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該文中壹方面極力批判知識分子改革的不徹底，另壹方面又努力謳歌誠和愛。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是壹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曾是壹個激進的革命青年，在求學時和同學們同到城隍廟去拔過神像的胡子，還因為激烈地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但是卻因為屢遭挫折而變得壹蹶不振，不再激進，變得順從。小說對呂緯甫的命運遭際，壹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壹方面又尖銳地批評了他以“模模糊糊”的態度對待現實的消極情緒。魯迅是將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為徹底反封建的對立物來加以針砭的。在這種針砭中，正寄托著魯迅對於知識分子作為壹種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呂緯甫由於“心死”而背棄了高尚的人生境界，變得茍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為了糊口而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去教給孩子們充滿了封建毒素的《女兒經》之類的東西。這無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壹個激進者而退化為壹個落荒者了，從壹個極端走到了另壹個極端。當年在與同學爭論改革中國方法時，他若不是對自己的主張十分自信，是不至於與同學打起來的，而這“打起來”，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騰到了何等狂熱的程度，及至悲嘆“那時豫想的事可有壹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過分的失意使他墮入頹唐。
呂緯甫雖然渾渾噩噩地度日而無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卻是十分清醒的，並且懷著難耐的隱痛，充滿著自責。他說：“……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他甚至頗為尖刻地諷刺自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壹個地方。給什麽來壹下，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壹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壹點小圈子。”他說的很坦誠，很符合實際，卻也很痛心。他顯然是不滿於這樣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卻確實是壹種蜂子或蒼蠅飛旋似的悲劇，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蒼蠅似的盤旋回來。正是由於他的頭腦很清醒，對於自己這種可悲的人生有著深切的認識，這就更加深了他心靈的痛楚。小說在對呂緯甫的悲劇人生的嚴峻批判中，曉示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可以說，呂緯甫的人生悲劇是當時相當壹部分新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的真實寫照。
這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它動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呂緯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內容與情節是在“我”與呂緯甫的對話中展開的。這樣的藝術構思，便於表現人物之間的感情交流；又由於敘事中夾帶者抒情意味濃重的議論，感情也就袒露得更為分明。“我”同呂緯甫在酒樓上不期而遇。舊友相聚，不免反顧往事，互通長短。呂緯甫還向“我”細細地講述了兩件小事：他說，這次他來S城的目的，壹件是奉母命為三歲時夭亡的小兄弟遷葬，另壹件是，母親要他給舊時的鄰家姑娘阿順送兩朵剪絨花去。兩件事他都辦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誰知掘開墓來壹看，墓穴裏連屍骨的影子也沒有，連最難腐爛的頭發也不見蹤影了，但他還是遷了點原處的土去埋在父親的墳地上。母親叫呂緯甫給阿順姑娘送剪絨花去的原因是，阿順小時候曾因為羨慕別的孩子頭上戴著剪絨花，“自己也想有壹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親的壹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的緣故。然而這次呂緯甫帶著從外省特意買來的剪絨花來找她時，她卻早已不在人間，呂緯甫便把剪絨花送給了阿順的妹妹阿昭（雖然他“實在不願意送她”）為的是回家後好對母親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這兩件事都是很無聊的，“等於什麽也沒有做”，但他卻都做得很盡興。
那麽，呂緯甫為什麽要盡心於這種“等於什麽也沒有做”的事呢？作者又為什麽對呂緯甫在做這兩件小事時心態加以描寫呢？不錯，呂緯甫已在政治上變得頹唐了，但從他做這兩件小事的情況來看，他畢竟還是壹個具有善良之心、且為人誠懇實在的人。在遷葬的過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裏忙碌了大半天，如果僅僅是為了騙騙母親，他是無須這般壹絲不茍的，看來還是出於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這樣盡職地完成“遷葬”，他會過意不去，會留下感情的負累。送剪絨花的事亦復如此：壹是為母親，這是母親的壹個心願；二是為阿順，如他自己所言：“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因為往昔鄰裏之間親親熱熱的溫馨的記憶，呂緯甫是不能忘懷的，而且他希望這次送去剪絨花對阿順少年時代愛美之心受到打擊能有所補償。呂緯甫的心地善良、真誠待人的品質，在處理這兩件小事的過程中，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這樣的壹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卻在大事上變得渾渾噩噩了，他對於改革社會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對於教《女兒經》這樣的事也采取“無乎不可”的態度了。在講完剪絨花的事之後，呂緯甫說：“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麽？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去’去。“我”批評他之後，他訴說了自己的不得已：“……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然而同時也就滿臉通紅，“眼光卻又消沈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慚愧，心中有著壹種無可排遣的苦楚。正因為他是壹個品質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進變為消極，頹唐，放棄了改革社會的高尚目標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