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樣的制度規範什麽樣的行為，無論制度有什麽問題，病人總要面對，人總要面對病人。面對病人的不是衛生局長，而是醫生。即使是醫生也要面對患者，這是壹個需要正視的現實問題，無法回避。體制的固定病，看病難，看病貴，服務差。患者自然不滿意。壹旦出現醫療差錯，矛盾就會激化，沒有有效的調解和裁決制度，導致了我國特有的醫患血案。
在醫療服務關系中，在醫患矛盾博弈中，醫院是絕對的強者，患者是弱者。醫患矛盾出現後，當通過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糾紛無望時，就會出現過激行為。既然沒人管，那就只好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來發泄不滿了。發生這樣的事情，雙方都是受害者。
第二，缺乏醫院服務意識。患者去看病，從掛號開始就要不停地排隊。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何況是病人。哈醫大壹院事件的肇事者去醫院兩次無果，以為醫生不會給他看病，後心生不滿。壹老壹少，兩個病人(爺爺得了癌癥)，每天進出兩家醫院的大門三次。是不是很慘？
很多時候，看了壹次病，就在醫院折騰了壹天沒有結果，各種檢查搞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看到壹個急診，整夜翻來覆去，睡覺沒地方睡，坐著沒地方坐，想想就知道了。
網上有個帖子說，壹個朋友和她老公深夜帶寶寶去看醫生，壹次是因為拉肚子，壹次是因為發燒。每次都在醫院折騰了壹晚上，還是找不到病因，每次都讓做全身檢查，包括CT。“當時我老公差點和醫生打起來。”寶寶發燒去美國急診，只吃了退燒藥查了唾液。
醫院互相封閉，檢查結果互相排斥。反復檢查，反復治療，讓患者無可奈何。
醫院的“三率”:治愈率、離職率、死亡率是考核醫院的行政指標，卻被當作對付病人的手段。他們住院20天30天，再次辦理入院手續，接下來是壹系列檢查。還有就是拒絕推脫治療。
保定醫院是因為實行了“醫保費用總額預付制”。多余的醫保基金必須由醫院貼出，職工醫保病人住院被拒，只好自費生活。
住院，很多本該由醫院護士護理的任務，轉移到了患者親屬或患者請來的護工身上。原因是這些項目的費用每天都出現在賬單上。
第三，醫療水平被片面誇大了。宣傳中誇大了醫療的作用，對治療的過度期待導致對過度治療的失望和後悔，進而引發不滿。說實話，現在的醫療技術可以延緩人的生命，卻無法恢復妳的健康。很多走進走出的案例都讓患者親屬難以回頭。
醫學行為並不都是萬能的。事實表明，藥物治愈的只有1/3，手術治愈的有1/3，自愈的有1/3。在治療過程中，很多人會產生某種心理依賴，比如藥物依賴，吸毒，即使是“假”藥或者無效藥，也會很快得病。醫生依賴，看醫生，信任醫生，病很快就會好的。醫生的話對這些患者很重要，頻繁使用“善意的謊言”也是為了治病。醫生比病人更清楚這壹點。
人體是壹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在壹些傷害下可以自我修復，壹些疾病可以自愈。不像沒有身體的機械設備零件，壹旦壞了，除非妳修理更換，否則永遠壞不了。
第四，社會轉型帶來的功利心理泛濫。這不僅是醫療行業，更是各行各業喪失專業，冷漠，冷漠，急功近利，大獲成功！不講服務，只講收入的現象，追求實際利益。我們的醫生，還有我們的公務員，我們的商人，我們的工程師，我們的教授，哪個行業不壹樣？只是醫護人員比較特殊，矛盾雙方面對面，壹對壹。
對於患者來說，醫生態度差、語言生硬，再加上醫生收紅包、開高價藥已經成為公開的“潛規則”，患者容易產生不信任感。壹旦診療過程中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就可能發生醫療糾紛。此外，壹些醫療機構確實存在服務上的缺陷，醫療水平低，操作不規範，往往導致嚴重後果。此外，醫患溝通不暢，醫生不尊重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也是引發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醫生也很委屈，每天面對壹個像自由市場壹樣嘈雜的醫院，心情也很好。
第五，傳統人情的顛覆。當病人去醫院時，他應該感覺像壹個客人。有的人只是“乞討”，不做事沒有任何好處，門難進，臉難看，病難治，醫院裏充滿衙門作風。醫藥費高，服務態度差，沒有押金能治病，押金不夠就停藥。醫生忙，病人不忙？整個社會都在忙碌，卻得不到更高的效率。
除了醫療行業，各種服務行業都可以打折、砍價，但是妳敢和醫院、藥企談價格嗎？這背後是醫院和藥商，醫生和藥商在搞壹種“市場經濟”。
以前有坐訪之說。醫生上門，會把病人當客人，病人看病會受到尊重。現在，時代不同了。自然就沒有家訪這回事了，連字都變了。不要為了醫生叫醫生，不要為了醫生叫醫生。
山寨產品在中國社會大行其道，醫療行業也不能免俗。假藥和假療法屢見不鮮。我們來看看醫療清單裏憑空列出了多少檢查、醫療、用藥的項目。
六、醫患矛盾得不到有效解決。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60歲的董因2008年的壹場醫療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縣中醫院和九江市第壹人民醫院的醫療事故責任。九江市醫學會的第壹次鑒定結果是，相關醫院的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後江西醫學會的結論是，本案屬於壹級、二級醫療事故，但醫方承擔次要責任。最後，中華醫學會認定事故為壹級、二級醫療事故，兩家醫院應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董2008年7月遭遇意外，2010年8月被判刑，其間經歷了兩年多的糾紛。醫院提出上訴後，過程艱難復雜。
事實上，在相當比例的醫療事故糾紛背後，當事人都有類似的經歷。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公信力不足是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醫療鑒定的利益結合，使得醫患關系往往從普通矛盾走向深化甚至極端。
醫患地位不對等，醫聯體的專家都是各個醫院的成員，醫療體系認同的傾向可想而知。這方面確實造成了很多明顯的鑒定不公平。另壹方面，結果不利的患者自然會懷疑鑒定的公正性。所以，只要鑒定機構及其成員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這個公信力就很難建立，屁股決定腦袋。
醫療糾紛和事故專業性很強，法官很難獨立判斷，只能依靠醫學專業知識。醫學鑒定結果不具有權威性，法院的判決也難以令人信服。
相當比例的醫患糾紛最終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會公平的最終底線卻壹再被突破。取證困難，耗時，最後要麽不了了之，要麽走極端。例如，2011年9月，在北京同仁醫院，患者王寶明砍死了喉科主任醫師徐文。2008年7月，王寶明選擇了訴訟的方式來解決此事。從2008年8月壹審開始，案件三年多無法和解，讓他壹提起訴訟就怒不可遏，最終釀成悲劇。勝訴後，董還要求追究當事醫生的刑事責任。他說，2011年6月22日立案，直到現在都沒有結果。“我給主管主任打了電話，打了很多電話，但是他們壹拖再拖。”
醫患矛盾的加劇，也加強了醫院醫生的心理防範，在治理上也會更加消極，導致惡性循環。東莞市政府發文，給醫院配備警用設備，防止病人突發事件，但數千名病人與數百名醫生混雜在壹起。妳如何預防它們？是不是像銀行壹樣在患者和醫生之間豎起壹道鋼柵欄？
醫患矛盾不是壹句“加快醫藥衛生改革”的口號就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