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認為人的快樂，沒有比身體無病而心無憂，我就沒有這二人了。但是人有這樣的連接在我面前，那麽我怎麽能夠保全自己快樂嗎？所以到該蓄好藥，有追求的是與他，而尤其喜歡釀酒給客人。有人說：“妳沒有病卻藏有很多藥，不喝，很多釀酒，犒勞自己認為人，為什麽呢？”我笑著說：“病人吃了藥，我為他身體輕；喝酒的人被困在酒，我為之狂熱到，這是專以自己做的。”
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每天給三升酒，他的弟弟靜問：“待詔快樂嗎？”說：“待詔什麽音樂，但美酒三升，很值得留戀罷了！”現在嶺南法不禁止飲酒，我已經可以自己釀造，每月使用壹斛米，得到酒六鬥。但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又以酒給我，我估計他們所獲，大約比東臯子了。可是東臯子自認為“五鬥先生”，是太陽給三升，救援人無暇，怎麽能和客人嗎？如果我的，於是每天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部中了。
東臯子與仲長子先遊，喜歡養性服用，預刻死的時候為自己墓誌，我是朋友的人在千年，就差不多了。
原文：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壹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吾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余前，則余安得全其樂乎？
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余既得自釀，月用米壹斛，得酒六鬥。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余，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鬥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余蓋友其人於千載，則庶幾焉。
蘇軾撰寫本文的時候，正是他歷盡波折、貶居廣東惠州之日。長期的貶謫生涯，南北奔走不定的困苦，使他身心都蒙受極大的損害。此際，他已60高齡，萬死投荒之余，不得不承認“身無病而心無憂”這兩種人生樂事是與自己無緣的了。他屢遭貶謫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早年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卷入黨爭的漩渦中，但惹禍的卻往往是所作的詩文。政敵們挑出他詩中的個別語句，加以歪曲誣捏，羅織成罪。
所以，當他貶到惠州之時，弟弟蘇轍以及朋好相識者都紛紛來信，要他痛戒作詩，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再起風波。他也自知危機常在，詩文不敢多作了，惟有飲酒以排遣這痛苦的日子。可是自己雖好飲而沒有酒量，無法從中獲得最大的樂趣，於是惟有常常施藥與人和請別人飲酒，這樣便可在別人無病和得到“至樂”時，他自己就感到開懷酣適，仿佛得到與己無緣的“至樂”了。
東臯子王績是位縱酒不羈的人。他本不願做官，但為了能得到公家每日配給的三升美酒，才勉強幹下去。蘇軾倒會寬慰自己，他認為王績的酒連自用都不夠，而他自釀的酒，數量遠過王績，可以隨意用來招待賓客，賓客常樂而自己又得以酣適其中。這種自尋佳趣的作法，稍稍沖淡他貶居的痛苦心情。蘇軾常常用這種態度來對待現實生活中的不幸。這篇題跋行文委曲有致，通篇沒有怨嘆悲哀之詞，尤為難得。蘇軾的曠達灑脫的襟懷，與人同樂的人生態度，在這短文裏充分表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