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書名的翻譯
據了解，在書籍的制作上，英美發達國家的出版商在封面上花了很多時間。壹個書名往往在書定稿後還不確定，可見書名的重要性。的確，翻譯壹本書，翻書名是很關鍵的壹環。
擺在我們譯者面前的，通常是已經確定的中文標題(文學作品不屬於這裏討論的範圍)。我們的任務是在忠實意圖的前提下，將書名翻譯成符合英文讀者習慣，容易引起他們對壹本書興趣的英文書名。這是壹個再創造的過程。首先，要求譯者對書的內容有透徹的理解。這樣才能給自己打開翻譯書名的空間。其次，我們應該註意以下幾點:
要抓住中文書名的核心內容，突出主題，吸引讀者的註意力。比如，薛暮橋在外文出版社1981發表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內容，是從整體上討論中國的社會經濟，有理論、有實例、有數據，而不僅僅是談論有問題的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英文標題省略了“問題研究”，引人註目，也讓該書享有了應有的權威性。
甚至壹些權威的中文學術專著，標題中也常常含有“初步研究”、“導論”等字樣。中國每年出版幾萬本中文書籍，能翻譯成外文的壹定是同類書籍中價值較高的。這些詞可以去掉。
鄧小平在198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這類書的另壹個例子。最初認為書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續)》(因為在此之前，1984出版了壹本同名小冊子。這種口號式的標題並不能壹眼說出壹本書的核心內容，更不能幫助讀者把握主題。後來，人們認為英文標題是當今中國的根本問題。
《齊白石畫集》是中國第壹本用外文出版的齊白石作品高級畫冊。收藏了他從1883年到1975年去世70余年的精品，很多都是首次公開發表，藝術欣賞和研究價值非常高。但是，齊白石畢竟是去世多年的中國畫家，西方對他了解不多。所以，書名能幫助潛在讀者理解齊白石就更有必要了。如果只把中文書名翻譯成《齊白石繪畫選》，人們很難知道這位畫家的特點。更別說他的名字外國人很難念。英文書名采用齊白石對其作品的總體評價:“似與不似”，書名主標題為似與不似，副標題為《齊白石繪畫選》。
並適當增加文字，使英文書名對讀者更有吸引力。在許多情況下，中文書名的幾個字準確地介紹了壹本書的主題。然而，直譯給外國讀者常常使他們產生壹種深不可測的感覺；莫名其妙的感覺讓讀者很難在浩瀚的書海中對這本書表現出特別的興趣。相反，增加幾句話，有時甚至是幾行，會使壹本書的主題明確，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壹個簡單的例子是徐悲鴻的生活，翻譯成徐悲鴻-生活的壹個繪畫大師。
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人民簡史》英文書名是《歲月的考驗、動蕩與凱旋》，副標題是《從1949到1988的中國》。這個標題和《簡史》的中文標題有點遠，但並不違背新中國40年歷史的主題。主標題突出了40年來各個階段的特點，通過副標題說明了本書的時間跨度。
《中國海關秘密檔案》是壹部四卷本的書，長達360萬字。其主要內容是英國人赫德從1874到19O7在清海關稅務總局擔任要職，與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之間的書信電報。是了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控制和舊中國半殖民地性質的重要參考書。美國費正清教授收到65，438+0，000多封信，在65，438+0，972發表了主標題督察長。
兩卷本的《在北京》。我們這套比費正清多包含了三分之二的內容，具有更強的權威性和學術價值。如果直接翻譯中文書名，人們很難發現這是什麽關於哪個時代中國風俗的秘密檔案。因此，英文書名的主標題翻譯為《中國帝國海事海關檔案》(以帝國壹詞解釋)，副標題為R. Hart與J.D. Campbell之間的機密相關1874-1907。這就把書的內容講清楚了。
在中國，彭元帥是眾所周知的，但西方人對他知之甚少。因此，彭《自述》的標題決不能簡單地翻譯。經過反復推敲和吸收外文書名的特點，英文書名命名為《中國元帥回憶錄——壹場文革“沖突”》，作者彭德懷元帥(1898-1974)。報道他的職業生涯，從在中國軍閥軍隊服役到在朝鮮指揮中國人民誌願軍。所謂的自述，其實是“文革”時邊寫的。在這方面，書名是為了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而解釋的。標題還指出，他曾加入軍閥的行列，在朝鮮與美國人作戰。雖然這兩點未能完全表達他的軍旅生活，但最容易引起西方英語讀者註意的內容都包括在內。如書名，似乎有點太長，但卻清晰明了，依然簡潔明了地告訴讀者書的主題。
不考慮英文閱讀習慣，中文書名的直譯必然會失敗。
在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陳毅和贛粵邊區人民翻譯成陳毅和贛粵根據地，人名地名六個漢語拼音字母堆在壹起。妳怎麽能指望普通外國讀者知道為什麽？”！
再比如《中國大足石窟》翻譯成大足石窟，《永樂宮壁畫》翻譯成永樂宮壁畫。譯文根本沒有反映出這兩個地方在文化和藝術史上的重要性和特點，甚至連它們屬於中國的事實也沒有反映出來。
為了幫助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學會使用漢語詞典，出版了壹本名為《筆碼查詞》的參考書。英文標題翻譯成字典咨詢的筆畫編碼。別說外國人，就連中國人看了標題也未必能猜到這本書講的是什麽。
第二，翻譯中“前言”和“內容介紹”的恰當處理
看中文文獻中的序言或前言，作者的話，編者的話等。，如果作者(或編者——下同)不是自己寫的，而是別人作序，他往往會寫贊，贊美作者的智慧；勇氣，毅力，水平等等。但根據作者自己的行動，往往會有壹兩句話:“水平有限，書中錯誤或不恰當的地方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水平有限，時間倉促，失誤在所難免。請指正。”還處於起步階段，時間倉促，疏漏較多，需要進壹步完善和豐富。希望讀者批評指正。“謙虛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在中國的書裏，寫這些話既能表達作者謙虛嚴謹的治學態度，又能暗示我的工作不壹定是某壹領域學術研究的巔峰，很可能有超越的天地。應該說，總的來說，這些文字讓人更加尊重作者。
但是，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把這種純漢語翻譯成英語，效果會適得其反。雖然西方出版的書有很多錯誤，但作者不會在自己公開的書中首先承認這壹點。因為，按照他們的習慣和邏輯，如果作者或出版商承認自己的出版物有問題，讀者會說他們知道自己水平有限；而且明知自己的作品是“謬誤”的還要發表，這不是故意誤導人嗎？為什麽不先提高水平，自己消除謬誤再發表呢？如果時間真的很短，為什麽不另作安排，悠閑地制作壹部成熟的作品呢？如果壹般的學術論文還是合理的，教材就不能允許作者保留“錯誤或不合適的地方”。至於醫學專著，需要100%準確，絕對不能讓作者埋沒“錯誤和不合適的地方”，否則就是治死人。
根據外國讀者的欣賞心理，外文出版社對序言中的這類詞語進行了不同的處理。比如《十四經穴》就是壹本教授針灸的大型教材，其作者也是權威人士。但他在《寫作筆記》中寫道，由於編者水平有限，錯誤和缺點在所難免。英文版出版時，幹脆取消了“寫作筆記”，讓別人寫序言。
當然，為了避免誤解，我們根本不應該給讀者壹個現實的解釋，甚至不應該自我吹噓。《中國人* * *與國外外交關系大事記》壹書“編者註”稱，該書是迄今為止出版的最廣泛的對外關系史料，“同時也指出”限於出處和編者水平，此書難免有疏漏之處。希望讀者指正。最後壹句翻譯成？這部編年史容易出現錯誤或誤解。我們歡迎建議和批評。“果然，這本書出版後，兩個外國駐華使館寫信指出，這本書遺漏了這兩個國家與中國交往中的兩件大事。對於壹個出版社來說，遺漏了這樣壹本涉及中外關系的書，是壹個嚴重的意外。
恰當地解釋我們歷史上的壹些重大事件或政治運動是極其重要的。壹本關於中國法制建設的書簡介，開篇是這樣評論的:黨的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通過了壹系列法律。對中國有或多或少了解的外國人，可能知道中國在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但對三中全會關於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決定不壹定清楚。所以譯者在翻譯這句話的時候加了幾個字。整個句子是這樣的:
在中國共產黨選舉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制定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的政策的指導下，NPC及其常務委員會自1979以來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這樣，人們就會知道三中全會與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之間的聯系。
有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詞或短語，讓外國讀者很難理解它們的確切含義，有時甚至會導致誤解。《中國人名詞典》裏的人簡歷基本都是以新中國成立劃線，把壹個人的經歷分為兩個階段。所以幾乎每個解釋都有“建國以來”。或者“建國後”。再比如《中國針灸詞典》，這是壹本專業性很強的中文詞典。對於外國人來說，經常會出現“抗戰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的字眼。在這種情況下，外文出版社壹般要求譯者首先選擇清晰易懂的詞語，最好在第壹次出現時加上時間。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1949”；當然“抗戰期間”應該翻譯成抗日戰爭期間。
每本書都少不了對作者的介紹，職稱翻譯又是壹個突出的例子。企事業單位有壹批屬於經濟師系列的人，如事業單位的人事幹部、壹些政府機關的外事幹部、外貿系統的工作人員、工礦企業的勞動資料員等。把這些單位的經濟學家翻譯成經濟學家是不合適的。壹般情況下，人事幹部不是專門學經濟的畢業生。他們怎麽能被稱為經濟學家呢？工廠裏的勞資科長不壹定是經濟專家。就經濟學家而言，外文出版社研究過多次，也咨詢過兄弟單位的同事，但始終沒有找到滿意的譯本。在找不到對應的英語詞匯的情況下，我們只好先嘗試解釋壹下經濟學家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目前采用經濟管理幹部中心的稱呼。雖然很難準確反映整個系列經濟學家的所有工作含義(因為這個系列涉及面很廣)，翻譯也太長，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從業人員、外貿人員、人事幹部的主要工作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