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立，即是不偏向任何壹方。其前提是，各種善觀念不存在認識論上的對錯之分，而僅僅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表達。這種中立（neutrality）觀念來自西方宗教流血沖突所引出的“寬容”觀念。
所謂“寬容”（toleration），壹是不同善觀念持有者之間的寬容，壹是國家對所有善觀念持有者的寬容。寬容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內容，即僅僅行為上不侵犯、不幹涉對方的權利就可以，至於內心動機上是否贊同對方、厭惡對方在所不論；只要尊重對方的人格，妳完全可以反對對方，甚至痛恨對方，而且正因妳的厭惡和痛恨方顯妳寬容的高貴。伏爾泰說：“我堅決反對妳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妳發表觀點的權利”，這就是高貴的寬容。
“國家道德中立”與“最小國家”或“有限國家”的口號有某種壹致性，它們都是出於對國家深深的不信任，不相信國家能夠自我約束，自覺公正地運用權力。把道德教化大權交給國家，誰能保證不會發生濫用權力、壓制人性、扼殺思想的事情發生？國家是暴力壟斷機構，而執握權力者也是人，誰能保證他們就比其治下公民更高尚，而不會假公濟私，利用權力謀已之好？國家對善以及善解釋權的壟斷有可能制造出最大的惡，至善轉化為至惡的例子不勝枚舉，不是善本身轉化為惡，而是求善者的權力轉化為惡。權力這玩藝兒，危險之至。自由主義決不反對求善，倒不如說，它時刻警惕著以求善之名所行使的權力，對權力極端不放心。
有人也許會提出，以國家具有的權威、動員能力、傳統資源，由國家帶領人們追求某種道德目標，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啟迪人們的心靈，灌輸給人們關於善生活的知識和理想，不是更有效得多嗎？可是，道義論自由主義者認為有二個原因要求國家在善道德上保持中立：第壹，善觀念的多元性使國家對任何壹個善觀念的偏向都會損害到其他善觀念的追求者，造成不公平的對待諸善觀念。第二，國家對善道德的強要求幹涉了公民對生活的自主權利，迫使公民按照國家認定的善觀念生活本身就是壹個惡。
可是，國家道德中立論從壹開始就受到反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本身許多人物的批評。批評之壹是，國家對各種價值觀念的競爭放任不管，任其成敗和自生自滅，是否會使許多優秀的價值成為歷史博物館中的東西？國家與所有目標追求無涉是否不僅會喪失許多優秀的價值，而且會危及自由主義在與其他主義競爭中的優勢？
對國家道德中立立場提出批評最激烈者反而是自由主義內部的壹些人。隨上世紀七十年代羅爾斯、奧克肖特分別在美英提出國家道德中立論而引發壹場政治哲學大討論以來，自由主義內的兩方人物出版了大量書籍和文章為各自立場辯護。
其中，1991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加爾斯頓《自由主義的目標》壹書開宗明義便指出，自由主義的國家不能被理解為是無目標的、中立的“公民社團”（奧克肖特），或是可以不受約束地表達差異的競技場。自由主義並非無偏向性的，並非完全容忍所有的多元價值，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多元性。自由主義必須拒絕中立性，公開追求某些善觀念。
作者指出，他不僅關註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實踐，而且關註自由主義社會的道德文化，以及兩者的關系。他之所以反對國家道德中立，是由壹些引人註目的現象所喚起的，這些現象包括犯罪率上升，毒品泛濫，家庭崩解；有效的公***教育幾乎垮掉；人們在公***和私人事務上的貪婪和短視；政治意識的持續衰降和政治犬儒主義的持續攀升；以及美國人生活的原始部落化和野蠻化，等等。
如此激烈的反對國家價值中立，是否還能堅守自由主義的根本立場？加爾斯頓指出，美國人天生地害怕專斷權力，恐懼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迫害，因此設置權利以抵制侵犯。這種害怕和恐懼過了頭，以至有消弱國家而不能保護我們權利的危險。政府太弱而不會威脅到我們自由，可是政府太弱又會保護不了我們的權利，更不用說增進我們的***享目標。
反之，如果政府足夠強而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權利並增進我們的目標，又會有難以控制的危險。這是壹個兩難困境，不可能壹勞永逸地獲得解決，並永遠驅除。關鍵的是要喚起公眾對太弱國家和太強國家的同等意識，將權力的危險與權力消弱的危險公平地相比較。自由主義將限制國家以保護個人權利作為首要考慮，但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不僅僅是來自國家權力，還有其他原因，若壹味強調對國家權力的限制會放任其他侵犯個人權利的原因。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即是如此，若片面強調自由，會放縱強者對弱者的侵犯，富者對貧者的傷害。如果把自由主義狹隘地（象哈耶克那樣）理解為僅僅抵制國家權力的侵犯，而不是抵制所有強力、勢力的侵犯，就會使自由主義缺乏說服力，缺乏它的真正中立性和公平性。
同樣，如果片面強調對國家道德作用的限制，也會消弱自由主義的說服力。片面強調自由，會導致所有約束的松落；片面強調中立，會使美德和優秀價值孤軍奮戰。強調價值無對錯，並不等於各種價值和生活方式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強調各種價值的私人性（民間性），並不等於不能在公***領域裏向人們推薦某些優秀的價值和某些高貴的生活方式；強調任何善觀念的特殊性，並不等於否認某些善觀念代表了人類公認的傳統美德，可以為所有人***享。
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論者，將公認的傳統美德的維護視為“西方中心”、“男性中心”或“中產階級價值”的霸權，將對某些善觀念的偏愛壹律視之為偏見，要求國家對這些價值保持中立，克制對個人善觀念的構成給予公***判斷的強迫。
而傳統主義者，包括自由主義的傳統主義者，針鋒相對地指出，某些調節個人選擇的核心原則和美德對於維持社會凝聚和得體（decency）是根本性的，為什麽就不能使法律、公***教育、法官和陪審團偏向它們？這兩種立場的對立不僅發生於思想界，而且發生於政治競選中，更發生於公民社會幾乎所有領域的爭論中，整個美國被這兩種觀點撕裂，以至J.D享特稱之為壹場“文化戰爭”。壹方害怕若是國家步入道德監護者（更不用說道德強求者）的角色，個人的權利就有可能被危險的國家所剝奪；另壹方則認為，若是不作出善惡、好壞、允許不允許的區分，放縱個人自由選擇，則會有瓦解社會，摧毀人們信仰的危險。
雙方皆有自己的理由和根據，皆有自己的理論資源，支持者勢均力敵，毫不妥協，動用壹切能動員的力量去打贏這場戰爭。有人甚至這樣說道：“我們正處於價值的內戰，勝利者的戰利品是下壹代——我們的子女和孫輩”。“這是意識形態的戰爭，是觀念的戰爭，是我們生活方式的戰爭。打這場仗和真槍實彈的作戰壹種，要全力以赴。”
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對立的分裂？這是壹個真正二律背反的道德處境：雙方皆有站得住腳的理由，但壹方的獲得必會導致另壹方的損害，在他們之間沒有過渡的地帶，沒有調和的余地。壹個讓人充分討論和爭論的國度裏，必會發生此分裂，這不是壹個特殊國家裏的特殊問題，而是人類普遍性困境之壹。不要企圖彌平此兩難困境，而是正視它，讓問題充分得到討論，讓雙方都有機會去為自己的立場申訴。國家不是沖突的仲裁人，而是沖突的某壹方，壓制沖突本身就卷進了沖突，國家本身也處於兩難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