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認為最高明的戰爭方法不是百戰百勝，而是不用戰爭就能夠使敵人屈服，因為戰爭是耗費國庫的行為，是關乎國家興亡的大事，不可以不慎重為之。
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戰爭是敵我雙方的事，不但我的行為影響成敗，敵的行為也影響成敗，所以在清楚地了解敵我的情況下往往可以取得勝利。
三、爭取主動的地位。讓自己處於主動，敵人被我調動，這樣敵軍就處於劣勢。
四、避實擊虛。避開敵人的鋒芒，尋找敵人薄弱的地方集中兵力攻擊之。
五、用兵不厭詐，能夠欺騙過敵人。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用而示之不用，不用而示之用。
孫子兵法的開篇為“始計第壹”講到在軍事上必須“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體現出孫子用兵之道乃“以計為首”。現代社會戰爭已較為少見，但“商戰”卻愈加無情與慘烈，要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同樣是“不得不察也”。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經濟處於賣方市場，很多商品均呈現短缺狀態，企業愁的是資金與產量不足，無需太顧及市場的反映。而隨著經濟迅猛發展，企業間的競爭遍及產品質量市場占有等各個方面，而要使企業能夠適應這種競爭，經營者必需從產品選擇定位，內部各種機制的建立，市場的開發與跟蹤等各方面都要彈精慮竭，針對不同的對象，采用不同的計策，因時而變，因地而變，甚至因人而變，稍有不慎，則禍及企業，與“兵道”比較，實際上現代商業角逐同樣是智慧之爭了。
現代商業機會不可謂不多，但並非每個機會都能創造財富而利於企業。如何去捕捉住有利的機會呢？孫子兵法中“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提出了壹個關鍵的問題；未戰之前，壹定要做周密的分析、比較和謀劃，“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現代的商業機會多，誘惑大，但如果不經細致的分析策劃，對於經營目標、經營的計劃、方針以及實施程序、各項監管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做好謀劃，做到心中有數，操之有度，才能使這些機會真正成為企業經營的利益。
“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這對現代企業的領導人同樣也是根本素質上的要求。試想壹個企業的負責人，如果不懂經營，不知趨利避害，那麽這個企業絕對難以生存與發展。同時，企業的領導人必需在人才的搜羅選擇與使用上有深刻的認識。“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我們選擇與使用人才，現在都講究以個人綜合素質的要求，作為用人之道，必需因人而異，因才而用，以適當的人選去承擔適當的責任，做到人盡其才，而企業才能因這些人才充分發揮出聰明才智而得益。同時，企業領導人也應努力提高自己選人用人的技巧，提高駕馭企業的能力。“將者、智、信、仁、勇、嚴”。“智”能發謀：有智者，當能多謀善斷，抓住機遇，做出戰略安排，使企業這艘船能沿著正確航向駛向發展壯大的目的地。“信”能賞罰：通過嚴密的規章制度，約束企業的每個運行環節，有功者賞，有錯者罰，賞罰嚴明，達到“治眾如治寡”的境界，那企業團隊精神合壹的競爭能力必然大增。“仁”能服眾：治理企業，當以誠信，公正待人處物，這樣才能使同事員工心系企業，***同努力工作，言與行服從於企業的利益。“勇”能果斷：現代商場如戰場，機會稍縱即逝，有時真的容不得優柔不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當然也不能“勇”字掛胸前，不審時，不度勢，胡亂決策釀成錯誤。“嚴”能立威：現代企業，靠的是規章制度的框架支撐，但並非有了規章制度就萬事大吉，要靠嚴格的執行去保證規章制度的落實，而且領導人的“嚴”，還體現在處事公正，不因親疏遠近而處事有別，這樣的“嚴”才能立“威”，才能保證威信的建立與運用得當。我覺得上述這些“將”的素質要求同樣可以作為對現代企業領導人的素質追求。
兵法提出軍爭中應對道、天、地、將、法，“五事”，主孰有道？將孰有能？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的“七計”相等於現代企業的投資策劃，綜合分析，可行性研究和風險分析等相壹致。孫子的“道”列首位無異於現代企業的發展戰略的制定必需符合客觀實際。企業綜合要素和科學民主決策，同時兵法中提示的“仁心為本”、“佐以權謀”、“水形兵勢”、“將為核心”這些系統的觀點，完全與現代企業參與商業競爭時所必需具備的人才、智慧、誠信、謀略，對商業形勢變化的掌握和準確分析等綜合要求壹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