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的劃分，與人的思想、地位、學識、性格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有關。朋黨中的成員之間多是親屬、師生、朋友的關系。這樣造成後果就是，各個朋黨在相爭之時，不會考慮對方在所討論的事情、所提出的觀點或解決的方法是否正確。而是壹味的 否定對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講原則。這對壹個國家而言，百害而無壹利。唐代最著名的朋黨之爭就是“牛李黨爭”，這場黨爭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本已不和諧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幾分混亂。
“牛李黨爭”中“牛”指的是牛黨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李”指的是李黨首領李德裕。
“牛李黨爭”緣起於壹場科舉考試。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舉行科舉考試。牛僧孺、皇甫、李宗閔三人在答題中對時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為上第。這觸怒了時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就在憲宗面前陳訴，說翰林學士裴、王涯在審查考卷時有徇私舞弊的行為。憲宗聞聽，勃然大怒，將裴、王、楊、韋四人免職貶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獲重用，被外放充當藩鎮的幕僚。事後很多人為牛僧孺等鳴不平，指責李吉甫嫉賢妒能。於是憲宗於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啟用被貶職的裴出任宰相。這樣，兩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現了初步對立的局面，但這時還屬於“牛李黨爭”的形成時期。在之後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兩黨勢力互有進退，壹黨在朝執政，就將另壹黨貶至朝外。 政治主張不同，是“牛李黨爭”的壹大特點。牛黨主張維護以進士科取士，而李黨對科舉制不滿，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李黨力主削弱藩鎮勢力，恢復中央權威，而牛黨則反對用兵藩鎮，主張采取妥協政策；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而牛黨卻極力反對。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到黨爭的不講原則性。精簡國家機構，利國利民，有何不可？牛黨明知是正確的，但這主張是李黨所提，不管有無可取之處，壹概否定。有個例子，更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鎮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請朝廷收復吐蕃占領的維州，當時形勢對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為相的牛僧孺卻堅決反對。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黨的杜 收復了維州，而在朝執政的牛黨人物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可見，黨爭的實質就是對人不對事。哪怕是完全正確的事，只要是對方提出來的，就要堅決否定。這哪裏是在為朝廷著想，為億萬蒼生著想呢？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毫無原則的義氣之爭。“牛李黨爭”，以宣宗朝牛黨當政而最終結束。
朋黨之爭，是繼南衙北司之爭後的另壹場統治階級內耗的爭鬥，而且曠日持久，朝野震驚，破壞了正常的議政、施政程序，擾亂了皇帝大政方針的制定。加之，各黨為了自己的利益，內連閹宦，外結藩鎮，使三股勢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們只知互相傾軋，置國家的前途於不顧，這樣的國家豈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