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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梳理壹下路遙的《人生》吧

《人生》是當代作家路遙所創作的壹部中篇小說,於1982年在《收獲》雜誌發表,是他的成名作,曾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 小說以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生活為時空背景,講述了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敘述了他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變化過程,展現了壹個時代背景下艱難選擇的悲劇。

創作特點

在路遙的筆下,生存環境的悲苦不僅僅是生計問題,更有發展空間的種種限制。路遙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堅毅品格更是在不斷追求發展的奮鬥過程中日臻完美的。寫苦難是為了寫苦難中的人。苦難越深重,戰勝苦難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難能可貴和令人敬佩。

路遙通過進城故事寄托了對城鄉關系的思考。許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遙的小說是壹個二元對立的文學世界,其中,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是核心的,在這壹基礎的核心對立之下,衍生了諸多二元對立的因子。在路遙筆下,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對立,而且是文化空間的對立,城市是在與鄉村的對比中存在的,而鄉村也在城市的陰影中展開。實際上,路遙進城故事書寫是早期鄉土文學的審鄉情結的再現;以城裏人的眼光,圍觀鄉村的“惡”,以此來反思和反省鄉村。城市是進城鄉下人的欲望對象,毫無疑問的是,鄉村空間指向的是歷史和記憶,城市空間肯定指向的是未來。

路遙在其進城故事中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真實記錄了改革初期農村青年的人生奮鬥歷程。作為八十年代新壹代的農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種種變動和沖擊的,他們開始對自己生活的鄉村世界產生不滿與懷疑,而對具有現代文明誘惑的都市產生強烈的向往。壹貫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作家路遙用文字真實地記錄了八十年代的農村青年的進城歷程和人生奮鬥足跡。

路遙創作在思想方面壹個重要表現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在路遙的許多作品中將哲理和作品對生活本質的揭示融合壹起,成為藝術構思和藝術表現的結果。特別是路遙中篇的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哲理性結構。生活在這些中篇裏成為壹個相對的封閉體系,生活的過程構成了壹個個人生的大輪回。作者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哲學思考,就從這大輪回中衍化出來。高加林懷著壹顆勃勃雄心,進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臺上,威武雄壯地表演了壹番,最後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願呆的農村。但是這種輪回並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經過了生活的歷練與艱辛之後的壹種重新出發。

主要講了高加林的民辦教師壹-職被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三星頂替,無奈回到高家村務農。馬店村馬拴三番五次向高家村劉巧珍求婚,劉巧珍卻暗戀著高加林。加林回農村後,給巧珍的愛情帶來了希望。她不顧父親劉立本的反對,在趕集賣蒸饃、給涼水井撒漂白粉和進縣城拉茅糞的過程中,對加林產生了真摯的感情。高加林的二爸復員後分配到地區勞動局當局長,縣勞動局副局長馬占勝私下調整招工指標,把加林安排到縣委通訊組工作。縣廣播站播音員黃亞萍報道抗洪救災通訊稿時,得知自己的同學高加林來縣城工作,倆人情真意切、誌同道合,-起討論能源問題、國際問題,感情愈加深厚。巧珍到縣城看望加林,由於雙方學識差異,加林提出分手。不久巧珍賭氣嫁給了馬拴。黃亞萍也和戀人張克南分手,跟高加林熱戀起來。張克南的母親認為這些矛盾都是高加林帶來的,為給兒子出氣,向地區紀檢委反映,安排高加林到縣城工作屬不正之委反映,應予以糾正。地區紀檢委核實情況後,作出嚴肅處理,將高加林清退回農村。高加林只好離開了黃亞萍,回到了的熟悉而又陌生的農村。

高加林渴望離開貧窮落後的農村,到更廣闊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從鄉村走出去,走進城市,由簡單的勞作走向層次較高的精神價值創造。實際上體現了壹種平等、民主的生存觀念。他身上有壹股強烈的力量,那就是富於理想,銳意進取,向往現代文明生活。當高加林從黃土高原上那個閉塞的村子裏考進縣城高中以後.新的現實、新的生活、新的知識誘惑著他,使他不滿父輩們的那種為生活而生活的簡單生活方式,他拋棄了農民固有的那種傳統的狹隘觀念,開始了對自身和社會的重新認知。在眼花繚亂的社會生活面前憧憬著自己無數美好的夢想。他積極進取,不斷地探索與付出,也獲得了些許成功。農村中像高加林這種類型的人物盡管有時帶有好勝虛榮的個人動機,並不是壹種完人,但他們卻是特定時代對農村落後惰性的壹種沖擊力量,是能推動這個時代變革的壹個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鄉村的落後、愚昧對立中產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這樣的邊緣人物。

巧珍美麗善良,愛情真誠。她對高加林愛的深沈,願意為其付出壹切。她不顧旁人的反對,為了愛,主動向加林表明心跡,之後又選擇默然離開,而離開後還在幫助加林……巧珍失去了愛情,選擇了婚姻。但莊稼人馬栓對她就如同她對加林壹般。只是希望巧珍能夠走出愛情,投入到與馬栓的親情中去,幸福的生活。

路遙在《人生》中寫道,“生活總是這樣,不能叫人處處都滿意。但我們還要熱情地活下去。”

寫作《人生》初稿,路遙只用了二十壹天,但他對這部作品的構思,從幾年前就已經開始。

路遙說:“我的最大追求就是在作品中表現我的真誠。”他的每部作品,都基於他對社會深刻的觀察與反思。

《人生》的氣韻是哀而不傷的,它敘寫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歷與情感,也是壹個時代。

高加林是幸運的,在人生的路上失敗後,他可以回到故鄉。故鄉的土地和在那裏生活著的可親可愛的人可以接納他,承載他的全部。

而如今,整個社會都在飛速地前進,許多人迫不及待地出發,跌倒後才發現自己早已失去了歸處。

或許這也是路遙借《人生》提出的追問:我們的歸宿在哪裏?我們要到哪裏去?

在路遙筆下,人生是莊嚴的,值得每個人去認真地耕耘與審視;人生也是寬廣的,可以容納壹切淚水、苦難、幸福與不幸。

路遙說:“只要是青年,不管他們生活在什麽樣的時代和什麽樣的國度,在他們最初選擇生活道路的時候,往往不會壹帆風順。……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與挫折而仍然頑強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遠懷著巨大的同情心關註他們的命運。”

《人生》蘊含著路遙對年輕人的處境與命運深切的理解、關註與同情。它不是勵誌,更不是成功學,而是壹種力量——帶著赤誠的心,去熱烈擁抱大地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