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都是應該被贊美的，但是二戰時期德國和法國這些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據。無論是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非婚生子女都經歷了孤獨、孤立的童年。
丹尼爾·洛克塞爾(Daniel Rouxel)是壹位居住在巴黎的普通老人，年過六旬。和巴黎其他獨居老人壹樣，他的日常生活就是遛狗、喝咖啡、聊天。唯壹不同的是，每天晚上，那些童年的記憶都會像噩夢壹樣抓住他——白天被親戚、同學、鄰居當眾羞辱，晚上被奶奶鎖在雞窩裏...這壹切只因為他的父親是德國軍人，母親是巴黎女人。
與此同時，遠在柏林的伊芙琳·皮裏特瓦(Evelyn Piritway)始終記得自己小時候的經歷——她被同學嘲笑為“法國雜種”，因為她是法國工人和德國女人生的孩子。
無論是德國士兵和法國女人的孩子，還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孩子，在人們眼裏，都是生來就帶著罵名的孩子。無壹例外，他們在童年都經歷過屈辱、歧視、虐待甚至毆打，因為他們被視為敵人的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占領了整個法國。從占領法國到納粹德國投降的四年多時間裏，大量德軍士兵被派往法國前線。由於德國後方勞動力不足，法國和波蘭的大量戰俘和勞工被運送到德國開始義務勞動。
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在德國占領下的法國，法國女性與德國士兵戀愛並生下孩子，這甚至導致了當時法國的嬰兒出生率飆升。在只剩下老弱婦孺的德國大後方，也上演了法國工人和德國婦女的愛情故事，也帶來了壹個個愛情結晶。據相關機構統計，這樣的德法私生子有20多萬，但長期以來，他們在兩國的出生壹直是官方回避的話題。
二戰結束60多年後，這壹禁忌逐漸被打破。德國政府頒布法令，承認這些德法私生子的雙重國籍。壹些與此相關的書籍和影視作品在德法的出現，也讓這些德法私生子背後隱藏的故事逐漸浮現在大眾面前。
■負罪的愛情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戰爭的記憶應該是饑餓、反抗和恐懼。但《色情時代1940-1945》的作者帕特裏克·比松(Patrick Bisson)說，“納粹控制下的巴黎是壹個大的混合黨。”1942年，法國有兩百萬男人被關進集中營，但法國女人在這個時候變得活躍起來。他們和駐紮在那裏的德國士兵睡覺，和任何能幫助他們度過經濟難關的男人睡覺。戰爭像春藥壹樣，激起了情欲。就連女權運動的創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說過，她對入侵者有壹種“無意識的愛”。德國人對身體的崇拜讓她著迷。
曾經有人說，在巴黎淪陷期間，法國妓女首先起義，拒絕為入侵者提供性服務。但《色情時代1940-1945》壹書證明，巴黎的高檔妓院歡迎德國人，市內的1/3妓院被他們包起來專門使用；另有65438+萬巴黎女性成為“臨時妓女”。
伴隨著快感，法國的嬰兒出生率壹路飆升，在這短短的四年時間裏，德國和法國誕生了很多私生子。當然，德法的私生子並不都是享樂和交易的結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堅信他們的父親和母親有偉大的愛，這跨越了戰爭的障礙。
傑伊住在法國小鎮亞眠。他是亞眠人。他從未離開過亞眠，就像他從未懷疑過父母的愛壹樣。傑恩的父親是駐紮在亞眠的德國軍官，傑恩的法國母親被派去照顧父親的飲食起居。早晚，壹個年輕的德國軍官和壹個法國女孩相愛，在1943生下了傑恩。賈恩回憶說，他的父親非常愛他和他的母親，當他離開法國時，他承諾盡快回來和他們壹起生活，盡管他再也沒有回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跨國戀愛不值得贊美，愛上敵人是危險的犯罪。二戰結束後，與德國士兵發生浪漫關系的法國女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根據研究人員近年來所做的估計，約有65438+萬人受到懲罰，1萬人受到質詢和質疑，5萬名婦女被剃光頭。
在德國，1940年，蓋世太保頒布法令，“所有與德國女性發生過性關系的法國人，包括波蘭人，都將被判處死刑。”但是，這條法律並沒有阻止法國工人和德國女人之間的愛情萌芽。
從1942開始，由於戰爭的需要，幾乎所有的德國中青年男性都被派往前線。同時，為了供應戰場物資，德國工廠需要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於是，德國不得不運送大量外國戰俘和勞工，包括法國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到德國從事強制生產勞動。到1945年底，僅法國就為德國提供了總計300萬的勞工和戰俘，這些法國勞工還在德國留下了數以千計的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Jean-Louis Gerulan回憶起自己在德國的勞動經歷是如此激動。與戰俘不同，作為壹名勞動者，讓-路易·熱魯蘭可以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甚至他還有壹點工資可以坐在咖啡館裏喝咖啡，因此他有機會與德國女性接觸和交談。當然也不是完全無限制，但這種限制讓年輕人的戀愛更有趣。讓·路易·戈蘭在柏林愛上了壹個德國女人。那年他才二十歲。他們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德國就被打敗了。二戰結束，他和其他勞工壹起被遣返法國，再也沒有回到德國。
■被詛咒的孩子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都是應該被贊美的，但是二戰時期德國和法國這些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據。無論是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非婚生子女都經歷了孤獨、孤立的童年。
《生於禁忌之愛》的作者喬西安·克魯(Jossian Crewe)在書中描述，7歲時，她第壹次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不同，因為她的同學稱她為“德國雜種”。在她的整個童年，她充滿了白眼，侮辱和拒絕。沒有壹個孩子願意接受她做她的朋友。在漫長孤獨的童年裏，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親是個英雄或者是神來安慰自己。
克勞斯·彼得·尼科爾(Klaus Peter Nicholl)直到五十歲才知道自己是半個法國人，當時他收到壹封陌生人的來信，信的內容是他的血月經。月經在信中告訴他，他是壹個法國勞工和壹個德國女人的兒子，他的母親為了避免流言蜚語，把他送人收養。從此，童年遇到的壹切疏遠和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於是他開始尋找父親，但這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因為即使過了這麽多年，他身邊的長輩還是覺得他的存在是壹種恥辱。
ANEG(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ar Children)的創始人吉寧·尼富瓦(Geneen Nifuwa)十三歲就學會了很多東西，為什麽他的出生證明上寫著“父親未知”，為什麽他的祖父不喜歡他，為什麽他的同學和鄰居看不起他。這不僅是因為她的母親是單身母親，更重要的是因為她的父親是德國軍人。
二戰結束後，數千名“直接通敵”的法國女性被剃光頭發，遊街示眾。他們的孩子有的被遺棄，有的被送人收養，有的雖然自己養大，卻受到粗暴對待。熱拉爾·佩裏奧斯的母親幸運地躲過了遊行和各種羞辱，卻無法擺脫與德國人的愛情所帶來的恥辱。結果，孩子成了她憤怒的對象。現年63歲的佩裏奧斯回憶說，他的母親幾乎每天都打他，還讓他睡在壹個小儲藏室裏。他的母親和繼父甚至強迫他吃跳蚤。他的母親從未告訴他誰是他的親生父親。佩裏奧斯壹問這個問題，他媽媽就沖他吼道:“這不關妳的事！”！
《被詛咒的孩子》的作者讓·保羅·皮卡普(Jean paul Picape)說:“戰後，這些孩子成了德國軍隊的化身，是對無辜者的報復。”
■父親是個好人。
2002年，法國電視三臺制作了壹部紀錄片《受羞辱的孩子》，第壹次向公眾講述了這些二戰私生子的故事，讓很多這樣的私生子第壹次覺得自己不是身份不明的私生子，覺得自己不是壹個孤獨的個體現象。於是，年近六旬的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找到親生父親或者血親。來自德國和法國的許多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也參與其中，並圍繞這壹主題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讓·保羅·皮卡普的兩本書:《被詛咒的孩子》，反映了壹個德國軍官和壹個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故事，《法國工人的孩子》，反映了壹個法國工人和壹個德國女人的故事。讓·保羅·皮卡普說，他寫這兩本書是為了證明，即使是戰爭也不能剝奪人們愛的權利。
為了幫助這些二戰私生子找到自己的根，德國士兵和法國婦女的孩子吉寧·尼沃娃(Geneen Nivova)於2005年成立了“戰爭兒童全國互助協會”(ANEG)。在他們的官網上，這些二戰私生子用德語和法語寫滿了對外國父親的回憶。
“我們有和妳壹樣的額頭、眼睛和呼吸嗎？
妳是溫柔善良，還是暴力惡毒？
有人能告訴我們關於妳的壹切嗎？
在妳消失的歲月和我們長期的痛苦中，
在我們內心深處，
哦，父親，
我們死去的父親，我們正在尋找的父親，我們的德國父親，
我們愛妳。"
雖然對父親的記憶很模糊，甚至這些德法私生子大多都沒見過親生父親，但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紀念和尋找給他們帶來生命的男人，因為無論歷史怎麽寫，他們都相信那些給他們帶來生命的外國男人是普通的好人，是壹個善良的父親。
正如吉寧·尼沃娃所說，“我父親是個好人。”
■不僅僅是雙重國籍。
與這些私生子主動追尋自己的身份，以及民間歷史學家對真相的挖掘不同，德法官方對德法私生子問題的遮遮掩掩由來已久。讓·保羅·皮卡佩也承認，在寫兩本關於德法私生子的書時，很難找到相關史料。尤其是在法國，這段歷史被掩蓋了。
很多人認為，法國官方之所以避而不談此事，是因為法國人只習慣於慶祝歷史上的輝煌時刻。他們寧願反復咀嚼拿破侖時代的輝煌，也不願承認德國占領時期的軟弱和失敗。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在慶祝勝利的講話中提到，“這場勝利是全體法國人民團結壹致戰鬥的勝利。”法國人似乎忘記了德國占領時期占領區的歌舞升平，忘記了那些“法國叛徒”的痛苦。此外，法國官員還擔心，德國和法國過於高調地承認這些私生子的地位，也會刺激那些年邁的二戰老兵和納粹抵抗運動成員。
諾曼底登陸60周年後，隨著戰爭陰影的逐漸散去，在大量民間人士和歷史學家的奔走下，事情逐漸好轉。2009年，德國政府宣布願意給予居住在法國的德國士兵的子女雙重國籍，而法國外長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表示:“他們只是無辜的受害者。”並表示政府願意幫助這些德法私生子。
當“要ML，不要戰爭”的口號成為舉世聞名的反戰口號時，官方對這些“敵人的孩子”的承認姍姍來遲，但至少可以撫慰這些“二戰私生子”受創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