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律師的詹姆斯·多諾萬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不懼壓力，用盡渾身解數為阿貝爾抗辯；那邊，阿貝爾也逐漸開始欣賞起詹姆斯的正直和崇高品質。
雖然兩人最終還是輸了官司，但卻自此建立起微妙的情誼。
幾年後，美軍U2高空偵察機在執行機密任務時，被蘇聯軍方擊落，美國飛行員彈射跳傘後成了俘虜。
此時，詹姆斯·多諾萬正好受雇於CIA(中情局)，作為美方代表團之壹，同蘇聯進行談判，與蘇方交涉換俘條件。
顯然，美國手中的蘇聯克格勃“諜王”阿貝爾，就是美方最重的那個籌碼。
在影片末尾，換俘地點被選在了連接東西柏林的輕軌鐵路橋上。這就是電影名字《間諜之橋》的寓意。
其實，《間諜之橋》中的美國律師的多諾萬、克格勃大佬阿貝爾、U2飛行員鮑爾斯均確有其人，相關情節也基本都是 歷史 上真實發生過的，電影通過戲劇化的再創造，把冷戰的肅殺氛圍和人物特色拿捏的相當不錯。
畢竟，此電影上映於2015年， 歷史 上的美蘇換俘事件發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很多親歷者仍然健在，因而在還原 歷史 方面，功課做的很足。
要說這位魯道夫·阿貝爾，看照片就是個木訥的老大爺，實際上他老人家可素有“千面人”之稱，歷來被視作間諜隊伍的教科書式人物。
阿貝爾的間諜“臥底”生涯，始於衛國戰爭前的1939年。
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二戰爆發。隨後，蘇聯和德國“友好”的瓜分了波蘭，兩個原本相距甚遠的國家，開始“接壤”。
此情此景下，大胡子對小胡子的動向異常緊張，派遣了多批次的特工秘密潛入波蘭，試圖打入納粹內部。
而咱們的男主魯道夫·阿貝爾這時正好就是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特工。
壹方面，光從“魯道夫”（Rudolf）這個典型的德意誌名字中，也能看得出來，他屬於壹個德裔蘇聯人。
更難得的是，除了德語和俄語這兩門“母語”外，阿貝爾還能說波蘭語、英語、法語和拉脫維亞語，畫畫和彈琴方面有壹套，頗具藝術氣質，同時精通當年非常“潮”的無線電技術，體力和精力也相當過人。
而且，阿貝爾的政審條件還特別過硬，他老爸曾經是列寧在聖彼得堡職業技術學院的同班同學，壹起搞過反沙俄統治的城市暴動。
在組織的安排下，阿貝爾以德裔波蘭僑民的身份去了拉脫維亞，在那裏加入了黨衛隊。隨後那是壹路開掛，戰場上表現英勇，得到了壹枚鐵十字勛章；平日裏還特別善於“表現”，其狂熱的納粹“情懷”，讓他頗得上司的賞識和信任。
在納粹陣營中潛伏的幾年裏，雖然阿貝爾軍銜不高，但卻時常有機會接觸到納粹高層們的機要文件，其中就包括了當年的蓋世太保的大Boss、第三帝國駐捷克斯洛伐克總督，海德裏希往來柏林的秘密電文。
1945年4月底，在蘇軍攻克柏林的隆隆炮聲中，阿貝爾全身而退回到了莫斯科。
然而，阿貝爾的使命並未因此而終止。1946年，阿貝爾接受了去美國“潛伏”的重大使命——獲取原子彈相關資料，以打破美國對核武器的壟斷。
在加拿大整整遊蕩了兩年後，1948年11月15日，阿貝爾才拿著美國公民安德烈·卡約蒂斯的護照在紐約港登岸。
這是考慮到，壹方面，需要積累阿貝爾作為卡約蒂斯的身份背景，另外更是要他充分找找當北美人的感覺，以防在隨後的潛伏中露出馬腳。
可見蘇方對這次潛伏任務的重視，連阿貝爾這樣有天賦的特工，也的先“熱身”兩年才能正式“上崗”。
雖然阿貝爾是第壹次踏上美國本土，但他的言談舉止，要說不像美國人，甚至連美國人自己都不信。
在阿貝爾非常“熟悉”的紐約，像他這種中年藝術家在大街上壹把壹把的抓，很難引起人們的註意。更何況，人家阿貝爾在繪畫和攝影方面還真有兩把刷子，搞起藝術來，也是相當的專業。
阿貝爾會經常離開紐約出去“旅行”。臨走前，他總是對藝術圈的朋友們說，自己要逃避紐約這個“牢籠”，到大自然裏去尋找創作靈感。
很顯然，背地裏，他不是去見“線人”，就是去視察各個情報活動點，接受手下特工的“匯報”了。順路忙裏偷閑的還真能畫出壹些藝術品，來用作自己的“采風”成果。
1949年8月29日，蘇聯第壹枚原子彈爆炸成功，阿貝爾功不可沒，被授予紅旗勛章。此後，阿貝爾的情報網仍源源不斷的向蘇聯提供著情報，他手下的特工也越來越多。
沒成想，幾年後，阿貝爾的潛伏生涯卻被壹個拙劣的“豬隊友”下屬給終結了。
1953年夏天的壹個晚上，壹個名叫詹姆斯·博紮的13歲男孩，在布魯克林區賣報紙“勤工儉學”。詹姆斯收工的時候，壹枚5美分硬幣掉下來滾走了，他追上去，用腳踩住，硬幣卻裂開了，驚訝的發現——裏面裝著壹個微型膠卷。
詹姆斯把這枚奇怪的硬幣拿給了當聯邦調查局（FBI）探員的姐夫。
隨後，FBI檢測出膠卷上的數字是用壹種蘇聯生產的西裏爾打字機打出來的，但密碼專家費盡力氣也沒能破解，線索就此中斷。
唯壹可以斷定的是，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遊蕩著壹個蘇聯間諜，可能是他壹時疏忽，把這枚特殊的硬幣花了出去。
很顯然，FBI的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這個特工叫做雷諾·海哈南，是蘇聯給阿貝爾派來的助手，壹口流利的美式英語，還號稱自己在芬蘭當過特工。經過蘇聯方面的層層測試，認為此人相貌平平甚至還顯得有點傻裏傻氣，但頭腦靈活機敏，心理素質也不錯，特別適合長期潛伏美國。於是就把他安排成了阿貝爾的手下，負責接收阿貝爾的指令。
可笑的是，誰都沒想到，這個海哈南是個癮非常大的酒鬼，清醒的時候，顯得很靠譜幹練，壹旦喝上幾口，馬上就“現了原形”。而且，那所謂的在芬蘭當特工的“履歷”，也是他根據道聽途說，自己杜撰出來的。
前面提到的那個微縮膠卷，就是1952年10底，阿貝爾給海哈南下達的第壹個指示。可是，被紐約燈紅酒綠的世界迷了心竅的海哈南壹時喝高了，迷迷糊糊的把這個接頭硬幣給當零錢給花掉了。
這枚硬幣在紐約周轉了8個多月後，1953年7月，落到了賣報男孩手裏，終於露了馬腳。
好在，密碼還算給力，整個蘇聯在美國的諜網並沒有因這枚硬幣的暴露而遭遇破壞。次年，蘇聯的契卡正式改組為了“響亮”的KGB——克格勃。
此後的幾年裏，海哈南在工作中多次失誤，還用偷著活動經費去酗酒和招妓。忍無可忍的阿貝爾跟上級結合後，1957年4月，買了張船票，要安排他回蘇聯。
在回蘇聯的船上，海哈南知道自己任務失手和偽造簡歷的事兒克格勃方面都已經掌握，回去後等著他的，沒準就是壹輩子在西伯利亞勞改營裏饑寒交迫的挖礦了。
於是，在途徑法國時，海哈南跑進美國大使館“叛逃”了，他說自己是壹名派駐美國的克格勃，有重要情報要提供。
然而，看到海哈南傻乎乎的外貌，壹副酒鬼的模樣，美國人並不怎麽相信他，只對他進行了壹些常規檢測，結果顯示海哈南只是壹名有自殺傾向的酗酒者，當即要把他趕出去。情急之下，海哈南聲稱能破譯蘇聯的密碼，並從口袋中掏出壹枚藏有膠卷的空心硬幣。
這時，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才意識到，立功的機會來了，趕緊把他護送回美國，交給了FBI。
FBI探員們頓時想到了幾年前的空心硬幣案，於是拿來4年前的那枚硬幣中的膠卷讓酒醒後的海哈南破譯，結果他真給讀出來了。
雖然海哈南不知道阿貝爾的具體地址，但他供出的情報已足以讓FBI們找到阿貝爾。
1957年 6月21日，聯邦特工闖進了阿貝爾的住處。
面對破門而入的特工，阿貝爾表現的相當鎮定，他要求上了個廁所，神不知鬼不覺趁機把隨身的微縮膠片沖到下水道裏，又很自然的在收拾東西的時候，“不小心”把寫著字條的紙屑潑灑上了顏料，暗藏在領帶別針的膠片也被弄掉在地板上踩碎。至此，他身上再也沒有了直接證據。
FBI雖然肯定阿貝爾就是大魚，但硬是沒能在第壹時間，第壹現場抓住證據。
美方只得找了幾個反間諜心理專家，力勸阿貝爾合作，他們既以羅森堡夫婦被電刑處死的“案例”相威脅，又以年薪11萬美元的合作條件來進行“誘惑”。
同時，出於表面上的“人權”口號和對蘇聯方面的忌憚，美政府還是給他指派了壹個辯護律師。本想是裝裝樣子就罷了，沒成想無意間選到了詹姆斯·多諾萬。這就有了開頭提及的《間諜之橋》裏的相關情節。
最終，即便阿貝爾心理素質強大，啥都沒說，詹姆斯·多諾萬也特別賣力氣的舉證、抗辯，但阿貝爾還是以間諜罪，被美國聯邦法院判處了30年徒刑。
原本，本來阿貝爾以為自己將在監獄裏渡過壹生了，可是沒過幾年，他的命運就出現了轉機。
1960年5月1日，壹架美國U2高空偵察機被蘇聯擊落。飛行員鮑爾斯彈射跳傘後成了蘇軍的俘虜。在蘇聯軍方和克格勃的聯手恐嚇和利誘下，鮑爾斯很快就供了他所知道的壹切。
那邊，美國的FBI和CIA也就是否要用阿貝爾交換鮑爾斯展開了激烈爭論。
FBI仍然寄希望於阿貝爾最終會與美國合作，因此反對交換。而CIA則迫切的要知道鮑爾斯到底跟蘇聯“說了什麽”，還想搞清楚當年在空中到底發生了什麽，蘇聯人究竟用什麽秘密武器和戰法擊落了世界上飛得最高的偵察機。
權衡了壹年多後，肯尼迪總統“拍板”——還是換了吧。
壹方面，美國希望借此緩和與蘇聯的關系；同時他們也明白，阿貝爾的信仰非常堅定，讓他背叛蘇聯，說出機密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1962年2月的壹個清晨，美蘇雙方在東西柏林交界處完成了交換。這就是電影《間諜之橋》的結尾。
據史料記載，跟電影中表現的壹樣，詹姆斯·多諾萬和阿貝爾話別的場面確實感人。不過，臨走的時候，壹向嚴肅的阿貝爾還跟多諾萬開了個玩笑——“妳知道蘇聯政府每年給我多少嗎？100萬美元！”
然後，他從容的穿過東西柏林交界處的白線。蘇聯同誌擁抱了阿貝爾，他們壹起走下了橋，坐進 汽車 ，開到壹幢不大的房子面前，阿貝爾的妻子和女兒正在那裏等他。
對於那名“豬隊友”雷諾·海哈南的下落，至今仍沒有任何官方定論。有小道消息說他被美國政府給“保護”了起來，自此隱姓埋名，從人間蒸發，在1970年代，“意外”死於賓夕法尼亞州的高速公路上的壹場車禍。
他仍留在蘇聯的妻子格裏蒂納還曾經給克格勃最高主席寫信要過撫恤金。因為，海哈南叛逃的事件，在蘇聯國內被做了保密處理，格裏蒂納壹直被蒙在鼓裏，天真的以為自己的男人是在外地執行任務時“失聯”了。
在被克格勃警告後，悲催的格裏蒂納只得安慰兒子，說他的親爸爸早已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犧牲於德國人的槍口下，消失的那個，是他的繼父。
而阿貝爾的那位富有人情味和職業操守的律師，詹姆斯.多諾萬，也逐漸由律師轉為官方特聘談判專家。
在同期的“豬灣事件”中，多諾萬帶著自己的兒子前往古巴，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進行了秘密會談，順利救出了1000多名被俘的美軍士兵，還同卡斯特羅結為了終身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