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作文壹： 且以作品論英雄
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並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
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郁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壹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這並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後壹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人斤斤計較、視財如命的險惡心腸，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與良善——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後的歲月壹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壹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並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妳又怎能像孔夫子壹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壹樣“知其人、論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壹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於作者本人如何——妳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並不在對作品的考慮範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並願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壹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
浙江高考作文二： 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雲：“文如其人。”不錯，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朗讀唐詩宋詞，體會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憂國憂民;品讀近現代文學作品，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林徽因的柔中帶剛……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好像父母與孩子，血脈思維息息相通。
但，總有例外。
金人元好問就認為“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呈現出虛偽的作者，這又作何解呢?
實際上，這兩種理論並不矛盾。性情確實影響文章，但影響的是“心文”。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內心世界所作，字字皆關情。書寫之時，作者力求將內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寫成的文章，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就好像《報任安書》，哪怕讓壹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於心的人來閱讀，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與之相對的是“用文”。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糊口，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這種文章，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
兩種文章魚龍混雜，被蒙騙是免不了的，因此，我們才要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賞”，文章是“賞”的。我們閱讀，便是在欣賞，欣賞文辭佳句，並試圖從字裏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若拿來作嚴謹的論述，未免太過輕率。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並非作者本身。此時，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壹句打獵俗語所說：“熊大窩裏怎樣，才是怎樣。”作者在生活中怎樣，人品才怎樣。
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涵，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系在壹起，這是有益無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們也能了解到個中緣由，作出客觀的評價。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花言巧語的功名，騙得了壹世，騙不了百世。
賞之以文，但文章並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結合，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以如此客觀之態度品讀古今作品，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獲得超越區區壹紙文字的精神體驗。
浙江高考作文三： 文之常識
古語雲：“易有三訓，壹訓簡易，二訓變易，三訓不易”，“易與天地準”，之於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壹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雲：“道在便溺”。因常識，於生活，我們泰然。
老子雲：“大象若希”。正是由於常識之於我們太過習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於我們過於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於是我們在恍然後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並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於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於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侖不知冬天之寒冷，便因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
所以對於常識，要知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於知之之後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壹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
所以對於常識，要行之。
至於對於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壹後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之於歷史的，不正是由於對意識形態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於今日之中華崛起?
“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借常識，憑借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系了壹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壹步。
於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於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