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畢業回到村裏後當上了民辦小學的教師，很滿足這個既能體現他的才能而又對他充滿希望的職業，但是好景不長，他就被有權有勢的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當他失意無奈，甚至有些絕望的時候，善良美麗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闖進了他的生活，劉巧珍雖然沒有文化，但是卻真心真意地愛上了高加林這個“文化人”，她的愛質樸純真，她以她的那種充滿激情而又實際的做法表白了她的熾烈的愛。而實際上她所得到的愛從壹開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對於高加林來說只是在他失意時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當機遇再次降臨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終於抓住了這次機會，重新回到了城市。
離開土地
城市生活給了高加林大顯身手的機會，又讓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學黃亞萍。與巧珍相比，黃亞萍無疑是位現代女性，她開朗活潑，卻又任性專橫，她對高加林的愛熾烈大膽又有壹種征服欲。高加林的確與她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又有許多感興趣的話題，當他們倆口若懸河、侃侃而談時，高加林已經進入了壹種艱難的選擇之中。當高加林隱隱地有了這種想法時，他的念頭很快便被另壹種感情壓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親切可愛的臉龐，想起了巧珍那種無私而溫柔的愛。當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他時，巧珍去縣城看了好幾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鄉采訪了，終於有壹次他倆有機會見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動，巧珍看他的被褥那麽單薄，就說下次去給他帶去她自己鋪的狗皮褥子，高加林壹下子不高興了，因為城裏人沒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環境壹點都不相稱，他怕被別人笑話，而當巧珍給他講的都是些家長裏短的小事的時候，他壹下子覺得很失落，他跟黃亞萍談論的都是時事政治、國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遠大抱負。這種反差讓高加林很是糾結。他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復雜的感情壹下子表現了出來。在經過反復考慮後，他接受了黃亞萍的愛，可同時意味著這種選擇會無情地傷害巧珍，當他委婉地對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後，巧珍含淚接受了，但她卻並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後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淚水卻在她臉上刷刷地淌著。
回到土地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通過關系得到城內工作這件事終於被人告發了，他要面對的是重新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如同過眼雲煙難以挽留了。難以承受的是這份打擊更難以面對的是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為村裏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呢！可他萬萬沒想到，當他灰頭土臉地出現在家鄉人面前的時候，家鄉人給他的是各種安慰的話語，他感動的不知說什麽了，只是拿出他隨身帶著的煙散給鄉親們。而此時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婦，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書——高明樓，求他給高加林安排去教學，因為據說家鄉的那所學校因為學生增多要新添壹個老師。德順爺爺感慨地說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時的高加林已經泣不成聲，趴在熱情的鄉土上大聲痛哭......）他褪去了驕傲，認清了現實，接受了德順爺爺的壹番話，而後懊悔的撲倒在了地上。
人物形象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復雜的人物。他身上既體現了現代青年那種不斷向命運挑戰，自信堅毅的品質，又同時具有辛勤、樸實的傳統美德。他熱愛生活，心性極高，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關心國際問題，愛好打籃球，並融入時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親那樣忍氣吞聲、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現實與他心中的理想總是相差極遠，正是這樣反差構成了他的復雜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離開貧窮落後的農村，到更廣闊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從鄉村走出去，走進城市，由簡單的勞作走向層次較高的精神價值創造。實際上體現了壹種平等、民主的生存觀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會地位和人生起點如何，都應該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權力。他身上有壹股強烈的力量，那就是富於理想，銳意進取，向往現代文明生活。當高加林從黃土高原上那個閉塞的村子裏考進縣城高中以後．新的現實、新的生活、新的知識誘惑著他，使他不滿父輩們的那種為生活而生活的簡單生活方式，他拋棄了農民固有的那種傳統的狹隘觀念，開始了對自身和社會的重新認知。在眼花繚亂的社會生活面前憧憬著自己無數美好的夢想。他積極進取，不斷地探索與付出，也獲得了些許成功。農村中像高加林這種類型的人物盡管有時帶有好勝虛榮的個人動機，並不是壹種完人，但他們卻是特定時代對農村落後惰性的壹種沖擊力量，是能推動這個時代變革的壹個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鄉村的落後、愚昧對立中產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這樣的邊緣人物。
劉巧珍
巧珍美麗善良，愛情真誠。但她把自己置於高加林的附屬地位，理想之光幻滅後，她以無愛的婚姻表示對命運的抗爭，恰恰重陷傳統道德觀念的桎梏。
作品主題
事實上，高加林對土地逃離與回歸的人生歷程，正揭示出路遙對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個體生命的兩難抉擇。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時，也要承受來自惡劣自然環境、封建陳規陋習和城市人高傲所帶來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僅來自物質層面，更主要來自個性壓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悶。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環境大為改善，為實現個人理想提供了廣闊天地，但也根容易滋生克南媽式的小市民心理、黃亞萍式的極端利已主義、張克南式的人格萎縮，讓人倍感精神家園的雙重失落。當巧珍第壹次到縣城去見高加林，“壹進加林的辦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懷裏撲來。加林趕忙把她推開，說：‘這不是在莊稼地裏，我的領導就在隔壁……妳先坐椅子上，我給妳倒壹杯水。’他說著就去取水杯”。這裏所揭示的城市環境對個體生命的壓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個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為群體，時時遭受生存環境和文明制度對個體生命的異化和弱化。
真正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必然是貫徹著作家的審美理想的。《人生》的審美理想並不在於為當代農村青年指出壹條鋪滿鮮花的人生坦途，燦爛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荊棘叢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審美理想主要表現在，作者通過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給人壹種痛惜感，充送著壹種對於變革現實的熱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喚——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劉巧珍那樣的生活悲劇重演，要在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中正視民族文化心理的衍變。高加林所具備的，正是劉巧珍所沒有的：劉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備的。這是壹個合理與不合理緊密交織在壹起的矛盾，壹個現在還無法解決但將來必然要解決的矛盾。這是壹場極其復雜的令人思緒紛壇的人生悲劇，但在復雜的悲劇表象下卻隱約地透出生活的某種確定性。悲劇所具有的審美屬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藝術魅力的原因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