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洋務運動與物質文化的轉型
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是在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之中被迫倉促展開的。所以有人將這次轉型比喻為“中西文化的壹場遭遇戰”。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曾經形象地說，“中國壹向是壹個農業文化的國家，他壹切以‘安足’為目的，現在他驟然遇見了西歐壹個以‘富強’為目的之商業文化，相形見絀了。”
身處此“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逐漸放棄傳統的文化中心主義和自大心態，放眼世界，認識和學習當時人認為先進的西方文化，這便是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實質。從文化的內在結構來看，這次文化轉型首先從物質層面入手，逐漸深入到制度層面，最終到達思想層面。在歷史實踐中，這次文化轉型大致表現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個階段。
洋務運動的興起並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由少數政治精英們在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雙重困境下作出的艱難抉擇。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壹封奏折中詳細描述了這種困境：“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撚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誌，肘腋之憂也。英國誌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難看出，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著《北京條約》的簽訂終於結束了，但是英法聯軍攻陷京城而遺留給清廷的深刻震動無疑還將持續存在。不過，這也意味外國軍事勢力帶來的威脅已經退居次席，而南方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此時成為滿清政府的關註焦點。
在當時人眼裏，為了應付清政府所面臨的深刻政治和社會危機，最簡捷的方法便是創建壹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李鴻章所言，“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這種思想來源於魏源在第壹次鴉片戰爭時期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著名洋務思想家馮桂芬進而將此主張分為三個階段，“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他特別強調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於物質文化的具體感知性，中國人在近代認識西方的過程中，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因此，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被急功近利地簡化為軍事問題。而西方各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向清軍展示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如李鴻章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已經認識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學習制造堅船利炮的道路就成為當時人的必然選擇。
具體而言，李鴻章認為中國欲自強首先要“學習外國之利器”，而學習外國利器，先要“覓制器之器”，所謂“制器之器”就是指現代機器。這樣，以建立強大的近代軍事工業為直接目的的洋務運動便應運而生。所謂“洋務”指的就是實現此目的的牽涉對外關系的壹切事務，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科學、使用機器開礦辦廠、購買洋槍洋炮、按照洋法編練軍隊等等。自1862年曾國藩創設安慶軍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繼設立軍火工廠，形成官辦軍事工業。然而，強大的軍事工業又必須依賴於發達的國民經濟。中國傳統的財稅政策根本無力為開辦這些現代化的軍事工業提供充足的財政支持。因此，開發和挖掘新的稅收來源便勢在必行。洋務運動後期，各地紛紛建立各種民用工業，開礦設廠，修建鐵路，鋪設電纜，設立洋務學堂，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派遣出國留學生。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五年後又創辦開平礦務局，九十年代張之洞在湖北主辦的漢陽鐵廠、織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辦的民用工業。這批洋務企業中，少數完全由官方投資，大部分除了官方資金外，還招募了私人資金入股。
當時許多人都樂觀地相信洋務運動的種種改革措施，都是為了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壹時權宜之計。“中體西用”文化觀的提出，無疑為他們的樂觀主義提供了最好闡釋。早在洋務運動前期，馮桂芬就已經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洋務運動後期的代表人物張之洞也倡導“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這些主張既有力地推動了洋務運動的蓬勃發展，又將其實踐活動局限於物質層面，未能將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提高到更高層次。
不過，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嘗試，深刻地動搖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揭開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序幕，無疑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隨著嶄新的近代大工業的初步建立，中國開始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工業化歷程。同時，這也必然意味著適應於農業社會和自然經濟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得不以適應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的西方現代文化為目標，在現代化道路上邁出了艱難的第壹步。
二、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與制度文化轉型
在洋務運動後期，隨著對西方文化認識的深入，壹批改良主義者已經逐漸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背後是發達的科學技術和有效的行政體制。通過對早期洋務運動的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反思，他們開始將目光轉移到了西方諸國的議會民主制。如鄭觀應認為：“中國而終自安卑弱，不欲富國強兵為天下之望國也則亦已耳，茍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張之洞也認識到，“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他們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體現的民主精神，而是這種民主政治制度產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步伐緩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傳統官僚體制已經無力適應現在列強競爭的危局。改良主義者並沒有否定洋務運動所高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只是在他們看來，西方人的“長技”技已經遠遠超出於堅船利炮，而且還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然而，少數有識之士的深刻認識並不能改變反映遲緩的滿清政府的保守態度。
當中日甲午戰役慘敗的消息傳來，舉國上下都沈浸在“亡國滅種”的深刻危機感中。中國文化轉型的歷程也搖身壹變，從溫和轉向激烈。較之早期改良主義者的穩健作風，以康有為為領袖的維新派則以慷慨激昂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1895年，他在《強學會敘言》中大聲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夾），法南瞬，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際，維新派認為救亡之道惟有變法自強。所謂“變法”，梁啟超以壹言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壹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7維新派突破了洋務派的思想局限，將改革的矛頭直指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制度。
維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治，如康有為主張“君與國民***議壹國之政法”，“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實行三權分立，只要行憲法、開國會，君民***主，“則中國之治強”指日可待。在當時的維新派中，嚴復和譚嗣同的民主思想更為鮮明。譚氏的《仁學》壹書公開向封建三綱五倫宣戰，提出每個人都應“不失自主之權”，經濟政治上都應有平等權利。嚴復把孟德斯鳩《法意》、穆勒《論自由》等名著介紹到中國，極力倡導個人自由。這些主張大大超越了洋務派和早期改良主義者“中體西用”的思想。
中國傳統官僚政治體制，作為中國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載體，遭到了維新派的深刻懷疑和批判。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已經不能為今日中國所處之“千年未有之變局”提供任何思想資源了。為了尋找救亡道路，維新派將西方思想大規模介紹到國內，不僅超越了洋務運動時期偏重翻譯自然科技類西方書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動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向制度層面的過渡。在此期間，各種新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這無疑宣告了傳統文化的深刻危機，也加快了文化轉型的步伐。同時，各種學會團體和報刊雜誌也應運而生，《中外紀聞》是維新派創辦的最早的刊物之壹，被迫停刊後，又先後於上海澳門等地創辦了《時務報》《知新報》和天津《國聞報》等等。各報大聲疾呼國家處於危亡之境，變法不僅是修路開礦、練兵購炮，而且要在政治上來壹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權”的口號，對於西方政治思想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隨著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震動壹時的維新運動宣告流產。這也預示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開始成為歷史的主角。孫中山自少年時期便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因此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無疑較維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張也就更徹底。他折衷西方社會主義和中國傳統民本主義思想，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試圖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畢其功於壹役”。革命派堅持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主張推翻滿清政府，實現***和政治，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因此與避居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展開了激烈的論戰。論戰的結果是革命派的激進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中，在舉國上下的變革呼聲中，保守的清政府也壹度竭盡全力地依照當初維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憲，建立中央內閣機構，先後制定了憲法、刑法、民法等諸多法律，徹底廢除科舉制，大量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等等。但是，極富歷史嘲諷意味的是，滿清政府的新政最終只是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當武昌起義倉促爆發，竟出人意料地結束了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同時宣告了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治成為歷史。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頒布，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具有完整意義的資產階級***和國憲法，是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壹座裏程碑。這標誌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在制度層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所以，在中華民國建立五年後，袁世凱企圖在傳統政治中為自己找尋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努力，最終只可能是壹出荒唐的歷史鬧劇。袁世凱及其黨羽以為可以利用中國社會中迷信皇權的傳統習慣勢力來穩定自己的統治，過高估計了帝國主義支配中國政治的作用，過低估計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和潮流以及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受到了歷史無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運動引起的變遷
辛亥革命建立***和制度後，中國的現實卻使孫中山不禁發出“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誌，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的嘆息。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則更進壹步地指明了新社會的誕生必須伴隨著文化深層結構的轉型。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發行，發起了沖決封建精神網羅的鬥爭，這標誌著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運動揭開序幕，也同時宣布了中國文化轉型發展至精神層面。
新文化運動首先是從文學革命開始的，它主要發生在中國的文化領域，如倫理道德、社會風俗、文化教育等。這場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適在1919年總結的，以“壹種評判的態度”來重估傳統文化的價值。因此，這場運動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對傳統的精神文化進行的壹場大批判。在猛烈攻擊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都主張全方位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同時，來自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在中華大地上都受到熱烈歡迎，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也紛紛亮相。在這場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湧現出來的知識精英群體在文化價值觀上大大超越其前輩，他們不再把中國文化置於與西方文化相互沖突的地位，而是繼承了中國早期傳統思想中的大同觀念，站在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角度來認識西方文化，大力主張對西方文化兼收並蓄。
新文化運動深刻動搖了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等依據進化論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沖突論”，張東蓀提出文化發展的“突變論”駁斥新舊文化調和論，胡適也主張在文化上的革命與突變。換言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認為中國不僅經濟落後、政治落後，而且素以禮儀之邦自豪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也是落後的。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的發展，必須經過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實現，主張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從根本上改造傳統文化。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說，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壹切的黑暗”。
壹個民族的心理定勢，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反映了該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專制傳統文化壓制下的中國國民，嚴重缺乏民主和科學觀念。因此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首先從解剖中國人的“國民性”著手。陳獨秀曾指出中國的國民性其壹“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其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阿諛、誇張、虛偽、迂闊”，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層原因之壹。魯迅也認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軀——國民劣根性開刀。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出了民主與科學的藥方。陳獨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洲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缺乏這三者也正是中國落後、專制、黑暗的癥結所在。李大釗號召青年“竭力鏟除種族根性的偏執”，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從精神層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學化”與“民治化”。
他們指出中華民族要追趕世界潮流，應“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也是鑒於鴉片戰爭時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學技術可以學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務派企圖用科學挽救清朝的沒落；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要用科學以救亡圖存，均不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窠臼。只有從物質、制度和精神諸方面徹底揚棄傳統文化，將民主與科學作為國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讓民主與科學的光芒照耀整個民族，將未來的新社會建築在民主與科學的成果之上，才能實現民族的復興和世界大同的遠大目標。
他們把科學引入人生觀領域，把人的解放與科學的解放同時推向了高峰。他們用科學來擊破儒家聖道的權威，大膽懷疑過去的壹切，提倡科學實證方法，使事事求實證成為思想界的新風氣。近代科學主義思潮歷經半個世紀的傳播，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才被作為壹面旗幟舉起，力圖把中華民族從蒙昧主義狀態下解放出來。正是在這個視角上，他們發現了科學與民主之間有深刻的內在聯系。
知識精英們高唱民主和科學，尋求人的自我追求與社會和諧之間的合理關系。他們努力在傳統社會的廢墟上建構起全新的現代道德倫理體系。他們不僅大聲吶喊個性解放，而且不斷實踐，試圖找到壹種新的民主的社會組織方案，以沖破傳統專制社會的束縛。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發起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主張“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政府主義者也提出，政治權力和政府是人類社會壹切暴力和不平等現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廢除政府，人類就會自然進入理想社會。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等人更主張首先發展實業和教育，建立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各自自由聯合組成的二重結構社會。他們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是民主與科學賴以生存的基礎，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是社會主義，但當下的主要目標不是謀求“分配平均”，而是發展生產。
盡管新思潮中湧現出來的各種主張具有很多烏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尋求中國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卻是各派思想和主張壹以貫之的目標。此間，***產主義思潮逐漸在新思潮中脫穎而出，其原因也正在於它為這個總目標提供了科學化系統化的解決途徑。然而，新文化運動畢竟歷時太短，而且其影響更多地滯留於知識群體內部。歷史沒有給中華民族留下從容建設現代文化，尤其是充滿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現代文化的建設時間，物質和制度層面的文化轉型還需要整個民族來消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