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
房、杜，即房玄齡和杜如晦，二人輔佐唐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後世根據二人的從政特點——房玄齡多謀，杜如晦善斷，而有“房謀杜斷”的說法。姚、宋，即姚崇和宋_，他們二人是唐玄宗時期的名相，“開元盛世”的出現，與二人所做的貢獻密不可分。唐代詩人元稹在《連昌宮詞》中就說道：“姚崇宋_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
。”
壹、“救時宰相”姚崇
（壹）武後、睿宗時期兩次入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唐代陜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人，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生於壹個官僚家庭。他自幼好學，通過科舉而入仕為官。姚崇壹生三次入相，首次是在武則天時期。武則天作為中國歷史上唯壹的女皇帝，很重視人才，頗有些貞觀遺風。萬歲通天元年（696），契丹侵擾河北，形勢危急。武則天讓朝臣上書，提出應對的策略。在閱讀群臣的上書時，她發現姚崇對問題的剖析十分周密，觀點精辟，於是破格提拔姚崇為夏官（即兵部）侍郎。姚崇自此躋身朝廷重臣之列。
姚崇沒有因受到武則天的賞識器重就變得“媚上”，而是依舊直言敢諫。當時，他對武則天鼓勵告密、重用酷吏、濫施刑罰、殺戮無辜之事十分不滿，其他官員或許也有意見，但不敢說出來，怕丟了官職。姚崇則尖銳地指出：“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
羅織罪名，猶如“黨錮之禍”，可見問題的嚴重性。對於姚崇的尖銳批評，武則天還是頗有肚量的，不但不怪罪，反而高興地說：“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
於是賞賜姚崇白銀1000兩，以示鼓勵。
姚崇為人正直，不畏權勢，聲譽很好。698年，武則天下令任命姚崇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這是姚崇第壹次做宰相，輔佐武則天處理軍政事務。
當時，晚年的武則天最寵幸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人仗著武後的寵信而飛揚跋扈，連武承嗣、武三思這些武氏家族的權貴勛戚都讓其三分，稱他們為五郎、六郎。然而，姚崇卻不買他們的賬。張氏兄弟對姚崇很忌恨，於是便在武則天面前反復挑唆和中傷。結果，武則天對姚崇漸漸疏遠，甚至不再信任。最終姚崇被外放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後改任靈武道安撫大使。
唐睿宗繼位後，於景雲元年（710）拜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這是姚崇第二次入相。當時，睿宗無能，太平公主幹涉朝政，諸王也掌管禁兵。姚崇和宋_壹起密奏睿宗，請求把宋王、豳王外放，將太平公主與駙馬安置在洛陽，收回岐王、薛王統領的羽林軍。不料，睿宗卻主動征求太平公主的意見，結果姚、宋二人被外放到地方任刺史。可以說，姚崇的這兩次人相，特別是第二次，正值唐朝政局比較混亂的時期，他沒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二）輔佐玄宗，成為“救時宰相”先天元年（712），睿宗讓位給李隆基，後者即唐玄宗。唐朝歷史進入了開元時期。當時，政局並不安穩，武後以來的皇親國戚大多身居要職，朝官相互勾結。
1.提出治國十策此時姚崇正在同州刺史任上。玄宗深知姚崇的才幹，於是密召他回朝。姚崇曾兩次入相，深知中宗以來，朝廷弊政很多，必須切實進行改革。於是，他向玄宗提出了自己_過深思熟慮而得出的十條建議：第壹，治國理政應以仁愛寬恕為本，不以嚴刑峻法威懾臣下。第二，在三十年內，不再追求邊功。第三，法律面前不論親疏，冒犯憲綱者依法處理。第四，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第五，除租庸賦稅以外，杜絕壹切苛捐雜稅。第六，皇親國戚不擔任禦史臺和三省中樞等中央要職，罷免斜封、待闕、員外等官。第七，君主對大臣應待之以禮。第八，鼓勵直言進諫，臣子可以犯顏直諫，不得因此而隨意處罰。第九，杜絕營造佛寺道觀。第十，要接受外戚幹政的教訓，禁止外戚執政。對這十條建議，玄宗欣然接受，並立即任命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這是他第三次做宰相，也是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壹次。而姚崇提出的十條建議就成為他任宰相後的從政目標，也是開元時期的施政綱領。
2.整頓吏治姚崇人相以後，大力整頓吏治，做到任人唯賢，嚴格銓選制度，根據才能授予官職。開元二年（714），申王李成義未經批準，私自奏請玄宗，要把自己府中的閻楚_由錄事（從九品）破格提拔為參軍（正七品上）。李成義雖然是皇親，但這種私人請托而任官的做法，和以前的“斜封官”並沒有區別。姚崇知道後，立即上奏玄宗說：“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
。”
由於姚崇極力反對，據理力爭，最終迫使玄宗收回成命。從此，私自請托的歪風逐漸被遏制。姚崇的吏治思想，還體現在他所寫的《五誡》中。《五誡》包含《執秤誡》《彈琴誡》《執鏡誡》《辭金誡》《冰壺誡》，旨在告誡從政人員應該擁有怎樣的素養，如何在自己的崗位上保持壹顆赤子之心。“正直”“明廉”“謹身”是書中所體現的三個主旨詞，其中不少內容至今仍有借鑒意義。比如文中告誡官吏要“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要“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要“不差毫厘，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等等。實際是向官員提出道德規範。姚崇不僅嚴格要求別人，身為宰相的他也是躬身力行。曾和姚崇不和的張說，後來在給姚崇撰寫碑文時也說他“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故每到壹處，“必_庶風偃，驁狠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
3.捕蝗救災姚崇還是壹位具有無神論思想的唯物主義者。他反對“天命論”，而主張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這在他主持捕蝗救災壹事上有著突出表現。開元三四年間，山東（時指崤山以東地區，大致包括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連續發生嚴重的蝗災。當時，蝗蟲漫天橫飛，所到之處，禾苗壹掃而空。但在“天命論”的影響下，人們都認為這是上天的警示，很多百姓甚至祈禱蒼天顯靈，救民於水火，而對於蝗蟲則眼睜睜地“坐視食苗不敢救”。朝臣也是議論紛紛，“皆以驅蝗為不便”。面對此景，姚崇上書玄宗，積極主張捕殺蝗蟲，指出“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只要人們齊心協力，盡力捕殺，蝗災壹定會消除。為了打消玄宗的疑慮，堅定他捕殺蝗蟲的決心，姚崇還堅定地表示：“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敕，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
。”
壹席話，讓玄宗放了心，於是放手讓姚崇捕蝗，甚至說“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撲蝗之事，敢議者死”。
來源：月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