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花鼓戲的歷史源流缺乏文獻記載。其起源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是在清道光年間的沔陽州，即現今的仙桃、天門、潛江壹帶。鬧年的花鼓、采蓮船、蓮花落、敲碟子等民間歌舞與“壹人唱、眾人和”的薅草歌為主流的田歌和三棒鼓、漁鼓、道情等民間說唱，***同構成了荊州花鼓戲的源頭。清道光年前，是為花鼓子的“田園時期”。田園，田地也。在江漢平原，鄉人栽種、薅草都有歌。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壹種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內容豐富，曲牌也隨之多變，除妳接我唱外，多為壹人唱、眾人合。“花鼓子”又叫“沿門花鼓”。“沿門”，乃乞討的別稱。有文載：“穿街過市流浪苦，沿門乞生唱花鼓”。清道光年間，花鼓子從田園走出，成為初具戲劇形態的花鼓戲，謂之花鼓的“草臺時期”。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話>>載：“道光年間，戴家場有賀四郎組班唱戲，漁鼓簡板伴奏，觀者圍坐，場無虛席，聲譽卓著，鄉人謂之“平臺花鼓”。鹹豐、同治年間，“平臺 花鼓”發展成以“六根桿”搭就的較為寬大的舞臺，演出形式雖仍為“鑼鼓伴奏、人聲幫和”， 但此間花鼓已廣泛融入民間禮儀活動之中，與三棒鼓、漁鼓、道情等民間說唱藝術媾通，而獲得了“劇”的基因。 存文獻記錄的荊州花鼓戲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種小調，唱起來節奏明快、旋律優美、抒情敘 事、飽含泥土的芳香。荊州花鼓戲擊樂伴奏來自江漢平原的民間鑼鼓，現存文獻記載的傳 統擊樂牌子有76個。“草臺時期”的荊州花鼓戲劇目逐漸豐富起來。從“單篇戲”發展成“對子戲”和有小生、小旦、小醜的“三小戲”。所演劇目內容多是反映婚姻愛情、家庭糾葛的生活小戲。此間，藝人 組班演出由三五人發展到“七慌八忙九停當”的規模。 道光至鹹豐、同治年間，沔陽州壹帶荊州花鼓戲演出活動異常活躍。鄉村“五裏三臺”戲的 繁榮，造就了壹代花鼓名流。最具代表性的是汪春保、史旺、賀霞齡、黃二生的“四大門頭”和陳文科的“北陳門頭”。 新中國建立後，荊州花鼓戲得以新生。“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劇的花鼓藝人，打出了“劇種回歸”的旗幟，並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的關註和扶植。先後建立了天門、潛江、沔陽等第壹批縣級花鼓劇團。1955年，荊州花鼓戲在繼承與改革的道路上邁開了步伐。其重要標誌是將“壹唱眾和、鑼鼓幫腔”的傳統演出模式改成了弦樂伴奏。 20世紀50年代，荊州花鼓戲趨於定型、成熟。兩百多個傳統劇目通過收集、選定和重定試 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時，“摘花”、“帶彩”、“咬碗”等絕活得到傳承。沈山是荊州花鼓戲劇種的優秀代表。他的拿手劇目有<<辭店>>、<<訪友>>、<<蘭橋>>、<<繡荷包>>、<<掐菜苔>>等。1953年，沈山和楊篤清帶著反映花鼓藝人窮苦生活的<<打蓮湘>>，參加了新中國首屆民間藝術匯演，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荊州花鼓戲舞臺出現了壹片潔凈與美好。<<雙撇筍>>、<<斬經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攔花轎>>等劇目，分別在湖北省和中南區文藝會演中獲獎。這些成就奠定了荊州花鼓戲與湖北漢劇、楚劇齊名的基礎地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縣花鼓劇團曾被撤銷建制，1970後才逐步恢復花鼓戲演出。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是荊州花鼓戲獲得全面發展的時期。從演出內容到形式、從劇本到舞臺、從音樂到舞美，出現了令人耳目壹新和難以忘懷的藝術創造。 1980年，在花鼓舞臺演出了近壹個世紀的<<站花墻>>，經過重新整理，改名<<花墻會>>， 由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成彩色戲曲片。荊州花鼓先後有<<家庭公案>>等八臺大戲八上北京，唱響首都舞臺。其中，潛江花鼓劇團根據曹禺名著<<原野>>改編的荊州花鼓戲兩上北京；1990年參加“曹禺從事戲劇活動65周年”祝賀演出，並唱進中南海；1996年將<<原野>>復排為<<原野情仇>>，進京為全國第六次文代會傾情演出。 這壹時期，潛江花鼓劇團國家壹級演員胡新中成長為荊州花鼓戲劇種的優秀代表。他主演的多個劇目頻頻獲獎。潛江市荊州花鼓劇團以其突出的創作演出成就，受到各方面關註。1993年升格為湖北省實驗花鼓劇院。劇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劇三者的綜合，創造出“似曾相識而別有新意”的藝術境界，給人全新的審美感受。該劇1995年獲湖北省戲劇新作展演金獎，1997年獲中國曹禺戲劇文學獎和湖北省“五個壹工程”獎，1998年獲中國文華新劇目獎。 潛江市荊州花鼓劇團，因戲與中國戲劇大師曹禺在北京“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因演曹禺名劇，磨礪出壹個又壹個有成就的演員。劇團國家壹級演員胡新中、李春華、孫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別摘取第14屆、第15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和第8屆中國文華表演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