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在19世紀末德國唯心主義的強勢下淡入背景。在這壹時期尚默默無聞的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在其代表作《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的首版中對康德認識論作了批判性和開創性的分析。在黑格爾逝世壹年後，貝內克（Friedrich Eduard Beneke）以《康德和我們時代的哲學任務》（Kant und die philosophischen Aufgaben unserer Zeit，1832）邁出了重新發現康德的第二步。懷澤（Christian Hermann Weisse）在1847年做了題為《我們現在在何種意義上必須使德國哲學重返康德》（In welchem Sinne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jetzt wieder an Kant sich zu orientieren hat）。
新康德主義的正式興起是與這幾個名字緊密相連的：赫爾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李普曼（Otto Liebmann）、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策勒（Eduard Zeller）。朗格在《唯物主義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866）中對這壹觀點做出了詳盡的批判。李普曼在其《康德與後繼者》（Kant und die Epigonen，1865）中則用四個大段分別對唯心主義（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現實主義（赫爾巴特）、經驗主義（弗裏茨）以及先驗哲學（叔本華）等給予批判，並且在每壹個章節的末尾用類似戰鬥口號的方式寫到：“必須重返康德”。
新康德主義這壹術語大約在1875年前後被用於專業文獻。該學派的代表是馬堡學派（die Marburger Schule）和西南學派（Südwestdeutschen Schule，又稱海德堡學派）。除此之外尚有壹些相對獨立的哲學家被歸入“批判主義”（Kritizismus）的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