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有壹種不好的現象，原有範疇的研究發展很緩慢，而許多邊緣領域卻在不斷地擴張，如果能夠研究出紮實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創新的不多。凡是打著“最新”、“高級”、“核心”名義的論著，幾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級的東西，無法讀下去。這種風氣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現，本來有壹點思想火花，但壹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幾年關於網絡的研究，壹轟而起，雖然有所成績，但泡沫也太多了，驚人的預見、過分完美的想象、IT產業的廣告宣傳替代了嚴肅的研究，普及知識被擡高到學術研究的份上。鑒於這種情形，我認為深化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就是我們學科的創新。創新就在於深化研究，而不在於統計又增添了幾個“學”和幾個新名詞。
就新聞學而言，原來理論研究的基本範疇，例如新聞、新聞價值、客觀性、新聞真實、新聞媒介的職能、新聞法、新聞職業道德等等，雖然還有些論文談到，但這方面的文章逐年減少，好象沒有什麽可說的了。即使是世紀之交出版的新的新聞理論的教材，雖然努力想加些新東西，但新的畢竟不多。原因在於我們對傳統新聞理論的系統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領域確實取得了成績，但也有為數不少的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問題，但是“新就是好”的觀念（這個話並沒有說出來）走紅，管它呢！結果，出來的東西不過就是把新聞學常識重新組裝壹遍。
深化新聞學，除了要研究新問題和新現象外，對基本範疇的研究應該重新賦予較重要的地位，近年雖然這方面的文章減少了，但是從已發表的看，多數是有深度的，由於文章較為分散，發表的時間也不集中，尚沒引起學界的廣泛關註。如果壹個壹個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夠提出許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聞真實，業界把它概括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樣壹句比喻，現在它幾乎成了套話。如果學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學問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諒的。如果學界將新聞真實停留在“報道人物、事件、思想觀點，不僅言語和細節上要準確可靠，而且發生事實的原因和對事實的解釋也必須以事實為準繩”等等這樣的要求上，這不是研究。新聞真實與時效相關，與記者的認識能力和個人觀點相關，與媒體制度和新聞運作模式相關，與即時的政治氛圍和文化氛圍、民族傳統、宗教信仰、意識形態都有壹定的聯系，與新聞源和受眾接受時的誤讀也有關，對真假的判斷與價值判斷、利益關系也緊密相關，這些絕不是使用壹二個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負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說清楚的。如果每個新聞學的基本範疇都能有幾本確實深入研究的專著，那麽我們的新聞理論教材在“新聞真實”的章節上，才能真地說出幾條讓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認識。
我們現在是把新聞理論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裏的壹個點上挖下去，掘壹口井，湧出水來，然後再向四面擴散。從新的角度看舊的問題，需要有創造性的思維，這是學科進步的壹個標誌。
把我們司空見慣的新聞現象看透，這才是創新。例如新聞為什麽同質化、禮儀化，研究壹下不斷變化的新聞內容和基本不變的報道模式，仔細想想，原來它給予人們的主要不是新鮮的東西，其實質是不斷加固我們對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這是現代新聞生產組織的標準化造成的。而這種標準化在不同的國家和意識形態下，表現方式又是千差萬別的。這方面，只有個別文章談到，深化研究也沒提上日程。
《文匯報》去年7月18日發表壹篇文章《“勢利眼新聞”》（張金鈴），從尊重人權的角度，批評媒體只用幾十個字報道壹堵墻倒下砸死三個民工，而卻用半個版報道壹個海歸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該報另壹篇文章《新聞眼並非勢利眼》（周靖竹），則用新聞價值的基本理念為媒體的正常報道作了辯護。其實，這個問題就可以成為深化新聞價值研究的壹個起點。
關於傳播學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時引進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點也在於研究已有的傳播學基本範疇。有兩方面我覺得應該深化：
第壹，深化研究人家能夠得出這論那論、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視角。我們太不看重研究過程，這方面的譯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書出了壹大堆。這種書當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帶來壹種意料外的不好的後果，這就是人們接觸到的全是結論，如何得出的結論不清楚，當然也就會看輕研究過程了，大學生知道結論就夠了，但僅僅知道結論不利於研究生養成理論思維的習慣。現在正在組織翻譯壹批傳播學經典著作，我想，這對於改變人們重結論輕過程，可能會產生作用。
第二，側重研究已經被西方傳播學界的多數承認的各種假設，何種程度上能運用到我國的環境中。真理多邁出壹步就是謬誤，何況各種傳播學的“模式”和“論”均是理論假設，談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們現在的文章，相當多的結構是：傳播學的某“論”說了什麽，然後就作為依據論述中國大眾傳播方面有壹個怎樣的問題和應該怎樣，較少考慮這這些理論假設提出的環境、時代背景與中國的差異。
例如我們常用的“議程設置論”，其環境背景是各種新聞媒體可以自由報道任何話題，自行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選擇所報道的事實，因而媒體的議程設置是壹種客觀的結果，公眾也有較多的橫向信息的比較。如果媒體的議程設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眾只能看到某壹類信息源而另壹類信息源被封鎖，那麽根據人家在那種環境下得出的某些論點，分析這種情況下的媒體議程設置，就要對結論作出許多條件的限制。如果壹種客觀的觀察媒體活動特點的假設，被用於主觀的宣傳目的，頗有些悲劇的意味。
再如“沈默的螺旋理論”，它確實說明了某種大眾傳播中的輿論現象，依據這壹理論進行研究，用於什麽目的，存在著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宣傳觀的差別。提出這壹理論的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參加過納粹黨的活動，她的理論帶有對納粹經驗總結的成份。作者的這壹背景被揭露後，曾引起傳播學界的很大震動。應當承認，她對傳播學－輿論學的研究是有貢獻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論中含有驅逐少數人意見的成份。對於有過納粹宣傳經驗的德國和有過“文革”宣傳經驗的中國，需要特別提醒人們警惕，防止將這壹理論運用於對人民進行戈培爾式的宣傳。引導輿論存在著引導倫理問題，愚弄輿論最終是要受到懲罰的。
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較新的傳播學研究成果需要盡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礎上考慮如何在我國的環境中借鑒，例如“第三人傳播效果理論”、“議程融合論”等等。
就具體的研究課題而言，諸如“健康傳播”，在我國剛剛起步，目前我只看到壹篇文章，希望能夠成為新形勢下傳播學的壹個多少被人關註的課題。健康傳播、大眾傳播與兒童、大眾傳播與性別等等研究課題，具有全球的***通性，現在後兩個課題在我國有已有了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並沒有得到傳播學界的普遍關註。中國人口世界第壹，中國的傳播學研究要走向世界，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人類的貢獻可能很大，得到世界關註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礎理論的研究，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尚無法與別人在世界上競爭。鑒於這種情況，傳播學研究我想得分為兩個活動空間，壹個是加強國內的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這是提高我們總體研究水平的基礎；壹個是加強能夠與世界對話的具體課題的研究，諸如剛才提到的幾個全球***同關心的課題。
傳播學研究在中國能否研究出幾個“論”或“模式”，這是人們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學術研究不是生產工業產品，研究需要壹定的相對純粹的實驗環境，而我們缺乏這種環境，因而可能總結出壹些盡可能尊重新聞工作特點的傳播經驗，可以通過具體的量化調查得出某些我國體制下的媒體發展趨勢和受眾特點，但研究出多少帶有普遍性的傳播現象的理論假設是較為困難的。
現在我國傳播學研究中批判學派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壹下，歐美批判學派深刻思考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得過於成熟而面臨的問題；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處於起步階段，他們的思考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意義，但不宜直接用來批判這批判那。我國大眾媒介的發展，總體上不是市場經濟成份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立足於大眾傳播業的市場化建設（包括法治和職業道德建設），輔以批判，側重點不要發生偏差。但是，批判學派的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現在對我國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來說是缺乏的，我們現在簡單的邏輯推理式的文章較多，給人以深刻思想的東西較少。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文以載道、經世致用的思維現在很有市場，我們確實需要壹些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這些東西。特別在現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需要多壹些批判學派的思維方法加以平衡。
看壹下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