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沒有歷史的“現場感”。最近也在讀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卷本自傳，有所比較。
這位用德語寫作的歐洲作家，同樣生於20世紀初。
大戰開始時，卡內蒂還是孩子，有個強大的保護者——母親。
他回憶中的戰爭，沒有戰火，沒有死亡。卡內蒂只關註自我，精妙而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層層剝開（這才是真正的“剝洋蔥”）。
然而，這個緊緊圍繞“自我”的小世界，不斷吸附周圍事物，不斷擴大，使壹切隨之旋轉。這種磁力和能力，給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敘述，賦予了宏大意義。
有人說卡內蒂的自傳，虛構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戰爭爆發時，他那廂勾勒幾位身邊的平常人，我這廂立即聞到了銷煙。《
鐵皮鼓》的奧斯卡也經歷戰爭，君特·格拉斯替他枚舉數據史料，描述死人、傷人、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讓奧斯卡親歷波蘭郵局保衛戰。
但作為讀者的我，仍沒有“現場感”。
我——作為讀者，被禁錮在奧斯卡3歲的身體裏了。
這不是敘述方式的問題，《塵埃落定》也傻子視角，但有歷史現場感；
《大師與瑪格麗特》也誇張荒誕，也有歷史現場感——甚至有著作者布爾加科夫的血與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