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樣壹個強勢的、自己幾乎不能做任何改變的世界，左小龍選擇的是長途旅行，他本來想組織合唱團，但沒有任何可能，但是騎摩托確是可以做的。左小龍壹直強調要還泥巴錢，這簡單而健全的人格和亭林鎮的領導、蜂擁捕捉大動物的市民形成明顯的反差。這樣，左小龍的形象就凸顯出來，他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這個世界如此荒謬，除了騎摩托長途旅行，難道就沒有其他可以做的嗎？這個世界的其他人都怎麽了？
這些問題，對左小龍來說，非但是無法想象的，也是無法承擔的。換句話說，這是每個人的問題，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的壹份，左小龍要承擔的就是找泥巴，還她的錢，給陷入困境的泥巴解圍。但實際上，左小龍不甘於如此，他也試圖做壹些有價值的事，比如用摩托制造噪音抗議，比如去打印刷廠的玻璃。但在左小龍無法理解的復雜的社會邏輯裏，這麽做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還要給他帶來麻煩，左小龍因此被陰差陽錯地推上了絕路。
左小龍沒有做錯什麽，卻成為了受害者；泥巴也壹樣，還有那個變大的螢火蟲。韓寒並未在作品裏嚴詞譴責迫害左小龍的社會，只是寫出了壹個左小龍們無法突破的隔閡，寫出了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團體之間的分裂。左小龍同樣無法突破自己與各種力量之間的界限，最後，他所能做的，僅僅是帶著螢火蟲去尋找泥巴。
這個溫情的結局，在某些人看來，是壹種諷刺，或者說是作者的仁慈（不願讓左小龍太淒涼、讓讀者內心太灰暗）。揭露、諷刺、批判可以作為壹種態度，它們往往提出問題，但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左小龍以個人的行動頑強地說明：壹個“沒文化”、“沒理想”的青年卻是正義的，因為他擁有溫情和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