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壹生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之前，是他的讀書和強旅期。此時正逢開元全盛時期，經濟狀況也不錯，是他壹生中發展最快的時期。詩人從小“好學”，七歲開始背詩。他“讀萬卷書”和“暗中讀萬卷書”的苦讀，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開始，他結束了求學生活，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強巡”。先向南去吳越，然後向北去趙奇。我在齊趙遊歷時，與蘇元明、高適、李白等人有“兄弟”之誼，時而喚鷹追獸，打獵取樂，時而爬山追憶往事，飲酒作詩。在這漫長的英雄之旅中，詩人接觸到了我們祖國無與倫比的豐厚文化底蘊和壯麗河山，不僅豐富了自己的生活，也拓展了自己的視野和胸懷，給他早期的詩歌帶來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這首詩可以代表。"壹旦爬到山頂，妳就會看到，其他的山在天空下都顯得矮小。"表現了詩人對壹切事業(包括創作)的抱負。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無法貼近民眾，深入現實。所以作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創作的壹個準備期。
杜甫接近現實主義始於第二時期(35歲至44歲)在長安的十年禁閉。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漢奸李和楊當權。杜甫不僅沒有實現自己“尊君為賢”的政治抱負，還開始過著“早上養富家，黃昏養肥”的屈辱生活，甚至還經常挨餓受凍:“饑則十日，何不掛衣？“飽受饑寒之苦，杜甫壹度想過隱退，成為巢父、許由，但他沒有畏難，而是毅然走上了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壹個重要的機會。生活折磨了杜甫，也完善了杜甫，使他逐漸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看到了人民的苦難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車店》、《兩為路》、《去奉賢祭奠》等現實主義名作。十年幽禁的結果，杜甫成了壹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就決定了杜甫的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人生的第三個時期，捉賊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猛烈的時期，國家危亡，人民災難深重，詩人也經歷了艱難險阻。在陜北，他曾經和人民壹起逃亡。在僻靜的長安，他曾親眼目睹胡人的屠戮搶掠，與百姓壹起感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為了致力於恢復事業，他只身逃出長安，來到鳳翔。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想象到當時的艱險，比如“茍活今日事，暫時異地”，“麻鞋見天子，袖露兩肘”等。除掉小偷後，他被任命為左拾荒者。這是壹個非常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擔任勸諫官的第壹個月，他因“見危不救”而去救房官，不料卻惹怒了蘇宗，被罰了好幾次。此後，他屢遭聲討，但也獲得了許多深入人們生活的機會。從鳳翔回瀘州的路上，在羌村，在新安路上，他看到了種種慘狀。他和送孩子上戰場的長輩、母親壹起哭。安史之亂是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的戰爭是關乎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所以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呼籲。他悼念為國捐軀的“四萬叛軍”。他警告文武官員“全力掃混炮”。壹方面，他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壹方面，它仍然鼓勵人們參與戰爭。由於他深入人民生活，投身於實際鬥爭，寫出了《為悲傷》、《艾將頭》、《春天的希望》、《羌村》、《北伐》、《洗車馬》、《三官三別》等壹系列膾炙人口、愛國主義的詩歌，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頂峰。
“我充滿了悲傷和煩惱，因為人們遠行。”759年7月，杜甫棄官從華州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周琴和銅鼓。這年年底，他到了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壹間草堂，開始了他最後的“流浪西南”生活。公元764年，再次來到蜀國，推薦杜甫作為節儉的參謀，去檢查工部的袁外郎(後人稱他為“杜工部”)。他當了六個月的幕府將軍。此外，在流浪的十壹年裏，他常常過著和其他人壹樣的生活。他愛和勞動人民交往，討厭官僚，所以他說:“我不喜歡進州府，我怕人家以為我是真的。”說到毛玉，下壹屆眾議院並沒有感到尷尬。“在這十壹年的漂泊中，杜甫的生活還是很苦的。他死的那壹年，因為躲避藏傑叛亂，餓了五天。可貴的是，無論他生活多麽艱辛，無論他流浪到哪裏，他都時刻關心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他也從未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他11年的流浪生涯中，他寫了1000多首詩。草堂被秋風吹破，黃河兩岸被皇軍收復，武郎再次出現，天府渾飲，將軍，秋色繁華，隋燕興，都是這壹時期的佳作。與前壹時期不同的是，它的抒情性更強，形式也更加多樣化。尤其值得註意的是，七言律詩被創造性地賦予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也有兩三年。2008年冬天，他死在壹艘從長沙開往嶽陽的破船上。“戰爭的血還在，軍隊的聲音感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被奴役的時代，做壹個關心人民疾苦的詩人是理所當然的。1983年，停放在嶽陽的靈柩被安葬在偃師，這是他的孫子杜唯壹壹次“清理乞丐”。詩人的身體已經流浪了四十三年。
從上面簡單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杜甫與人民的關系，以及他如何成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也從個人的生活經歷出發，對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進行了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杜甫，無論貧窮，都想在人間既好又好。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杜甫，無論在位與否，都想治理國家！雖然“身經他人相助”，但他說“拔劍撥當年衰。”雖然“各國已盡”，“各地已盡”，但他“不會哭出來”，“危險在增加”。前人說杜甫的很多五律詩都可以“奏”，其實不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講“存愛”、“人貴”，但同時又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而杜甫則貼近勞動人民，喜歡勞動，甚至願意為了廣大人民的幸福而犧牲自己。儒家對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分是嚴格的，但杜甫在壹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他主張與鄰和平相處，不要爭鬥，所以他說:“殺人是有限度的，國家有自己的邊界。如果妳能控制侵略，妳怎麽能殺更多的人？”所以他很珍惜族群之間的良好關系:“看起來文贊普更愛親戚，但叔侄之間的良好關系卻很難割舍！”(《最近新聞》)批評玄宗大戰破壞了這種關系:“朝廷突然用宋叔江殺公主！”(“我喜歡聽到賊匪總有退路的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李淵”是他的中心思想，“有難時甘願自斃”是他壹貫的精神，“順君而後使俗”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用這些來自問和鼓勵他的朋友。他稱贊元傑說:“道州擔心李殊，他的話充滿了熱情。”他對嚴武說:“如果妳在舞臺上，不要在危險的時候愛自己。”又對沛秋說:“給妳，姚順，福貢等。，早就叫我去死。”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性格和豁達樂觀的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具政治性的偉大詩人。當然，這也離不開他親民的生活實踐。
由於時代和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巢分君臣”，也是理所當然的。需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對君主的忠誠是建立在愛國愛民的基礎上的。正因為如此，他壹方面對皇帝抱有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少賦稅和征費”，“把所有人都堵住”；另壹方面，他也寫道，“唐堯真的很神聖。妳對那個野老頭了解多少？”“天子更恩，壹生轉孤！”諸如直接諷刺皇帝的詩，他更勇於揭露權貴官員危害國家和人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