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從思想內容看，《吶喊》、《仿徨》中的小說，往往是《狂人日記》主題的進壹步發掘和深化。
《狂人日記》熔鑄了魯迅幾十年研究中國病態社會的心得，其內容是博大精深的，又是高度濃縮的。它第壹次提出了封建“仁義道德吃人”的壹段獨白：“我翻開歷史壹看，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天，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小說通過狂人的幻覺刻畫了在“仁義道德”掩蓋下到處可見“白厲厲的牙齒”，刻畫了吃人社會的特征：那些“唇邊抹著人油”的食人者，幾千年來以“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排著“大小無數次的人肉筵宴”，並巧立名目，編造著吃人的道理，以“仁義道德”掩蓋著幾千年的吃
人史。這段獨白，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性和濃郁的政論色彩，它是理解《狂人日記》及其後許多小說的思想鑰匙。這正是研究中國歷史所得出的壹針見血的結論。魯迅認為：中國正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黴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四》）他清醒的認識到了用“仁義道德”遮掩起來的中國歷史的真面目，加深了對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憎恨。把中國幾千年剝削社會的歷史，深刻地歸結為“吃人”的歷史，這個論斷在五四時期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仁義道德吃人”這壹主調下，《狂人日記》重點揭露了封建家族觀吃人的罪惡。其後的小說，則在“仁義道德吃人”這壹思想的各個層面深入開掘和具象化。《孔乙己》、《白光》控訴了封建教育觀“吃”知識分子的罪惡；《藥》、《阿Q正傳》暴露了封建正統觀、等級觀“吞噬”國民魂靈的罪惡；《祝福》控訴了封建節烈觀“吃”勞動婦女的罪惡；《兄弟》是對封建孝悌觀“吃人”的嘲弄；《故鄉》表現了封建制度對農民的壓迫；《社戲》表現了封建思想對兒童的摧殘；《長明燈》、《藥》表現了統治階級對革命者的迫害；等等。如果說《狂人日記》是對整個封建營壘的壹次總體性猛轟，那麽其後的作品則是對各個明碉暗堡的重點性爆破。特別是《祝福》，把《狂人日記》“禮教吃人”的主題開掘得尤為深湛。魯迅壹九二五年在《燈下漫筆》中痛切地指出：“大小無數次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壹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女人和小兒。”祥林嫂就是在這“會場”中被吃掉的女人的代表。這個形象，是魯迅深刻地觀察舊中國社會千千萬萬不幸的人們的命運而加以典型化的壹個完整、具體的悲劇性格。《祝福》通過這個典型，深刻、具體地揭露了封建階級根據“陳年流水簿子”的種種倫理綱常，編造“不幹不凈”，“傷風敗俗”，“謬種”等種種吃人理由，將祥林嫂“悲慘的呼號遮掩”，進而將其步步吞噬的全過程。當年，許壽裳評論說：“《祝福》描寫壹個舊社會中的女性犧牲者，極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慘事，不慘在狠吃阿毛，而慘在禮教吃祥林嫂”。確是壹語中的，深得要領。如果說《狂人日記》表達禮教吃人這壹主題采用的是激憤的吶喊，那麽，《祝福》在開掘這壹主題時則是飽含血淚的控訴，其思想更為精湛，其藝術更為成熟。
至於《藥》、《阿Q正傳》等篇中總結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內容，也是在《狂人日記》批判封建主義思想內容上的發展。這些作品形象地告訴讀者，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教訓，就是沒有喚醒愚昧麻木的人民，而造成貧苦人民愚昧麻木的原因正是“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是“陳年流水簿子”上的“仁義道德”扭曲了國民的靈魂，使其被“吃”而不知覺乃至有意無意地加入“合夥吃人”的行列，對“鐵屋”中的清醒者的隔膜、冷漠甚而仇恨。從另壹視角觀照，革命者未能療救這些貧苦人民的精神創傷，喚醒這些尚具某些自發反抗要求的民眾加入革命行列，而只是幾個猛士“在寂寞裏奔馳”，其失敗當然是必然的。這壹點，正是辛亥革命反封建不徹底的反映。而在革命的暴風驟雨中，群眾對革命者竟然毫無了解，麻木不仁，又反映了封建觀念對人民毒害的慘烈程度。麻木與缺少覺悟，揭露人們精神肉體上受到的戕害，是為了讓人們從恥辱中引起“療救的註意”，使人們去研究這種“恥辱”和“病苦”的社會根源，從而奮起刷新民族精神，改變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受奴役的悲慘處境，也改變整個國家貧弱不堪的面貌。這些正是對《狂人日記》批判封建“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的拓展和深掘。
《狂人日記》寄達了向整個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宣戰的宏大意旨，從根本上將整個舊有的精神文化體系翻轉了。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號發表了吳虞的《吃人與禮教》。文章尖銳、鮮明地抓住了《狂人日記》的精神核心，把吃人與禮教這兩個看來對力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來，並列在壹起。又舉出歷史上種種吃人的實例，之後都歸結到禮教的殘酷本質上來。結尾大聲呼籲道：“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甚麽‘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誆騙我們的！我們如今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吳虞的疾呼佐證了《狂人日記》巨大的精神震撼力，由於魯迅是從根底上撼動了整個封建專制主義的精神基礎，要把整個歷史翻轉過來，所以產生的反響也是對整個封建專制主義歷史的宣戰，絕非是那種局部性的枝節之論。
因此，揭露封建“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是《狂人日記》的思想核心，也是五四時期魯迅小說的思想之綱，具有著“深邃的刺激力，宏大的震撼力和恒久的影響力”。（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宏觀反思卷》）
二、從藝術形象看，《狂人日記》中的人物帶有粗線條勾勒的特點，這給魯迅的其它小說提供了可繼續“精加工”的“人物毛坯”。
《狂人日記》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形象，除狂人外，還有古久先生、趙貴翁、大哥、醫生、佃戶、給知縣打過枷的、給紳士掌過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二十左右的人等等。這些人物，大致可分為三個系列：反封建的覺醒者、頑固的反動的“吃人”者和愚昧麻木的“熟睡”者。這些藝術形象具有輪廓性、寓言性和象征性的特征。這些人物中，除主要人物“狂人”刻畫得性格豐滿外，其余則是粗線條勾勒。但“他們”給魯迅其他小說提供了“綱要性”的“毛坯”。在《狂人日記》以後的小說中通過“精加工”，塑造成許多血肉豐滿的典型。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系列的藝術形象分別說明。
（壹）覺醒者，即自覺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倫理道德進行反抗的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狂人實質上是作者反封建宣言的代言人，有著濃厚的理想色彩。狂人之“狂”，其實都是反抗封建倫理規範的叛逆行動。他從封建的舊營壘中來，情形看得分明，反戈也擊中要害。第三則日記裏說：“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他們壹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眾不同’。我那裏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麽樣；況且是要吃的時候。”在第十壹則日記裏，“狂人”說“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壹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吃，才算好人。”這些記述雖然也包含著瘋子的錯覺和過敏，卻都間接地表明了他對封建教育和儒家思想的不滿。“從來如此，便對麽？”他對傳統思想大膽地表示懷疑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命題，具有反傳統的傾向。他壹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並踹了“陳年流水簿子”。這些叛逆行為借助精神病患者的特征表現出來，又使藝術形象帶著寓言、漫畫色彩。這就給後來的作品塑造這壹類形象提供了具象化的可能。夏瑜，就是在狂人的基礎上生活化、具象化的“狂人”。他宣傳的革命道理，在“常人”看來，無異於“瘋話”。夏瑜較之狂人，思想線條更為明晰，他發的不再是“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魯迅《答有恒先生》）而是高呼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革命口號，並為此理想壯烈獻身。《長明燈》中的“瘋子”，則是壹定要熄掉象征封建統治的“神燈”。要“放火”燒“神廟”，這是“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著筵席，毀壞這廚房”（魯迅《燈下漫筆》）的徹底的革命行動。當年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李大釗讀了這篇小說後，敏銳地指出：“我看這是他要‘滅神燈’，‘要放火’的表示。這是他在《狂人日記》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後緊緊接上去的戰鬥號角。”
（劉弄潮《李大釗和魯迅的戰鬥友誼》）這壹評論，確是革命家對革命文藝獨具的慧眼，是思想家與思想家心心相印的反映。這些都是成熟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的典型。這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魯迅思想的發展。
（二）“吃人”者，即封建社會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階級統治者。趙貴翁作為吃人者的形象，在《狂人日記》中也是具有輪廓性、模糊性、寓言性的。但作為“基本模型”，在後來的小說中經過
“精雕細刻”，塑造出許多形神畢具的立體形象。如《風波》中的趙七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這些人物的***同特征，《狂人日記》中作了高度概括：“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他們采取鎮壓革命和愚弄人民的反革命兩手來維持其腐朽黑暗的統治。對於覺醒者，他們懷著獅子的“兇心”，必欲“吃”之，又以“兔子的怯弱”和“狐貍的狡猾”設法“吃”之：“預備下壹個瘋子的名目罩上”，然後“大家壹齊動手，分不清打第壹下的是誰，後來什麽也沒有。”對於愚弱的國民，他們則“吃”其靈魂，使之成為肉體的空殼，“由昏睡入死滅”（魯迅《〈吶喊〉自序》）在對趙貴翁以後的“趙貴翁們”進行具象化的“加工”過程中，魯迅越來越重視從其與被壓迫者的階級關系中去塑造這類人物，反映了魯迅接受階級論前後思想發展的軌跡。
（三）“熟睡”者，即封建思想和封建倫理道德的全面受害者及封建社會社會輿論界的各種人物，是被幾十年的沈重壓迫壓得從肉體到精神都變了形的人，他們屈從於生活，承認了命運，忠厚到了麻木的程度。這是魯迅著力刻畫的壹種形象。魯迅小說悲劇主人公的周圍，總是布滿了這樣的群體。這些“病態社會不幸的人們”，“不幸”卻又“不爭”，甚至參與“合夥吃人”的行列。他們是社會的巨大群體，因而也就構成了社會巨大的不幸。他們在奚落與嘲笑中被殘酷地待遇著，被社會踐踏以致於死亡。魯迅著力刻畫這類形象，是為了表達其深沈的思想。這種形象在《狂人日記》中涉及了很多對象：醫生、佃戶、小孩子、給知縣打枷過的等等。但這些形象帶有“毛坯”的特點，在魯迅以後的小說中，這些形象經過“精加工”或在其它小說中作為愚昧麻木的群眾再現於悲劇主人公的周圍，如未莊、魯鎮鹹亨酒店的人們等；或作為其它小說的主人公繪之以濃墨重彩，如華老栓、閏土等。如果說這些“熟睡者”的形象在《狂人日記》中比較意象化和***性化，那麽在魯迅以後小說中，對這類形象的描繪則越來越清晰、越具體，個性也越來越凸現。魯迅先生“把精神寄托在被虐待底人們身上，所以他開始吶喊，而終於和被蹂躪，被虐待的我們壹道來號叫了。”
（歐陽凡海《關於魯迅先生的幾點基本認識的的商榷》）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魯迅《我怎麽做起小說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思想內容和藝術形象的角度來認識《狂人日記》對於魯迅小說的“綱要”意義。
由壹篇作品成為多篇作品的總綱，這確是饒有興味的文學現象。為什麽會產生這種文學現象呢？
首先，這種偶然的文學現象是魯迅思想發展的必然。
從辛亥革命到1918年，長夜漫漫，風雨如磐，魯迅的心頭像壓著大石壹樣沈重。他在孤獨和苦悶之中，通過研究歷史和文化遺產來進行堅毅的探索。他的苦悶和探索，帶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在歷史條件還未成熟的時候，像魯迅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也不免仿徨，也不得不在沈默中度過他寶貴的歲月。然而，當歷史推進到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為解放自己而決定鬥爭的時期來臨了，文學革命運動也已經開始了，歷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務，《狂人日記》便如
“於無聲處”的驚雷吹響了反封建的戰鬥號角。作者說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敝害”，（魯迅《新文學系小說二集序》）而所謂的“家族制度”，也就是封建宗法制度。這就是說，這篇小說的矛頭不僅指向封建禮教，而且要求推翻整個封建制度的根基。作者通過狂人之口，叫出了“壹種前所未有的響亮的戰鬥的聲音：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是個吃人的制度，必須徹底摧毀！這是五四前夕的第壹聲春雷。”（嚴家炎《〈狂人日記〉的思想和藝術》）
《狂人日記》以十三則日記包蘊了博大精深的思想，熔鑄了魯迅先生幾十年研究中國病態社會的心得，因而具有極強的概括性和政論色彩，這就為魯迅在以後的作品中進壹步發掘《狂人日記》博大槽深的思想並使之形象化提供了可能。如果把魯迅長期研究中國歷史的過程比作“思想勘探”，那麽《狂人日記》的發表，則是在地下運行的思想之火於五四前夜找到突破口而出現的“思想井噴”。正如曹聚仁所言：“他對於過去的幻滅，對於現實的悲觀，乃是從苦痛的經驗中得來，並非脫口而出，而對將來的‘樂觀’，取保留的態度，正視現實，不作空洞的樂觀想法。”（曹聚仁《魯迅研究述評》）
《狂人日記》以“暴露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敝害”為主題，同時對“陳年流水簿子”的種種倫理綱常進行了全方位的掃射。但由於《狂人日記》的主題和表現格式的需要，有些內容只可能作象征性輪廓性的描寫。這就使得魯迅繼《狂人日記》之後在“思想井噴”的“突破口”上進行發掘、整理。因此，《狂人日記》成為魯迅的總綱，是與魯迅思想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所以張夢陽先生說：“他（魯迅）的思想演變，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革命和中國近代精神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說魯迅是中國近代精神文化發展的壹面鏡子，從中可以折射出中國精神文化革命的某些本質方面。”（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宏觀反思卷》）
其次。這種特殊的文學現象與魯迅先生特殊的創作經歷相關。
魯迅對文學的戰鬥功能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認識。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夕，是魯迅最孤獨苦悶的時期，也是他冷靜探索的時期。辛亥革命的失敗給魯迅帶來了感情上的極大痛苦。革命後期的黑暗，換湯不換藥的局面以及混亂的現實狀況，迫使他進行越來越深入的思考。這期間，魯迅冷卻了年輕時文藝救國的激情。因而在五四運動前夕，魯迅還沒有以文學為武器投入戰鬥的思想準備。他創作《狂人日記》原只是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的“應約之作”。但是，當《狂人日記》產生了巨大的“轟炸效果”的時候，魯迅強烈地感受到了文學的特殊戰鬥作用，他作為反封建戰士的革命激情和作為文學家的創作熱情重新熊熊燃燒起來。魯迅深知，《狂人日記》產生巨大“轟炸效果”的原因是其深刻的思想，而這深刻的思想熔鑄了魯迅幾十年研究中國病態社會的心得。魯迅在1918年8月20日給許壽裳的信中，曾經談到寫《狂人日記》的思想動機是：“由於偶讀《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從研究歷史中發現了幾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質，這當然是“關系甚大”的，因為沒有這種發現，“五四時期反封建的火焰就不可能噴射得這樣猛烈。”而且“暴露國民的弱點”，“改造國民性”，並不只是作者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有著深厚的客觀現實基礎的，也可說是客觀現實向當時進步的革命的文藝界、思想界所提出的壹項戰鬥任務。”（王敬文《〈阿Q正傳〉與國民性》）
作為以十三則日記為形式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的主要作用是政治宣言式地公布了魯迅研究中國病態社會的心得．因此，魯迅從《狂人日記》的“轟炸效果”得到啟示：通過更為具體、更為生活化的藝術形象進壹步發掘《狂人日記》的思想。於是，緊跟在“狂人”之後的壹個個呼之而出的藝術典型走入了世界文學形象的畫廊。
《狂人日記》成為五四運動時期魯迅小說的總綱，這壹特殊的文學現象是由魯迅先生特殊的思想發展過程和特殊的創作經歷所決定的。了解和研究這壹文學現象，對於我們了解作為文學家魯迅的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了解作為思想家魯迅的偉大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了解作為革命家魯迅的偉大人格精神，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