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捕蛇者說》，出自於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詩詞歌賦名篇。文本抓住蛇毒與苛政之毒的聯系，巧用對比，通過捕蛇者與毒蛇之毒來襯托賦稅之毒，突出了社會的黑暗。下面是其原文和翻譯，歡迎閱讀：
捕蛇者說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壹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壹歲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翻譯：
永州的野外出產壹種奇特的蛇，(它有著)黑色的底子白色的花紋;如果這種蛇碰到草木,草木全都幹枯而死;如果蛇用牙齒咬人，沒有能夠抵擋(蛇毒)的方法。然而捉到後晾幹把它用來作成藥餌，可以用來治愈大風、攣踠、瘺、癘，去除死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起初，太醫用皇帝的命令征集這種蛇，每年征收這種蛇兩次，招募能夠捕捉這種蛇的人，充抵他的賦稅繳納。永州的人都爭著去做(捕蛇)這件事。
有個姓蔣的人家，享有這種(捕蛇而不納稅的)好處已經三代了。我問他，他卻說：“我的祖父死在捕蛇這件差事上，我父親也死在這件事情上。現在我繼承祖業幹這差事也已十二年了，險些喪命也有好幾次了。”他說這番話時，臉上好像很憂傷的樣子。
我很同情他，並且說：“妳怨恨這差事嗎?我打算告訴管理政事的地方官，讓他更換妳的差事，恢復妳的賦稅，那怎麽樣?”
蔣氏(聽了),更加悲傷，滿眼含淚地說：“妳要哀憐我，使我活下去嗎?然而我幹這差事的不幸，還比不上恢復我繳納賦稅的不幸那麽厲害呀。(假使)從前我不當這個差，那我就早已困苦不堪了。自從我家三代住到這個地方，累計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可鄉鄰們的生活壹天天地窘迫，把他們土地上生產出來的都拿去，把他們家裏的收入也盡數拿去(交租稅仍不夠)，只得號啕痛哭輾轉逃亡，又饑又渴倒在地上，(壹路上)頂著狂風暴雨，冒著嚴寒酷暑，呼吸著帶毒的疫氣，壹個接壹個死去,處處死人互相壓著。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裏的，現在十戶當中剩不下壹戶了;和我父親住在壹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兩三戶了;和我壹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遷走了。 可是我卻憑借捕蛇這個差事才唯獨存活了下來。兇暴的官吏來到我鄉，到處吵嚷叫囂，到處騷擾，那種喧鬧叫嚷著驚擾鄉民的氣勢，(不要說人)即使雞狗也不能夠安寧啊!我就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我的瓦罐，我的蛇還在，就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餵養蛇，到規定的日子把它獻上去。回家後有滋有味地吃著田地裏出產的東西，來度過我的余年。估計壹年當中冒死的情況只是兩次,其余時間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哪像我的鄉鄰們那樣天天都有死亡的威脅呢!現在我即使死在這差事上，與我的鄉鄰相比，我已經死在(他們)後面了，又怎麽敢怨恨(捕蛇這件事)呢?”
我聽了(蔣氏的訴說)越聽越悲傷。孔子說：“苛酷的統治比老虎還要兇暴啊!”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現在根據蔣氏的遭遇來看這句話，還真是可信的。唉!誰知道苛捐雜稅的毒害比這種毒蛇的毒害更厲害呢!所以(我)寫了這篇“說”,以期待那些朝廷派出的用來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創作背景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後，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記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征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因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革新運動壹百四十多天後失敗，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以“貶時弊與抒孤憤”。
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祖籍河東（今山西省芮城、運城壹帶），世稱柳河東，柳出身於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誌。唐德宗貞元九年（793）進士，曾任集賢殿正字、藍田尉、監察禦史裏行等職。順宗時，官禮部員外郎。他參加了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反對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王叔文失敗後，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調任柳州刺史，病逝於任所，因又稱柳柳州。
賞析
揭露現實
《捕蛇者說》揭露了當時“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的社會現實。文章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說依次刻畫描寫，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敘事開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議。全文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處處設比，文風委婉曲折，波瀾縱橫，脈絡清晰，層層遞進。
內容索引
內容結構上，作者以“蛇”為線索，步步深入地展開文字。全文以蛇開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產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說的順序步步遞進，最後得出結論。雖然題為“捕蛇者說”，卻不徑從蔣氏敘起，而從“永州之野產異蛇”下筆。
筆鋒奇異
寫蛇，飾之以“異”，使人醒目動心，便於為下文決口導流。寫蛇之“異”，由外及內，從形到質。寫性之異，壹為有劇毒：“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之者”。“盡死” 、“無禦”極言蛇毒之烈。壹為大利：可以去毒療瘡治病。
寫性異，分出相對立的'大毒大利兩支，再以“賦”將這兩支紐結起來。因有大利，才會造成“太醫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為醫家所重，為太醫所重，更見其功效之大。正因為被皇家的醫官重視，才會“以王命聚之” 。“王命聚之”，不僅說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劇毒，壹般地求之不得，買之不能，非以最高權力的“王命”不可。
可是，雖令出於帝王，也不過“歲賦其二”，仍然不容易得到，這更顯示了人們害怕毒蛇的程度。正因為皇家既要蛇，又不易得到蛇，才迫使官府采取“當其租入”的辦法。
租，是王室賴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借以保命之物。納租，屬於王事；征蛇，出於王命。由於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壹致，這才出現了“ 當其租入”的措施，將兩種本來毫不相關的事物聯結起來。這壹聯結，也就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線，為將蛇毒與賦毒比較立下了伏筆。
寫作藝術
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由蛇寫到捕蛇，由捕蛇者寫到捕蛇者說，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脈絡清晰，層層遞進。作者以“蛇毒”為陪襯，通過反復對比揭示主題。
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善用襯托與對比以突出重點；表達方式以敘事為主，輔以議論點明中心，以抒情強化感染力。
寫作梗概
第壹部分即是第壹自然段，重點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點。
開頭至“無禦之者”，極力刻畫出蛇的毒性異常，令人聞之色變。接下來至“殺三蟲”寫出了蛇的功用異常。而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運悲劇的重要原因：封建統治者征集異蛇，每年征收兩次，可以抵消應繳納的租稅。作者僅用“爭奔走”三個字，就寫出了永州百姓爭先恐後、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懼怕原因即繁重的賦役。文章開篇即寫毒蛇之害以襯托重賦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賦，蔣氏之祖、父死在這上頭，而蔣氏卻甘願幹此差事，襯托出“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
第二部分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寫捕蛇者自述悲慘遭遇，筆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說蔣氏“專其利三世矣”，但這是以他祖父、父親的死於非命和自己的九死壹生為代價的，不能不說是壹大諷刺。既然這樣，好心的作者準備幫他解決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蔣氏“大戚”，並“汪然出涕”，開始了沈痛的陳述。蔣氏的這番話大致有以下幾層意思：壹是恢復他的賦役將會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居住長達六十年，親眼看到同村的人因為繳納賦稅，背井離鄉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為捕蛇才得以僥幸生存下來；三是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時飛揚跋扈，到處叫囂，到處騷擾，弄得雞犬不寧；四是說自己願意壹年當中冒兩次生命危險去換取其余時間的安樂。
第三部分即文章結尾段，是議論和抒情的完美結合。作者聽完蔣氏的話後，深受震動。引用孔子的話可謂恰到好處，由“苛政猛於虎”類推出“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乎”這壹結論，並且用“蛇毒”襯托“賦毒”。“故為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則是作者寫作此文的根本目的。從中可看出作者的無奈：自己如今位卑權輕，無能為力，只有寄希望於那些視察民風的封建官員。卒章顯誌的同時也增強了文章情感上的感染力，讀來令人倍感憤懣。
蔣氏的這番話，繼續運用對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親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臥”和鄉親們的驚恐相對比；以他“壹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確實“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文章從多角度進行對比，從各層面揭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死亡與生存的對比：文章以其鄉鄰60年來由於苛賦之迫而“非死則徙”的遭遇與蔣氏“以捕蛇獨存”的狀況作對比，觸目驚心地表明“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鄉鄰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蔣氏“壹歲之犯死者二焉”。諸多對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