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名人很多：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聞壹多、沈從文、劉文典、錢鍾書、楊振寧……
大學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壹所大學,若沒有壹批富有個性的師生,即便其資金再充裕,景致再優美,學風再嚴謹,其魅力也要減色不少。當年西南聯大充分詮釋了大學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摘自《民國多少事》謝軼群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梅貽琦,西南聯大的船長
梅貽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聯大校務的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壹句話。說起西南聯大,人們無法忘記梅貽琦。
“寡言君子”梅貽琦
梅貽琦是個話少行動多的人,不僅時人稱他為“寡言君子”,他的學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戲作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陳寅恪曾說:“假使壹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這樣壹個寡言的人在西南聯大那段特殊的歲月裏,擔起了大任。在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奉命遷往昆明時,梅貽琦曾講過壹段“高調”的話:“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壹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說壹句‘幸告無罪’。”建校初期三人***同主持校務,但蔣夢麟和張伯苓多在重慶參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務,偏居壹隅的西南聯大的眾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貽琦頭上。
在西南聯大組創初期,張伯苓就對曾是自己學生的梅貽琦說過:“我的表妳戴著。”蔣夢麟當時的社會聲望和政治地位雖均高於梅貽琦,但他秉著“對於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態。“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來看,這壹聯(合),清華是劃不來的,反面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占了壓倒的優勢。”有人如此說,不管旁人怎麽說,梅貽琦依然是少說多做。他把在清華形成的風範,在西南聯大期間延續著。
梅貽琦於1931年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此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見怪不怪的事,沒有哪位校長能在清華長久地呆下去的,而幾年過去,梅貽琦依然穩坐校長的位置,被問到有何秘訣,梅貽琦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他的能力沒人願意倒他,梅貽琦任校長後,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不到十年,清華的面貌便徹底改觀,聲名鵲起。
在西南聯大時,梅貽琦延續的這壹風氣,使得主管西南聯大校務的職能部門領導,沒有壹個不是讓人心服口服的飽學名士。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心中只有西南聯大,沒有清華
八年時間裏,西南聯大能夠“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梅貽琦是有著功勞的,傅任敢先生說梅貽琦“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確實,民主作風好的梅貽琦,常說“吾從眾”,很少有解決不了的矛盾的。在處理具體問題上,梅貽琦也很註意三校間的關系。如為解決教師的生活困難,工學院的清華教師組織了“清華服務社”,開展勘查設計和生產等業務,所獲收益除清華教師外,也給北大、南開的同仁補助。使得西南聯大的不少老師在回憶那段歲月時,都盛贊三校的合作精神。鄭天挺先生說:“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
梅貽琦沒有辜負大家的信任,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還在長沙合並為壹校稱之為“臨時大學”時,三校的校長未統壹到位,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蔣夢麟仍在杭州,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麽時候來,蔣夢麟表示並不樂觀。這時候,有人說如果張伯苓和梅貽琦不來,就拆火!後來到了西南聯大的梅貽琦到底沒辜負大家所有的信任。把西南聯大管理得井井有條,不愧是西南聯大的“船長”。
(文章來源: 星島環球網 )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的“無為”和退出北大
蔣夢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間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入昆明,正式改名為西南聯大,蔣夢麟以北大校長身份任西南聯大常委。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聞壹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並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裏回憶到,“最初較嚴重的是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摩擦,主要是由於北大資格最老,而在聯大實力不敵清華”。
然而,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壹段故事:壹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後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後立即說“今夕錢先生壹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壹年就分崩離析。
在馬勇看來,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蔣夢麟是壹個很固執的人,絕不人雲亦雲。”
蔣夢麟在聯大的無為,最終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他最後被排擠出北大。1944年,即將復員北平的北大,開始了壹場“倒蔣舉胡”的風潮,蔣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蔣”的壹分子,他們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回來當校長。最現成的理由是,蔣夢麟隨著宋子文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而擔任了行政院秘書長,而1929年,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親自制定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他尚未歸國時由傅斯年代理。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言詠)
張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
張伯苓(1876-1951),中國著名教育家、中國奧運先驅
張伯苓說過,大學校長,第壹條找錢,第二條找人。找錢,他找出了藝術;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適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南開雖小,卻聚集壹批大教授,包括後來任職西南聯大的化學系系主任楊石先、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商學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陳克忠、中國近代數學的開創者姜立夫等等。
耶魯大學博士、南開商學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對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薪聘請,且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憶錄》中寫道:“張校長站起身來,極其熱情而真誠地說,我應當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並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壹部分款項供我下壹學年研究之用。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壹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這就是後來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吳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畢業於南開大學,曾留校任教。他的壹番話或許最能說明教師之所以選擇南開的原因:“我以為壹個優良的大學,其必需的條件之壹,自然是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壹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
南開經常處於虧空狀態,但張伯苓有這樣的信念: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賬上有結余,證明他是壹個守財奴,沒有充分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張伯苓總是盡可能將每壹分錢用在學生和教學上面。
教師們更為滿意的,還有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曾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柳無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這位天才的領導者,他以身作則,引導人們如他壹樣地為"公能"的理想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南開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往往是交叉任職的。秘書長黃鈺生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註冊課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學生喜愛的化學教師,華午晴是建築能手,喻傳鑒則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來源:津報網-天津日報)
聞壹多:允許學生上課抽煙
聞壹多是戰火中的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之壹。朱自清在《聞壹多全集序》中說:“他是壹個鬥士。但是他又是壹個詩人和學者……他始終不失為壹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壹個鬥士。”在西南聯大期間,他把詩人、學者和鬥士這三個角色都詮釋得淋漓盡致。
聞壹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詩人,散文家和學,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上課很“叫座” 允許學生上課抽煙
聞壹多在西南聯大時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講古代神話時圖文並茂,把相當枯燥的課題,也講得引人入勝,很是“叫座”。因此不僅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而西南聯大的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壹堂課得穿過整整壹座昆明城。汪曾祺在《人間草木》壹書中寫道:“聞壹多是壹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壹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壹座城,也值得。”
在楚辭班裏,雖人不多,但氣氛也甚是活躍。在聞壹多的課堂上,學生是可以抽煙的。“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壹多寫字愛用禿筆,所以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
汪曾祺說“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後來他的學生鄭臨川把聞壹多的對唐詩的妙悟壹壹記錄下來,整理成壹本《聞壹多論唐詩》並出版了。
聞壹多演講
西南聯大在雲南時的文學院曾在南嶽衡山山腰聖經書院舊址上課,宿舍很緊張,聞壹多與錢穆、吳宓、沈有鼎四人合居壹室,條件再艱苦,他也能壹絲不茍地潛心研究學術,認真讀書備課。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回憶說:“室中壹長桌,入夜,壹多自燃壹燈置其座位前。時壹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壹人在燈下默坐撰寫。”
在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常常關在圖書館裏專心治學,壹關就是壹整天,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於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壹位教授戲贈聞先生壹個齋主的名稱:“何妨壹下樓主人”。說的是聞先生總不下樓。正是因為他如此的認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以致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聞壹多1944年還完成了學術專著《楚辭校補》,出版後被學術界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壹時要做個舊世界的叛徒
聞壹多治印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家屬的生活都很艱苦,教授夫人們甚至合制糕點,拿到商店去寄售,連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也在內。在那物價飛漲的年月,著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服、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聞壹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大時期,且聲名很響。(文章來源:網上)
沈從文:小學沒畢業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做出了壹個引起震動的決定:聘請36歲的作家沈從文為教授。
西南聯大的教員集中了當時全國學界精英,留學歐美名校、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歸來的教師數不勝數。沒有高層次學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且已經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成績,他是作家,不是學者,沒有任何學術著作。
沈從文
在學術界毫無過人之處的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授,這種不拘壹格的做法激起壹些教授的抵觸乃至憤怒,態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國學大師”之譽的著名學者劉文典。
劉文典精研傳統文化,尤其是《莊子》,他說自古以來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壹個是莊子自己,另壹個他沒說,半個則是他劉大教授。
劉文典看不起新文學。在他眼裏,現代白話文學淺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價值?而這個沈從文連對白話文學的研究都沒有,只是個寫小說的作家。與被他瞧不起的沈從文同為教授,他十分不平,覺得跌了身價。
劉文典公開質問:“他沈從文有什麽資格當教授?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壹塊錢,我劉文典壹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壹分錢。”
昆明空襲警報頻繁拉響之時,劉文典和學生壹起護衛著大學者陳寅恪離開教室,看到沈從文也匆匆跑出,他當眾大罵:“我被炸死了,就沒人給學生講莊子了,妳沈從文跑什麽跑?”壹貫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心靈敏感,面對前輩劉文典的屢屢粗暴傷害,他壹言不發,只是認真講授他的寫作課,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時常讓學生不知其所雲,但他還是培養出了和他的風格壹脈相承、後來被稱為“最後壹個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說家汪曾祺。
沈從文今天在文學圈的最大傳奇也是最大遺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已議定,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沈從文。可是在這壹年5月,86歲高齡的沈從文辭世了,而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活著的作家。
沈從文(1902-1988)?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
“要是沈從文那個時候還活著,活到10月份就肯定會得獎。沈從文的去世對我來說是最遺憾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馬悅然2005年在北京傷感地說。這壹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由埃及的馬哈富茲頂了沈從文的缺。
聯大校方不拘壹格,頂住壓力,堅持給了沈從文教授職位,讓壹位傑出的文學家在年輕時候就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讓人感佩。
劉文典:張狂不羈引風波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壹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文典擅自離校,到雲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壹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旁邊校方還安排壹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
劉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縣。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
時任中文系代主任的聞壹多堅決主張不再聘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為他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壹多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裏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壹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到聞壹多論理,兩人情緒沖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壹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後,劉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執掌的雲南大學,任雲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時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妳真有學問才華,自有學府禮聘,而沒有編制、檔案、組織關系之類的羈絆約束。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張揚個性的條件。
錢鍾書:年輕輩裏“人之龍”
劉文典是資深教授,而在後起之秀裏,同樣有壹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離開了西南聯大。他就是今天人稱“文化昆侖”的錢鍾書。
錢鍾書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副教授時只有28歲,卻已經名滿學界。他的老師吳宓說,在老壹輩學者裏最強的是陳寅恪,年輕壹輩裏的“人之龍”就是錢鍾書。錢鍾書講課常穿壹套淡咖啡色西裝,或者藏青色禮服,風度瀟灑。他講課只用英語,不用漢語,也從不提問,讓學生既傾倒又輕松。
錢鐘書(1910―1998)?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錢鍾書就離開了聯大,改任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授。他離開的原因,學界壹般認為是他心高氣傲,口無遮攔,時常傷人,人際關系惡化。比如他曾這樣批評聯大外文系:“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人中,陳福田當時是系主任,葉公超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而吳宓則是他的恩師,都是名重壹時的著名學問家。
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夫人楊絳專文辟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後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鍾書心裏不快,不願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楊振寧:聯大學生多“狂生”
楊振寧 物理學家?華人諾貝爾獎得主之壹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容易文人相輕。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壹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他“攻擊”的對象是胡適,說:“胡適到1927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至今,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裏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鬥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壹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裏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壹篇文章,妳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壹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摘自《民國多少事》謝軼群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