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孟子的“仁者無敵”思想

孟子“仁”論的兩面性與終極旨歸摘 要：孟子的“仁論”具有兩面性：壹方面用“王道”反對“霸道”，體現出道德至上的觀念；另壹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訴求，即追求壹種長期性的、終極性的大利。為理解孟子仁論的這種兩面性，需要把功利分為物質的與精神的兩個方面，孟子宣揚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終極目的在於以道德幹政。他的“仁政”說試圖提供壹套能夠使執政者統壹天下並長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獲利。關鍵詞：孟子；仁；道德；功利作者簡介：張燕嬰（1974-），女，回族，河北雄縣人，文學博士，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編輯部副編審，從事先秦文獻與思想史研究。中圖分類號：B2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504（2007）04-0046-05 收稿日期：2007- 05-10功利的思想來源於人類的需要以及對需要的滿足。而人類的需要，按照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分析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1](P40-54)。前兩種需要主要體現為物質性的對象，而後三種需要則明顯表現為精神性的對象。相應的，滿足人類各層次需要的功利也應當包含物質性的和精神性的內容。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功利”壹詞不僅指向物質性的內容（小者如錢財、官爵，大者可以是獲得國家統治權乃至平定天下），同時還包括精神層面的內容，如“仁”學思想帶給人類的滿足感、精神超然於現實環境的束縛而享受的自由等。本文嘗試以“功利”的思想來解讀孟子的“仁”論。說到孟子，傳統的倫理學著作認為他是超功利的，朱伯_先生在《先秦倫理學概論》中所持的就是這種觀點[2](P69)。還有研究者稱，孟子“講的利概念，不僅僅是個人利益，而且也指不同國家的利益了。孟子批評講利，不僅是抨擊講個人利益，而且也抨擊講以君主為代表的國家利益。孟子認為，作為壹個有誌平治天下的君子，就不應該對掌握大權的君主們講利”；又稱：“孟子堅持仁義的原則，而不問是否有利益，從根本上說是正確的”；但同時又說：“其實，孟子也未嘗不知仁義本來是可以帶來利的。仁義當頭則天下愛和，不會出現遺其親、後其君的局面，就是在講仁義所必然帶來的利”，還說：“孟子所說的仁義具有利民的實質”[3](P177,178)。這樣看來，孟子的“仁義”論其實是既不反對個人利益（包括國君的安於其位和百姓的生活幸福），也不抨擊國家利益的。今人認識上的矛盾源自孟子本人“仁”論的兩面性，對此有必要加以澄清。壹、孟子“仁”論的兩面性孟子是壹個以“正人心，息邪說，距_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滕文公下》，本文稱引《孟子》僅註篇名）為自任的人，他對於當時存在和活躍著的異於儒家思想的其他學派的思想，都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墨家作為當時學術界除儒家之外的又壹“顯學”，自然不能幸免。孟子評墨家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盡心上》），這壹方面的確指出了墨家自苦、力行的特點，另壹方面則表現了孟子本人對墨家價值觀的否定，他曾經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同上），孟子認為聖君與大盜之間的區別，全在“為善”和“為利”的不同上。與“利”相對的“善”，在孟子那裏就是“仁義”。這種“仁義”與“利”不可兩立的認識在《梁惠王上》篇中可以壹目了然地看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_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_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事的背景，據《史記·魏世家》記載是：“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於髡、孟軻皆至梁”。當時的梁惠王正處於新敗之後①，他招賢的目的就是希望遊說之士為魏國的利益出謀劃策，重振國威，報仇雪恨。因此，他見到孟子後的第壹句話就問：“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此，焦循《孟子正義》註曰：“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強兵也”[4](P36)，正說中了梁惠王求賢於天下的意圖。而孟子則認為“利”是壹切禍害的根源，會引起人們之間的爭奪，直至國家危亡——“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因此面對梁惠王殷切的請教，孟子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並列舉國家自上而下都汲汲求“利”的危害很可能就導致政權的傾覆。更有“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從這段話來看，孟子嚴格區分“仁義”和“利”的目的是要維護等級秩序和人倫關系，他倡導“去利”和“懷仁義”，反對強調“利”的言論。這是孟子“仁”論與“利”相對立的壹面。但是細讀《孟子》壹書，我們卻發現這樣壹個事實：壹方面是如上所述的這種極力批判“利”的言論；另外壹方面則是，孟子在向國君們遊說時，卻又大力宣揚施行仁義可以獲得的“利”，諸如“仁者無敵”（《梁惠王上》）；“仁則榮，不仁則辱”；“以德行仁者王”（《公孫醜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公孫醜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離婁上》），等等。因此可以說，鼓吹“仁者”可能獲得的功利則是孟子“仁”論的另壹面。顯然這兩面充滿了緊張關系。產生這種緊張關系的背景正是戰國中期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需要。戰國中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對峙的局面還沒有結束，當時壓倒壹切的問題是由誰來統壹天下。各個諸侯國的當政者，誰也不願把自己的國土和人民拱手讓給別人，而是垂涎於別國的土地，希望有朝壹日自己將別國的土地和人民據為己有。所以，當時各諸侯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諸多措施，都要首先服從於戰爭的需要。而作為思想家的孟子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需求環境中，其思想也必然帶有環境的烙印，必須適應社會普遍求利的主旋律。只是孟子“仁”論的功利卻不是圍繞戰爭展開的，因此他提供的功利內容與國君普遍追求之“利”也形成了壹種緊張關系，但這種緊張也使孟子“仁”論獲得無限的張力：順應社會普遍求利的大趨勢，以“仁”論的功利取代當時流行的“利”。請看下例：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孟子使用“天爵”這樣壹個充滿功利色彩的術語來定義“仁義忠信”等道德律，相比之下“公卿大夫”這樣的社會地位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利祿等都只是“人爵”，在這樣的價值等級對比中突出顯示屬於道德的功利：“仁義忠信”的功利永遠高於屬於利祿的功利。孟子還指出，“人爵”會隨著“天爵”修養的好或壞（以及能否保有）而到來或喪失，這就更強調了道德（“仁義忠信”）對於當時世人所追求的現實功利（“公卿大夫”）的決定作用。再看下例：來源：求是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