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八七會議後，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陸續搬到上海。中央機關在上海，有利的因素是：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隱蔽，租界情況復雜，不登記戶口，住房容易找，便於設立機關，搞秘密活動。上海又是中國***產黨的誕生地，黨的工作壹直未間斷，開展工作的基礎好。不利的因素是：壹方面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中心，駐有外國的海、陸軍和租界巡捕；另壹方面上海又是國民黨反動派政治、經濟、外交的重要陣地，駐紮有軍隊，設有警察、憲兵、特務機關等等，上海還有壹幫地痞流氓勢力。因此，在上海這個中外反動勢力聚集的地方，開展革命活動，猶如深入龍潭，要保證黨中央的安全，沒有十分嚴密的保衛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如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保衛中***中央的安全，是放在黨面前壹個極其嚴峻的問題。
周恩來在軍委特科基礎上組建中央特科 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漢時，就在軍委成立了以情報工作為主的特科，由周恩來負責。中央遷上海後，周恩來在軍委特科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央特科，由組織局領導。1928年春，中央專門組織學習班，學習怎樣做秘密工作，怎樣保衛自己，打擊敵人等內容，由周恩來、惲代英等講課。黨的六大以後，為加強對特科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又決定由向忠發、顧順章、周恩來組成特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由周恩來實際負責。
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誌和建立秘密電臺。特科開始下面設三個科，壹科開始叫總部，後來稱總務科，該科的主要職責是為中央機關和領導同誌租賃住房，布置開會場所，營救被捕中央負責同誌，建立聯絡點以及負責收殮被敵人殺害的同誌遺體，料理家屬生活等等，科長洪揚生。二科是情報科，該科主要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在做法上，采取“打進去”和“拉出來”的辦法，深入敵人要害部門，搜集各種情報，掌握敵人的活動規律，破壞敵人的陰謀，科長陳賡。三科是行動科，負責搶救被捕同誌，打擊罪大惡極的叛徒。該科下面設有手槍、盒子槍武裝的“紅隊”，也叫打“狗”隊。其成員都是從上海工人中和各蘇區紅軍中，選調壹些機智勇敢、槍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組成，專門負責打“狗”(鎮壓叛徒和國民黨特務)的工作，科長顧順章(兼)。以後隨著形勢發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稱通訊聯絡科，其任務是負責黨中央同各根據地、紅軍和各省委的無線電臺聯系，水陸交通線的聯系，科長李強。
情報工作是特科壹項重要任務。周恩來本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原則，很重視挑選可靠機敏的黨員或黨的同情者打入敵人心臟，掌握敵情，為我黨制定對敵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第壹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壹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楊登瀛原名鮑君甫，廣東人，曾留學日本，是國民黨左派，化名楊登瀛，同日本通訊社和國民黨的壹些人物很熟，又很會交際。他在五卅運動時，同上海總工會有過聯系，開始同情***產黨。通過中***黨員陳養山等對他做工作，鮑願意盡力給***產黨幫忙。1928年3、4月間，國民黨特務機關——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成立，這是中統的前身，也是國民黨最早的特務機關，這個科成立初期先後由陳立夫、張道藩負責。調查科成立後，在南京設立了調查科總部。
不久，總部派楊劍虹到上海籌建特務機關。楊劍虹也是廣東人，和鮑君甫是同鄉，昔日又有舊，他為了在上海開展特務工作常拉鮑去幫忙，認為鮑的關系廣，要鮑去做偵察工作，在上海偵察***產黨及其他反蔣黨派的活動，建立辦案機構，同租界進行聯系。鮑把上述情況全部告訴了當時住在他家裏的陳養山，並表示願意將他所了解到的情報提供給我們黨。陳養山屬江蘇省委領導，省委要陳養山給黨中央寫壹個報告，說明這個關系可以利用。1928年5月，黨中央和周恩來派陳賡同鮑見面後，經中央同意確定使用這個關系。
1928年7、8月間，楊劍虹因涉及貪汙案自殺。蔣介石正式委任鮑君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成為國民黨駐上海特務機關的負責人。從此以後，我們黨壹方面利用鮑的關系，派人打入國民黨警察局、偵察隊、憲兵隊中去；另壹方面竭力鞏固鮑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鮑因為有這樣壹個特殊身份，掌握的情況多，幫我黨做了很多工作。例如，1930年，有壹個黃埔軍校壹期畢業生，從蘇聯留學回來，是中***黨員，到上海後，就叛變投敵，給蔣介石寫信，密告周恩來和他會面的地址。蔣見信後，批交徐恩曾辦。信轉到鮑手裏，鮑立即通知我黨，中央特科很快組織“紅隊”把這個叛徒除掉，保衛了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安全。
派遣錢壯飛、李克農等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長期埋伏
1929年後，周恩來為了把國民黨中央特務組織“拿過來”，先後派遣我黨優秀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準備長期埋伏，搜集情報。錢壯飛曾在北京當過醫生和教員，多才多藝。1928年夏天，錢壯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因他才華出眾，善交朋友，又與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鄉，深得徐的信任，調他擔任自己的秘書。1929年底，陳立夫調徐恩曾擔任調查科主任，徐的權勢更大了。調查科設在南京，徐把錢壯飛帶到南京，做他的機要秘書。我黨又把李克農調到南京，配合錢壯飛的工作。
徐恩曾是壹個紈絝子弟，又是陳立夫的表親，依仗後臺硬，整天在妓院舞場混日子，把許多事都交給錢壯飛辦。他的秘密電臺就設在調查科，各地凡是給徐恩曾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都是先送錢審閱提出處理意見。這樣，錢壯飛就掌握了這裏的重要機密。陳立夫、徐恩曾為了搜集情報，要求設立公開機關，李克農等同誌根據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這個機會，在天津、南京、武漢、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訊社為形式的情報機關。從此，錢壯飛實際掌握了國民黨全國最高特務指揮機關，胡底在南京主持國民黨情報機關“民智通訊社”，後又調天津創辦國民黨情報機關“長城通訊社”，李克農實際主持上海的國民黨情報機關。周恩來派特科陳賡和李克農聯系。李、錢、胡成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這樣，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的機密，從南京國民黨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們黨有領導、有系統地及時掌握了。李、錢、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國民黨軍事、政治、特務等情報，了解和掌握了國民黨的動向，為黨中央制定對敵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特科的情報關系中，還有壹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昔日“籌安會六君子”之壹，當時青幫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楊度。楊度早年扶植帝制，聲名狼藉，但晚年迷途知返，逐漸傾向革命，1929年秋在上海經周恩來批準秘密加入中國***產黨。楊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黨提供了許多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情報。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敵人不惜以高官、厚祿、金錢、美女等卑劣手段，收買我們隊伍中革命意誌不堅定的分子，充當他們的特務和內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營救被捕同誌、懲治叛徒。
1928年4月15日早晨，剛從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羅亦農到北京西路赫德路壹帶去接頭，正在等人的時候突然遭到逮捕，被敵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龍華關押。黨中央和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想盡辦法營救。以後探聽到羅亦農將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去，便準備在解押途中進行武裝劫救。但捕房和國民黨當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並未經任何審訊即下令槍殺於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營救工作沒有成功。
為了查清羅亦農被捕的原因，周恩來組織中央特科同誌通過巡捕房的內部關系，查出了出賣羅亦農的叛徒是賀家興和何芝華夫婦。賀、何二人的罪行調查清楚後，中央特科決定由陳賡帶領“紅隊”戰士，在壹天淩晨突然沖進他們寄居的旅館，在院子裏放鞭炮作掩護，槍決了賀家興，何芝華鉆進床下，也被打瞎壹只眼睛，並把他們掌握我黨同誌的名單、地址搜出。制止了這兩個叛徒對中央十幾個機關的進壹步出賣，使黨避免了壹場大的犧牲。
彭湃、任弼時、惲代英等被捕案
1929年8月24日下午，設在新閘路經遠裏12號的中***中央軍委機關正在開會，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根據叛徒提供的情報，前往會場逮捕了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黨的優秀軍事幹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本來也要去參加這次會議，臨時因其他事要處理未去，得以幸免。機關被破壞的前兩小時，鮑君甫才知道敵人的行動計劃，來不及通知我黨。事情發生後，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軍委秘書，對軍委的情況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敵人告密，開會時他佯裝無事仍去參加會議並擔任記錄，雖壹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敵人保護起來。我黨通過鮑君甫以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特派員的身份去找白談話，知道他準備去南京繼續出賣黨的機密，再回上海對中***中央機關大肆破壞，然後去意大利躲避。
周恩來知道這個消息後，決定把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盡快除掉，以免後患。“紅隊”立即設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長樂路)之間的和合坊48號的旁邊租了幾個房間，把白鑫監視起來。周恩來還親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觀察現場，並結合所得到的情報，制訂了周密的行動計劃，指揮陳賡執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時，當白鑫、範爭波等五人走出住所，還未上汽車時，隱蔽在弄堂裏的特科人員壹齊開槍，當場打死四人，除白鑫外，還有範爭波的弟弟和壹個保鏢、壹個巡捕，範爭波負傷。特科的特等射手槍法非常準確，三個人向白開槍，三發子彈都從白腦後壹個部位打進去。巡捕、法醫驗屍後，都驚嘆不已。壹時上海灘上，“***產黨的神槍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務、叛徒聞風喪膽。周恩來還調動特科全部力量，來營救彭湃等四位同誌，營救的辦法是等敵人把他們解往刑場的途中實行武裝劫救。但解往刑場那天，敵人戒備森嚴，營救沒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等四位同誌在龍華遇難，周恩來非常痛心，又滿腔悲憤，第二天他飽含熱淚揮筆起草了《中***中央為反抗國民黨屠殺革命領袖告全國勞苦群眾書》，憤怒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殘殺革命同誌的罪行。兩周後又寫了《彭楊顏邢四同誌被敵人捕殺經過》壹文，追述了烈士們被捕後視死如歸，為革命奮鬥至最後壹刻的感人事跡。
任弼時在1929年前後曾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沒有暴露身份。前兩次周恩來領導特科同誌，請同情我黨的律師、法學教授潘震亞與律師費國禧到法庭辯護，合法營救出獄。最後壹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時他將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裏嚼碎咽下去了，敵人在他身上只搜出壹張月票。由於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壹次火災中燒掉了，查無實據，敵人嚴刑追問他的真實姓名，甚至使用電刑，他始終未吐露真實姓名。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先請律師辯護無效，接著又派陳賡找鮑君甫設法營救。鮑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關系，說任是他手下人，同時又派洪揚生給巡捕房探長陸連奎送去100元現大洋買通關系，次日，任弼時安然獲釋。
1930年4月，惲代英在上海滬東老怡和紗廠門前被捕，化名王作霖。由於他作了偽裝，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來知道後，派陳賡通過江蘇高等法院壹個法官的關系，使惲代英得到減刑，決定提前釋放。後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出賣，惲代英被害。
1930年冬，關向應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壹大箱文件。鮑君甫受我黨之托找巡捕房表示願意幫助鑒別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員劉鼎以鮑派去的專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鑒別”文件。劉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來。後來由鮑告訴巡捕房說，被捕的是壹位學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學術參考資料，沒有什麽重要內容。敵人認為關向應不是要犯，對他判刑較輕，不久，便被釋放出來了。
研制設備，培訓技術力量
隨著各地紅軍和根據地的不斷發展，通信聯絡工作極需發展，光靠交通人員來往傳遞消息，不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1928年夏，中央決定建立電臺，在特科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由於當時國民黨對無線電設備控制很嚴，不僅沒有現成的機器，零件也配不齊，甚至連有關的中文專業書籍也沒有。周恩來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動手研制無線電發報機。他找特科負責交通的李強談話，要求他進行研制工作。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李強買來美國版的無線電書刊，邊學邊幹。經過壹年多的努力，無線電發報機終於研制成功。
周恩來還著手培養技術力量，派人在國內設法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同時為了進壹步培養無線電通訊的技術力量，為建立地下電臺做準備，中央從各地抽調了近10名青年黨員到上海學習收發報技術，由李強和張沈川負責培訓，培養了我黨的第壹批報務員。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通過自己動手，研制設備，培訓技術力量，1929年秋，黨的第壹座地下無線電臺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裏9號建立了。到年底，李強等又在香港設立了電臺。1930年1月，兩電臺通報成功，中央和江西蘇區的聯系，即通過香港電臺轉遞。為了加緊溝通中央與蘇區、紅軍的通訊聯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央又派曾參加過培訓的伍雲甫、曾三等人攜帶電臺到各個蘇區，與紅軍的無線電人員壹起，開展紅軍部隊的通訊業務。周恩來還親自編制了壹本密碼，稱為“豪密”，由任弼時帶到江西蘇區，用於蘇區中央局與上海黨中央的聯系。(來源：中國***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