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載孔子誅殺少正卯壹案，其源頭是《荀子·宥坐篇》的記載，後來在《呂氏春秋》、《說苑》、《孔子家語》、《史記·孔子世家》等書中均有記載，說孔子為政七天就殺了“魯之聞人”少正卯，這裏不僅將孔子誅殺少正卯事予以坐實，更找出了孔子誅殺少正卯的深層理由:原來少正卯與孔子素來有隙，在孔子講學的時候，少正卯也授徒講學，而且學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講課處“三盈三虛”，好多次沒人聽孔子的課了。現代學者蔡尚思認為:荀況是離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記載應當是忠實的；漢以後許多學者都作了同樣的論述；清末尊孔子的梁啟超也不得不認為誅少正卯是孔子的壹個汙行；孔子與少正卯不僅是學敵教敵，還是政敵，而且主張“道不同不相為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並舉《左傳》中子產的兒子先寬後嚴將盜“盡殺之”而被孔子贊美為“善哉”的例子，說明孔子殺少正卯確有其事。（《不宜擡高孔子——評匡亞明的〈孔子評傳〉》）特別是“文革”時期，更是把孔子誅殺“法家少正卯”作為孔子的壹條罪狀。
但是從朱熹以來，特別是自清人閻若璩、崔述、梁玉繩、江永等人以來，以至當代楊景凡、俞榮根、匡亞明、錢穆等專家學者，均對孔子誅少正卯壹案，持否認態度。他們的觀點也相當有力，即:壹是孔子誅少正卯事僅見以上所列書籍，而不見《論語》、《左傳》、《春秋》等經傳，以為像孔子誅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壹點記載痕跡是說不過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壹大夫（孔子）而殺另壹大夫（少正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春秋時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設想的。因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並且他堅決反對輕易殺人。如季康子提出“殺無道以就有道”的問題時，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對，說“子為政，焉用殺”。孔子的後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還認為:“孔子在魯任官時，軍政大權操於季氏三卿之手。孔子雖任大司寇，仍須聽命於季桓子，不能想象越過季桓子任意殺人。”因此，他們得出了壹致的結論:“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孔子所能為，非孔子時所需為”。更有尊孔者，甚至認為連少正卯這個人也是虛構的。還有的以為“誅”字在古代可以釋為“責”字，孔子誅少正卯，實則是責少正卯。
我們還是需要將最早記載這壹事件的文字錄出。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於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荀子·宥坐》）
對於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項罪狀，孔穎達在《禮記·王制·疏》中，有過這樣的解釋:“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改變；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眾；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寫過《論衡》的王充，還記有孔子與少正卯交惡的具體根源:“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並字訓對峙，對立，即唱對臺戲）。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門人皆惑。”是說少正卯的名氣與孔子的差不多，他也開門辦學，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學生除了顏淵都曾跑到少正卯那裏去聽課，“三盈三虛”。
對於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場面，《孔子家語》中說“戮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夠可怖的，殺罷，還要陳屍於朝廷之上三天，以擴大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