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臨（約1042—1090），字與叔，號蕓閣。呂大臨時我國考古研究第壹人。他先後擔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發布。他壹生致力於學術研究，精通《六經》，尤其精通《三禮》。南宋時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說，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程顥稱贊其學問是“深潛縝密”，可見呂大臨學術造詣之深。
呂大臨自幼就受環境的熏陶，非常熱愛學習。青年時代就勤於治學，經常與兄長們探討古書中的問題。他在讀書和治學上，曾有壹些獨到的見解，仍可作為我們今天的借鑒。
他說：“讀文務以精熟背誦為主，誦之不差壹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粹之可取。”他的意思是，讀書必須背誦得非常熟悉，能背誦地壹字不差，才能知道文章的命題立意所在，有哪些精華可以汲取。不過，對於他的見解，我們應當這樣理解，青年人讀書當然不必凡書都要背誦，但對具有代表性的特別好的文章，精熟背誦還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背誦得越熟悉，才越能加深對文章的理解，領會它的精華所在，從而加以汲取。
他認為從事學術研究，不要走壹般人已經走過的道路，也就是不要重復前人已有的見解，而要尋找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遠的境界。歷盡艱難險阻，經過刻苦勤奮的鉆研，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才會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呂大臨正是這樣做的，終於成為壹位學術造詣頗深的學者。他深受張載哲學思想的影響，因而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學說。他更是娶了張載弟弟張戩的女兒為妻，使呂家與張載親上加親。
張載在倫理觀上有個重要觀點是“性善論”。他認為人和萬物都是“氣”之所聚，而“氣”本來的“天地之性”是純潔的，因此人應當修身養性，保持先天的善性，將社會建設成為壹個和睦的大家庭。張載認為，“天性”的道德的主要內容就是壹個“誠”字，他說：“君子誠之為貴”。呂大臨則在《克己銘》中說：“大人存誠，心見帝則”。他的意思是，應將“誠”看作是做人的最高準則。“誠”是古代儒學的壹個重要範疇，《孟子》和《中庸》都多次談到，指壹種崇高的精神境界。呂大臨所追求的就是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
呂大臨對待朋友，總要以誠相待。當時，他的朋友富弼，曾在朝廷作過多年宰相，本來政治上十分進步，曾和範仲淹壹起建議改革朝政，但後來政治上受了挫折，在家裏信起佛教，追求長生不老，以逃避現實。呂大臨了解到這個情況之後，即誠心誠意規勸富弼改正。他致信富弼說：古代的進步之士擔當大任的，都以聖賢之道醒悟人民，既成就自己又成就別人，怎能以官位之升降、體力的盛衰，而改變自己的意誌。現在人們懷疑儒家之道，而輕視禮義。因此現在為提倡儒道，革除壞的風俗，就要依靠您的力量。如果您將精力轉移，氣節改變，奉佛以求自己長生，這是山谷避世的人獨善其身的做法，完全不是世人對妳的期望啊！
呂大臨在信上直言不諱，對富弼逃避現實，只求個人長生不老，誠懇地提出了批評。這表現了他以壹腔熱血，為進步事業而奮鬥，積極追求用才於世的風貌。而富弼讀了這封信，也深受感動，覺得自己錯了，立即復信表示感謝。
張載創立的學派———“關學”的壹個顯著特點是“學貴致用”。呂大臨發揚了這個傳統。他並不是光鉆研學問，而十分註意關心國家大事。當時，很多做大官的任人唯親，對有才能的反而予以嫉妒。針對這種弊病，他主張改革用人制度，要選賢任能。他認為，治理國家，重在得人，只恐怕人才不足，何患於多呢？他指出當時選拔人才的流弊在於：本來人才十分缺乏，但卻用人不當，沒有才能而做官的到處都是，考察政績大都無所作為，有的甚至為害於民。因此，他竭力主張改革考試方法和學制，選拔真正有學識、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後還要勤於考察，勝任者留職或者提拔，不勝任者降職甚至罷除。他的這些改革主張，有的放矢，頗有見地。範祖禹以其勤奮好學，人品出眾，曾向宋哲宗推薦，任他為太學講宮，但未及抵任而逝，終年48歲。
呂大臨壹生著述其豐，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有《禮記解》十六卷，《大學解》、《中庸解》各壹卷。這些著作在宋明哲學史上有壹定的地位。除此之外，呂大臨還是最早對青銅器及其銘文進行了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的金石著作《考古圖》（十卷）體例嚴謹，收錄了當時秘閣、太常內藏等宮廷和民間38家收藏的青銅器、石器、玉器***238件，而且大都價值極高、造型精美，是青銅器中的精華。這本書和《考古圖釋文》已成為珍貴的文物資料，為我國現代考古學、古文字學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