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之修行之四大門即：信、解、行、證。故若信而不解，解而不行，即無由斷證。更何況不信、不解、不行，甚或雖飽覽佛經，卻於如來正法，不能起正信、正解，乃至種種曲解、邪解，謬解；如是不但自不能起正修行，更會誤導他人。
佛法之顯教大致分為性宗與相宗二大部，而相宗即是唯識學、或法相學，或二者和稱為“法相唯識”然而“法相”與“唯識”是不壹樣的；如前所說，所有的瑜伽部，乃至小乘的大毗婆娑論、六足論，及介於大小乘之間的俱舍論，都可以說是屬於廣義的“法相”之學，故法相學含義較廣，它可以包括壹切大小乘的法相之學。至於“唯識”，則是大乘的不***法，小乘法沒有。因為唯識學所研析的眾多“名相”也是屬於法相所攝，故亦通稱大乘唯識學為“法相宗”而“法相宗”壹詞便儼然成為唯識宗的代名詞。實則，據理而言，“唯識”得成壹宗之名，因為“唯識”壹詞之中，即有自宗的主張。但“法相”壹詞，則毫無特色、主張，且為多宗所***用，故實不適合成為壹宗之名。然以歷代以來皆如是相傳，故亦姑且隨順“傳統”，亦時隨而稱之為“法相宗”或“相宗”；但讀者諸君須知“法相”與“唯識”之別。
顯教中的性宗，則是大略概括了壹切顯教中涉及“法性”，或以參研“法性”或“本性”為主的宗派，舉凡禪宗、中觀、三論、般若、乃至華嚴、天臺等學，都可以說是研修“性宗”之學。在中國歷代，性宗之學可以說是“獨占”了整個“佛教市場”；至於“相宗”，則只有在唐初，於玄奘大師及其弟子窺基法師、普光（大乘光）、法師等之弘傳，昌盛壹時，唐後即趨式微，乏人問津；及至明末，方有藕益大師、憨山大師、明昱（yu）法師等之研求提倡，才稍稍振興；其後卻又告式微。至於民初，又有壹些佛學家，主要以白衣為首，大力倡導法相唯意識學，於是唯識學又再度引起大家研究的興趣。然這些唯識學者，他們研究唯識學的最初發心，是有鑒於禪宗在中國高度發展，而禪宗之末流則流於空疏、不精確、不確切、乃至不切實際之口頭禪，因此欲提倡法相精確之唯識學，以糾正禪宗末流之弊。這等發心原無可厚非，然而卻矯枉過正，只看到禪宗末流之弊，而不見禪宗正法之善；於是由本為救禪流之失，轉而壹心、全力地抨擊所有禪宗，乃至廣義的性宗，亦加以譏毀，這些學者的壹些出家弟子或再傳弟子，繼承其誌，發揚光大其說，大事“以相破性”這實在是對唯識之義，多有誤解及曲解所致。其實，諸有智者皆所***知，如來大法猶如“如來之壹體”而性相二宗，即猶如“如來之左右手”奈何眾生不解斯義，卻拿著如來的“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再“以雙手打頭”；這豈是如來說法之意？如來說種種法，豈是要使眾生執其所說之壹部份法，而互相鬥爭，互相是非？此實大悖如來說法之旨。蓋如來所宣說無量妙法，皆是以大悲、大智，依眾生根機，方便引攝，皆令入無上菩提之行，即所謂：“壹切法皆為壹佛乘故”可憐眾生愚昧，聞說妙法，不自修行，乃依我執我見，大起諍鬥，因而謗法、破法、譏毀正法者，所在多有。
由於唯識學歷代研究者少，可供參考的註解實在不多，且又多是文言文，再加上經典的本文及註解之文，皆深奧難解，因此現代人即使發心要學唯識，也困難重重。筆者（成觀法師）有鑒於此，壹來欲令佛弟子凡發心欲學唯識者，皆有門可入，至少於經論之文皆能解得，且於其旨得正信通達；二來，眾生若普遍能閱佛典、於其中得正信解，即不虞為惡知識所惑、所欺誑。三來，以此宣揚如來唯識正旨，令法界眾生普遍得正知、正信解；如來所說壹切妙法，實不互相違逆，亦不乖隔；以如來之法“前善，中善，後亦善”故；諸佛子於如來聖教，莫自鬥諍、莫起違逆之意，更勿興謗；應順佛教，信解奉行，滅度超越諸障：煩惱障、所知障、報障、惡業障、法障、魔障、直趨無上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