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那些哲學家對法家進行了批判

總：法家工具主義的強制原則和功效目的是典型的、以權力為私欲工具的 人治 思想形態,而儒家所提倡的 德禮之治 則是建立在普遍道德義務之上的 法治 思想,它既可以作為批判和抑制 人治 條件下權力的淫威,也可以接引並創造性轉化以人權和公平正義為取向的現代法治原則，兩者是全然矛盾的。民本：法家提倡臣民變成“公民”，這也是奴役的開始。而儒家則承認“私民”，民首先是宗法關系中、禮教中、私門中的人。聽起來是不是很“落後”？恰恰是這種“落後”的宗法關系與禮法，成為抵禦“先進”的國家權力直入家門之內、直達個人身上的屏障。清末近代轉型以來，那些喊著“個體解放”口號，砸碎宗族、宗法、禮教的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哪裏知道儒家大義？於是直落入法家陷阱。法治：法家是主張“緣法而治”、“事皆決於法”（《史記?秦始皇本紀》），看起來確實有些“法治”（Rule of Law）的樣子，但其實，這是錯覺。法家的“法治”，更接近Rule by Law，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法只是君王的統治工具，“事皆決於法”只不過是“事皆決於上”的另壹種說辭。儒家的最高追求是中庸之道，是強調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完美結合的哲學派別，是二元論，屬中、或稍偏左、或稍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