世民登基後表彰功臣，將第壹等功臣列為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斷說這番話的很可能是侯君集。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勞都很明顯，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確實令人疑惑，因史書中不見記載他有何功勞可言。
文章論證說：“（侯君集）出將入相，有膽有識，也很有點陰謀家的花花腸子，能想出那些話來捅破李淵這層幹系，打消李世民的疑慮。”並引用“舊唐書”中的“侯君集傳”中所載“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等來證明侯君集是說這壹席話之人。
我認為以上論證固可成立，卻並不充分。因為若僅憑壹席話為李世民找到政變的道德開脫，就能與長孫無忌等人並列壹等功臣之中，那這功勞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來“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壹個大膽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買東宮下屬的居間人，使王、敬君弘、呂世衡乃至更早時期“楊文幹事件”中的喬公山、爾朱煥等紛紛變節背叛李建成而效忠於李世民。若這猜想不差，則侯君集這壹功勞的確大到無以復加，足以與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尉遲敬德等並駕齊驅。
李建成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優勢意識太強，危機感太弱，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認識不足，太過掉以輕心了。他身為長子，繼承皇位是名正言順的，又得到李淵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後宮妃嬪大多認定他必勝無疑，紛紛站到他的壹邊。而他手握京師重兵，只要將李世民困住在長安，他就不必擔心李世民能動用軍隊來對付他。
正因為他擁有這樣絕對的優勢，所以他過份自信，以致看不到對方的優點，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點。他曾得意地對李易矣。”但他卻恰恰是死在李世民的弓箭這匹夫之勇下。
因為看不到對方的優點，所以李建成對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門安插親信的舉動毫不在意達兩年之久。對玄武門這樣壹個戰略要地，竟認識不到它的重要性，說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軍事頭腦了。
又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弱點，李建成對於自己的行動壹再泄密的危險情況竟從不曾予以改進。在“楊文幹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買他的下屬爾朱煥和橋公山來誣陷他，幾乎令他丟了太子之位。這樣的經歷不可謂不慘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訓，手下人還是壹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買過去，以致機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機。
而李建成僅僅將李世民看成是壹介匹夫，對敵手如此估計不足，輕視侮蔑，焉得不敗？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當時認定李世民必敗無疑的，並不僅僅是為優勢蒙蔽了雙眼的李建成。有壹件事可作證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請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們為什麽會拒絕呢？由於李淵對非血親大將的極度猜忌，他們二人在武德年間掌握不到實際的兵權，官途上應是郁郁不得誌的吧。而召集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奪權，若他成功將意味著政治上會有變革。
壹般而言，在現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熱情歡迎和支持變革，有時甚至會盲目到不及考慮這變革是否真的能為他們帶來更好的地位。因為變革必將導致權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窮則思變”。而既得利益者卻恐懼和抵制變革，同樣有時會盲目到不去考慮變革是否真的會剝奪他們現有的利益，甚至會否反而更提升他們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靖二人竟沒答應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尋常的反應。唯壹可以解釋的是，他們二人與其他人壹樣，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認為若去支持他，只會得罪太子，招致殺身之禍。
哪怕李世民是多壹點點取勝之機，他二人都會考慮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說的失意者歡迎變革外，還因為他們必須考慮到李世民壹旦取勝，他們會因事前不願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擊。這樣他們非但不能從變革中得到好處，反而要遭殃。他們決不可能在事前預見到後來李世民能不計前嫌，重用他們的。
連李靖、徐世這樣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預見到李世民會成功，可見李世民發動政變的成功機率實在是微乎其微，此舉之冒險性是何等之大。則作為後知後覺的我們又豈能苛求身在局中的當事人李建成能洞燭先機呢？
此外，這壹事中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個人氣質上的差別。李建成長期居於京師，身處安樂順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遠矚、洞微觀細的眼光，也缺乏通觀全局、深謀遠慮的才智。既囿於生活圈子的狹隘，更缺少積極進取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