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韓非看來，“兩刑壹賞”是推進法治最有效的手段。商鞅和韓非都主張重刑。如何獎懲？商鞅基本上主張輕賞少賞。如“重刑輕賞，則愛民而死；重賞輕罰，天下人民不會不愛，人民不會不死。“治國刑多，賞少。”商鞅認為賞是刑的輔助:“夫刑惡，賞助禁惡”。韓非首先主張重賞，理由是“重賞就有所得；刑罰重則禁惡也急。”後來，他強調少獎勵，因為“重罰少獎勵，愛民者死；“賞大於刑，不愛民於類，民不亡於類，以響應商鞅“愛民以重刑”之說，又因“刑勝而民安，賞繁則奸。“韓非的這種變化，說明重刑走極端，必然導致輕賞少賞。
2.韓非是商鞅以刑除刑思想的捍衛者。韓非在商鞅的基礎上繼續討論重刑的原因。“所謂重罰，強奸的好處是罰款，加進去的就是大的。人們不會為了小利去犯大罪，所以強奸會停止。所謂從輕處罰，強奸的好處大，雪上加霜的小。人慕其利，以其罪為榮，故奸不止。”比較分析了重刑和輕刑在制止犯罪中的作用，認為重刑比輕刑更能制止犯罪。重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懲罰罪犯，也是為了預防犯罪。“被丈夫嚴懲的，不是罪人。”重刑打擊盜賊等重大犯罪，威懾教育公民不犯罪:“重刑者，賊也，畏罪者，良民也”，“奸罪重，止國之惡也。”懲罰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對人民的統治，而不是消滅人民。所以“認識主才能獎賞他，設定可以避免的刑罰”。雖然韓非意識到法律不可避免地有其副作用，“法難”，“法無難，天下無害”，但即使是先賢也不得不承認“有條不紊，但水中有浪。我想多壹些，但是沒辦法。”但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我們只能在地獄裏對待犯罪行為來付出代價，但絕不能心軟，更不能容忍和扶植叛徒。“不想受罰，就仁政；但該罰的要罰，法律也是“不僅如此，還要”該執行的要執行，輕的不要來，重的不要來。這叫以罰代罰。罪重而刑輕，刑輕，謂之刑。”重罰可以做到“以罰代刑”，輕罰則會導致“以罰代刑”。所以重刑比輕刑更能阻止犯罪。
3.“法無等級”、“法不貴”的思想是韓非為實現法治而提出的最激進的主張。他在《遊都》中陳述“法不貴，繩不曲折，法有所加。智者敢言，勇者敢辯，刑不離大夫，賞不離凡夫。”同樣的思想在《商鞅》中表述為“壹刑”:“所謂壹刑，無等級之分。自香清、將軍、大夫庶人以來，有人違抗王命，違反國家禁令，制造混亂，罪大惡極。”從上面兩段可以看出，商鞅首先提出了“刑無貴賤”的思想，商鞅進壹步發展為“法無貴賤”。應該說，這種思想是作為三代盛行的“大夫不可罰，庶人不可禮”的直接對立面出現的，其矛頭直指貴族特權。因此，它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跨時代的意義，為後世抵制法外特權奠定了理論基礎，應予以充分肯定。
4.商鞅主張重刑主義，反對儒家的德治思想，認為“仁義不足以治天下”，宣揚“禁止奸，重刑”。同時，他並不否認道德具有壹定的作用，並根據自己的法治理論論述了道德的作用。商鞅說:“聖人能以心治人，故能發力。力大無窮，強森威、惠、德、李”。承認道德的鼓舞作用，但鼓舞作用和道德不是來自國王的性格而是來自國王的力量，而國王的力量來自刑罰的威懾力。所以商鞅進壹步指出:“刑生強，強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來自刑”。在商鞅眼裏，德只是刑的衍生物，刑的實施才能在法治國家的環境中形成道德風尚。“殺以刑逆，義以暴合”，不僅刑罰能產生德性，暴力也有意義。商鞅的“德從刑出”是為自己的重刑思想辯護，過於偏激，接近詭辯，所以不為韓非所取。韓非把刑事道德稱為國王操縱人民、統治國家的“第二把手”。“第二把手也是刑事道德。什麽是犯罪道德？都說殺生是刑，慶賞是德。”雖然有刑德結合的順序，但還是反映出韓非比商鞅更重視道德，或者至少不認同商鞅“德生於刑”的觀點。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殺戮不是懲罰的全部，慶祝獎勵只是道德的壹部分。韓非對此沒有深入探討。如果擴大，有可能進壹步提出“懲罰為主，道德為輔”等口號。韓非之所以更註重道德的作用，可以從他與老師的關系中找到原因。韓非師從荀況，荀況是儒家，荀況的“隆禮之法”思想對韓非有潛在的影響。再加上韓非的“愛學刑魔之名”，導致韓非將“刑德”與荀況的“隆禮之法”結合起來。如果荀況能夠引入法家的壹些思想來改造儒家，那麽韓非在荀況改造之後就很難完全排除儒家的影響。
但是，韓非畢竟是法家，壹直沒有放棄他的法治思想。他雖然把刑罰和道德結合起來，但仍然主張“以德服法”，認為“強則人之，弱則人之，所以智。”婆家不兇，慈母卻失去了兒子。我知道權力可以制止暴力，但美德不足以制止混亂。" 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