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都是愛國運動。
洋務派主觀上不希望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甚至在創辦民用工業時，也反復說不允許同類的私營企業，這在壹定程度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產生。但在中國封建制度下，洋務派引進了與封建生產關系格格不入的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這壹新的生產力，客觀上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的解體，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為解決資金問題，洋務派興辦民用工業，采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民間資本。這個“商業股票”部分就是民族資本主義的因素。從70年代開始，壹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現代民用工業，終於使中國有了壹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促進了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無產階級的壯大。此外，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爭論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批判，在壹定程度上動搖了堅持祖訓傳統、規範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良好氛圍。由於洋務學堂翻譯了許多外國科技書籍，派出了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培養了壹批外交和科學人才，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知識也起到了促進民主思想傳播的開拓作用。在此基礎上，19的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離出壹批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洋務民用工業的建立，部分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洋務運動的過程是中外反動派的進壹步聯合和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逐步深化，也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義和團運動的根源:19年底，各路帝國主義瘋狂入侵中國邊疆和周邊國家，中國邊疆出現了新的危機。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向中國輸出大量資本，但在政治上攫取“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浪潮。文化上，他們通過教會侵略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加劇了民族危機，最終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運動。《辛醜條約》簽訂前後，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在靖的領導下，直隸深州、安平等地的人民豎起了“反清滅洋”的旗幟，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戚子岡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的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團散發大字報，提出“滅洋興國”的口號。隨後1902年，四川紅燈派首領李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鬥爭開始興起。同年4月，敬亭賓起義爆發，義和團領袖趙三多也參加了起義。敬廷彬被提升為龍團大元帥，豎起了“官逼民反”和“掃除外族”兩個條幅。起義隊伍迅速壯大到三四萬人，影響力遍及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二十四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壓，敬廷彬被殺。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事愚蠢，在盟軍面前顏面盡失，壹再顯示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和無能，統治威望大降。東南各省省長在事件中不服從中央命令，事後沒有受到處分，反而受到表揚。各地方開始被允許有不同於中央的政治意誌，中央集權從壹開始就開始瓦解。十年後，民眾對清政府的厭惡達到了頂點。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各省再次違抗清朝，宣布獨立。最終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地方政治力量上升造成的割據局面，壹直影響著整個中華民國的政局。義和團運動雖然在當時被西方視為扶清的排外運動，但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繼續把持皇位的慈禧太後和她的繼承人也意識到，無論他們之前的態度如何，要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要進行改革。之後，在1912年清朝覆滅之前，又實施了多種新政，但局面無法扭轉。按照新中國官方的說法，義和團運動標誌著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覺醒，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起源。* * *認為，清末義和團運動和民國時期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反對二十壹條，是近代以來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是反帝的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