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兩所大學的老師，黃登講述了自己對兩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思考。
以下是演講全文:
我是黃登，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交流我對年輕人的觀察和思考。
2020年8月，我出版了非虛構作品《我的兩個學生》，這是我十幾年的教學筆記。很多人問我，那兩個學生怎麽樣？兩個學生和重點大學的孩子有什麽區別？別人說兩個學生那麽難，那那些專科生呢？那些中職生呢？那些初中畢業甚至提前輟學進入社會的人怎麽辦？
面對這些疑問和質疑，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通過文字實際說明“二本”這個龐大群體的全貌。雖然走過我教室的學生有四五千之多，雖然我真的和他們相處過很多時間，但我無法對這個群體做任何整體的描述。這本書與其說是壹個出席者的教學經驗總結，不如說是壹個壹線老師的長期私人觀察，暴露了我內心的困惑、思考和無奈。
2005年博士畢業，進入二本院校任教。2006年第壹次當班主任，接手了壹個班。他們的出生時間在1987左右。2016年，第二次當班主任，又接手了壹個班。這些孩子出生於1996。換句話說，我見證了80後和90後兩組年輕人的成長。
雖然畢業於兩所學校，但我必須首先承認，因為代際差異，在我真正進入大學教書之前，我也對我即將面對的學生產生了壹些偏見。
我是湖南人，廣東在我心目中是壹個比家鄉富裕很多的地方。上講臺之前，我壹直以為廣東的孩子大多衣食無憂。直到2006年5月23日的壹次公開課，才改變了這種印象。同壹天，我給規劃系的學生做了壹次大學語文的講座。因為臺風，我要求學生以風為題寫壹篇作文。壹個叫鄧華珍的女孩很快交了作業。從她的敘述中，我看到了壹個家庭的真相:她出生在壹個多孩子的家庭，父母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她從農村來，第二天連生活費在哪裏都不知道。她用最簡單的語言坦白了自己的困惑，但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那些比我小十歲的同學，還在承受著和我童年同齡人壹樣的困難。“貧窮”這個詞，我以為早已遠離日常生活，沒想到身邊的孩子卻深陷其中。在這個班級的相遇，不僅調整了我以後教學的視角，也成為我進壹步記錄和觀察這個群體的壹個秘密機會。後來我才知道，雖然我的學生大多是廣東人，但也有很多人面臨著和鄧華珍壹樣的困境。他們可能來自粵北粵西的偏遠鄉村，也可能來自壹些更窮更亂的鄉鎮。
走上講臺之前，我壹直以為我的學生之所以只能考上壹兩所大學，壹定是因為不夠勤奮。直到2010下學期，我在肇慶校區，來自甘肅的劉萬裏給我講述了她的成長經歷。她是壹個在西北長大的孩子。從初中開始，她每天都要努力學習十幾個小時，尤其是高中。不管怎樣，她都會咬緊牙關堅持學習，哪怕身體上有很多問題。只有這樣，她才能被我任教的學校錄取。所謂的“衡水模式”，壹直是很多農村孩子自主習得的有效法寶。
我從其他孩子那裏聽說過類似的經歷。壹個叫陳雪的潮汕學生告訴我，我上高中的時候，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洗完澡連吹頭發的幾分鐘都舍不得耽誤，總是濕漉漉地跑進教室。另壹個學生，羅，來自梅縣。他直接把課堂上已經見底的“萬金油”拿出來，告訴自己的高中生活，就是靠著這個外界刺激，才得以平穩度過。
後來我註意到，我的很多學生確實來自壹些普通家庭。就算考上了兩個這樣的大學，背後的家庭也是盡力了。正是因為父母的付出，他們在面對農村的封閉和親人不切實際的期望時，往往會陷入難以言說的尷尬。
來自雲南的袁浩每次放假回家，總是被村裏人問畢業後能分配到哪裏。他們根本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都是自己選擇工作的。這位來自臺山羅超的母親原以為，兒子大學畢業後就能在廣州工作、買房、安家。她從來不知道就業形勢有多嚴峻，對廣州的房價也沒有直接的認知。她對大學的印象壹直停留在年輕時的80年代。兩個孩子跟我說這些的時候，只能苦笑著搖頭。雖然他們來城市是為了讀書，但他們依然背負著壹個無法擺脫的村莊。
這些和學生相處的普通片段，極大的瓦解了我的偏見，讓我看到了兩個學生這個群體的底色。2018年，我在13教書的時候，突然覺得自己有很多話要說。在我的腦海裏，總是有很多年輕人走來走去。雖然他們的臉很模糊，但在我雜七雜八的視野裏，他們已經踩出了壹條越來越清晰的路。我意識到自己積累了太多對這個群體的直觀觀察和思考。雖然這種直覺讓我很難做出明確的結論，但正是這種經過時間過濾的印象，讓我意識到這些碎片化的觀察可能承載著壹些重要的命題，這也是我決定寫作的原因。
首先，在精神狀態上，我覺得講臺下的學生，他們的青春，少了張揚和放肆，多了管教後的沈默和乖巧。作為壹代互聯網原住民，我感覺他們的生活被更多的概念、符號和過多的信息架空，呈現出與現實世界越來越大的差距。
我的學生從來沒有因為觀點不同而和我發生過任何爭論，也從來沒有過多的詢問過現在年輕人的現狀，和時代有什麽聯系。講臺下的孩子壹年比壹年安靜，班裏的男生也很少追求身邊的女生。那種屬於年輕人本能的粗暴和魯莽，那種不顧壹切、不顧壹切的活力，似乎被壹根無形的繩子牽著。
或許是多年應試教育的慣性。經過了無數次緊張的上課，無數次題海戰術，無數次考試，雖然他們在標準答案的召喚中艱難地從龐大的考生隊伍中突圍而出，但這種過度透支早已悄然消磨了他們的青春活力。
很多年來，我最怕教室裏壹片寂靜。我寧願臺下的學生活蹦亂跳，站起來頂嘴，大膽地說出自己有缺陷的觀點，也不願看到他們安靜地記著筆記，默默無聞，冷漠地缺乏與人交往的興趣。
在具體的課堂上，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就像壹種慢性炎癥。中小學服用的苛刻的藥物，抗生素，激素，到了大學終於變得冷漠，冷漠，欠考慮，不積極。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的嚴酷壓力構成了他們精神生活的背景。
對我來說，所有階層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學習或知識，而是無法接觸到壹個真實的群體。他們壓抑自己，在應試教育的高壓下，很難認清真正的個人，壹種深深的失落總會在不經意間籠罩我的課堂。
隨著我對學生了解的增多，我發現90後這壹代孩子的成長路徑和80後這壹代有很大的不同。
這群80後學生並沒有背負太大的就業壓力。他們更放松，尊重個人興趣。班上有壹個男孩非常喜歡跳舞。有時候在課堂上，同學起哄他跳舞，他會大方的來壹段。還有壹個喜歡武俠小說的男生。他曾經在大壹大二寫了幾十萬字。他們也更願意和我交流，問我壹些和學習無關的問題。
但是，對於這群90後的學生，我還是找不到當班主任的感覺。他們非常聰明，我幾乎不需要註意他們。但他們似乎和所有人都保持著距離，不僅很少主動和我交流，還和同學保持著默契的界限。我感覺他們總是與現實生活和真實的日常生活疏離，虛擬似乎是他們最大的現實。他們從小被視頻和網絡包圍，手機像不可或缺的器官壹樣掛在身上。即使在課堂上，低頭看手機也成了最常見的舉動。
他們很少公開談論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情況，對周圍的現實世界興趣不大——父母、身後的村莊、從小長大的社區、食堂做飯的阿姨等等。他們似乎生活在互聯網創造的單壹價值體系中，他們對具體生活的想象似乎被互聯網所引導。
應試教育和網絡的雙重打擊造成的年輕人精神的失落，總是讓我反思。在比中學更有活力的大學裏可以做些什麽？
因為教學方便，他們不想說，我會嘗試改變和他們的交流方式，在任何課程中嵌入寫作，鼓勵他們摒棄學生口音的套路，從身邊的世界中尋找素材，梳理個人的成長經歷，回望自己出生的村莊，通過寫作重新認識親人。我發現，壹旦學生擺脫了尋找意義的束縛，寫作就成了他們生活中重要的傾訴方式。
同時，我也會利用老師的身份，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引導他們盡可能地去面對生活中的坎坷和不堪，比如貧窮、留守、缺愛、自卑等帶來的傷害。在帶學生的過程中，我發現那些能走出這個坎，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坦然面對生活真相的學生，會更順利的融入社會，更好的承受社會的鍛造。
但更多的時候，當學生很迷茫，我又無能為力的時候，我會鼓勵他們去做壹些具體的事情，我會鼓勵他們在學校周圍的城中村裏閑逛，試著和快餐店老板、外賣員聊天。
但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減緩標準答案和信息的泛濫對學生心靈的異化，我其實並不確定。我甚至不知道，這種過度的敏感和擔心，是不是恰恰暴露了我內心的保守和焦慮。我只是希望通過具體的工作和接觸現實世界，讓他們暫時擺脫對網絡的依賴，和身邊的人、事、物有更堅定的聯系。希望這種來自大地的滋養，讓年輕的生命更加踏實，更加充實。
除了和現實世界的差距，我也覺得和我的大學時代相比，我的學生沒有象牙塔般的大學經歷，隨之而來的是更低的認同感。這也是我想說的第二個觀察。
我出生於70年代。上世紀90年代初，我被當地壹所大學錄取。幾年後，我的母校被當地另壹所學院合並，成為二所學院。從考大學的難易程度來說，我考上專科和我的學生考上二本沒有太大區別，但我記憶中的大學時光是散漫而悠閑的。
相比之下，我的學生在就業的壓力下越來越忙，越來越累。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多和他們聊壹次，多和他們說幾句話，都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我還註意到，我的學生很少因為他們的大學身份而感到榮譽感和自豪感。上大學的時候，雖然上的是專科，但身份明顯打上了“天之驕子”的烙印。走在街上，有人問起的時候，我會很大方的跟別人說我的大學。這種明顯的身份差異顯然來自於大學合並前後學生身份的變化。
目前國內的這兩所大學，大部分都是由原來的學院合並而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並軌前的大學生被視為為祖國或社會培養和儲備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認定為“國家幹部”。學校會更加註重學生的職業素養和長遠發展潛力，會更加註重培養壹個“完整的人”。至於我的學生，在市場化的背景下，他們早就被定位為就業的主體。他們的存在已經內化為學校就業率的小數點，獨立的個體不知不覺變成了統計數據。
因為市場不確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實際上變成了單純迎合工作崗位的過程。用人單位為了節約成本，總是希望招進來的學生能馬上給自己帶來直接的收益，不像國企客觀上承擔了我大學畢業後繼續培養人才的任務。
所以，在現實的壓力下，現在的大學生為了提高自己的就業籌碼，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課表和無休止的閱卷、考證、雙學位、實習等過程中。他們很難有真正的時間去審視自己的興趣，更難有平靜的心態去享受大學的閑暇時光。忙忙碌碌成了他們生活的常態。他們的成長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同質化傾向，工具化程度也越來越深。
面對海量的申請信息，為了節省選人成本，用人單位成了最重要的標準，對名校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客觀上加劇了學歷歧視的形成和應試教育的推進。這種現實反過來又影響了高校的選擇。在看似熱鬧、合理、自由的競爭氛圍中，高校不知不覺陷入了對排名的執念，“高端、頂尖、壹流、雙壹流、超壹流、世界壹流……”之類的詞匯已經成為明確的學校目標。
對教師的評價標準不再關註其教學熱情、培養學生的能力、是否願意為學生付出等無形的品質，而是關註其對論文和課題的處理能力、是否有光鮮亮麗的頭銜，這成為衡量教師價值的終極標尺。
在這種形勢下，受限於學校資源，越來越多的高二學生陷入排名焦慮和學歷的惡性競爭中。雖然他們克服了很多困難來到了大學，但是他們卻無法通過像樣的大學教育來突破自己的困境。反而成為高校擴張的炮灰，承擔付出與收獲不成比例的後果，也成為教育無序市場化的後果承擔者。
接下來我想說壹下我的第三個觀察，也是我最難以釋懷，感受最強烈的部分。我觀察到，初二的學生越來越難以立足社會，面臨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強。尤其是對於農村孩子來說，從小學到的“讀書改變命運”的信念似乎越來越難以兌現。
第壹次當班主任，2010年即將畢業的時候，班裏沒有壹個同學選擇考研。他們畢業八年後，我回訪了壹下，發現班上52個同學90%都很好的解決了，其中有17留在廣州深圳就業的同學。對於他們來說，雖然找工作的途徑主要靠自主創業，而不是我這壹代大學生的國家分配，但十壹年前的那兩張文憑，經濟繁榮，就業機會多，房價相對穩定，充分顯示了上大學的好處，其性價比與我大學畢業的同學1995相差不大。
但是我第二次當班主任的時候，他們2019畢業的時候，有多達三分之壹的學生選擇了考研。沒有壹個孩子自信地認為，有了畢業證就能在廣州站住腳。以前我認為學生不考研是缺乏學術追求，而現在飆升的考研率成了我衡量就業形勢的直接依據。更重要的是，即使考研，也會越來越難。那些搞競爭的同學，在所謂的高校鄙視鏈中，往往因為第壹學歷不是985，211，成為他們繼續深造的現實障礙。事實上，和我當初考研相比，現在名校的研究生比例越來越高，考研隊伍也逐年龐大。與我上壹年相比，學生“上岸”的難度未知增加。
此外，很多80後選擇創業，但到了90後，他們創業的熱情大打折扣，“宇宙盡頭就是編制”成為他們特有的就業口號。
站在老師的角度，面對學生的多重壓力，個人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太難了，太累了。我想到自己的家庭和學習經歷，其實和壹個起點的學生差不多。但是我1995大學畢業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就業問題。國家直接分配到壹家大型國企，後來我下崗了。我還是有機會從自己本科的起點以下崗工人的身份去學習，通過自主復習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2002年碩士畢業的時候，公務員幾乎是我們就業時最不屑的選擇。外國公司、私營企業、新聞機構、出版社、大學和新興的互聯網公司對我們更有吸引力。
我於200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因為害怕長期租房，第二年開始隨便看房。從來沒有意識到買房的壓力。手頭只有5000塊錢，借錢買了二手房，然後壹步步結婚生子，不經意間在南方定居。想起來，因為就業機會多，選擇多，房價便宜，所以很多同齡人似乎都不害怕失敗的風險。工作是否穩定，薪資高低並不是就業最重要的籌碼，但是否符合個人興趣，是否提供個人成長的機會，是否充分釋放個人對夢想的追求，才是我們選擇的根本原因。
換句話說，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就業、考研、買房、結婚，正被就業機會的稀缺、第壹學歷的限制、房價的飆升、結婚的困難悄然取代。任何壹個看似普通的環節，都需要那些年輕人承擔難以想象的壓力，而這些，只是我隨著時間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壹直以來理所當然的事情。
作為老師，面對講臺下的孩子們，我真的很心疼。我知道，在他們過度自律的面孔背後，是選擇的稀缺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加。我不甘心，但又無能為力。我所接受的教育讓我相信，壹個年輕人進入大學，最基本的目標應該是在專業上和精神上共同成長，在內心滋生出壹股充實而強大的力量，提升為壹個“完整的人”。但面對自己無處可逃的就業、生存、學習壓力，我覺得這個無法量化的目標不僅模糊，而且沒有辦法發展。我知道他們在學校忙個不停。只是為了壹份漂亮的簡歷，為了增加壹些就業的籌碼，打開壹個漫長的人生時空，或許，這是不值得的麻煩，但面對現實的壓力，我不得不認同他們的選擇。
我觀察過，在我教過的學生中，那些為數不多的難以在社會上立足的個體，很難說是受到個人能力的限制，更多的是來自於他們從小養成的價值觀的無形羈絆，使得他們不願意靈活變通，向生活妥協。十幾年來，我常常陷入壹種現實的矛盾，不知道如何向他們傳達某種價值觀:在應試和個人成功的極度功利語境下，我害怕學生被無處不在的暗礁拋入生存的深淵，我也擔心他們在取得世俗的成功後，成為某種價值觀的幫兇。
觀察學生十幾年，總是不自覺地以自己為參照物，在比較中看透學生群體的命運變化。我想知道，在70後、80後、90後這三個青年群體的成長過程中，高等教育的轉型與他們產生了怎樣的碰撞和聯系？不同世代年輕人命運轉變的路徑與教育市場化之間是否存在隱秘而復雜的關系？
我不否認我上面說的現象不能包括所有的兩個學生，更多的指向那些和我起點壹樣來自農村，家庭普通的個體，但我也不否認我描述的情況不僅僅是壹個偶然的個案。
1992，我上大學的時候，本科、專科、中專只有壹般的區別，當年錄取人數是75萬。至於我的學生，大學的層次越來越細，擴招的比例越來越高，錄取的人數也越來越多。2019年全國高考錄取人數為814萬人。在這個龐大的群體中，壹個學院的比例僅為15.8%，約84%的高校屬於兩個及以下的學校。也就是說，中國每年有3000萬大學生，其中2500多萬在兩三所高校。事實上，他們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承載著最大的青年群體。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育經費的極度不平衡。2020年，排名前十的高校預算總額將達到1640.48億，其中清華大學31072億，浙江大學2162億，其他高校均在100億以上。二本地方院校和職業院校的預算呢？以我曾經任教的廣東F學院為例。2020年預算約8億元。換算下來，清華大學壹年的預算相當於39個廣東F院校。我國大學的現狀是極少數重點大學占據了大部分教育資源，而占84%以上的地方高校在學校資源上無法與重點大學抗衡。
毫不誇張地說，文憑淡化、教學資源匱乏的後果，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下的院校及其所承載的龐大群體來承擔。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雖然大眾化教育早已是* * *學問，但擴招的趨勢並沒有對重點大學造成太大的影響，它們始終獲得了絕大多數的投入，這也從根本上保證了充足的教學條件。重點大學的文憑依然強勢，以至於因為擴招而泛濫的學歷其實主要還是普通二本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並行，明確放在高校的明確鏈條上。雖然高校承擔的不同職能客觀上允許大學適當分層，但社會對二本和其他普通大學的偏見和冷漠帶來了很大的問題。事情的真相是，這些被普通高校收容的被忽視的年輕人，由於與中國大地聯系緊密，人數龐大，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就業形勢好的時候，他們往往留在省內、本地，甚至回到家鄉基層，成為當地發展的生力軍；當就業形勢不景氣時，他們往往成為市場化自主創業形勢下最迷茫、最掙紮的群體。壹些年輕人成為農民工，重復父輩走過的路，正在成為現實。無論如何，它們都以無聲而堅定的方式存在，成為影響現實、影響千家萬戶命運的勢能。
這也正是我希望更多人能關註到二年級學生的原因。作為中國最普通的大學生，他們的信仰、理想和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命運和前景，社會提供的機會和條件，以及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背景，是中國命運的關鍵。作為壹名教師，我對世界安全邊界的認同來自於我對學生群體命運的直觀感知。
更重要的是，雖然我所描述的困境是從我熟悉的兩個學生身上進入的，但它不僅僅是針對他們，而是針對所有的年輕人。年輕人的上升通道，其實是全球化進程遍布全球後，他們面臨的壹個結構性問題。鄉下人的挽歌，講述了美國底層年輕人的掙紮命運，欲望低下的日本人已經出現，印度青年的就業困難觸目驚心。我所描述的這個群體只是作為壹名中國教師在這種全球困境中從個人角度的有限表達。
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未來似乎越來越不確定。但大家仍然在同壹個星球上的事實，必然為這個同壹個人提供了最大的確定性:那就是，年輕人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他們的出路關系到每個人的命運。如何消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當我們的孩子被卷入壹場編制，不得不蜷縮在自己青春的身體裏，當他們不得不放棄內心的夢想，進入壹場為基本生存條件的無聲抗爭，這不僅是他們的困境，也是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透過信息的泡沫，成功與功利的喧囂，單向度的價值觀，生活在壹個更公平、更寬容、更友好、更舒適的環境中，不僅是他們的勝利，也是所有人的勝利。我最簡單的想法，無非是希望現在像我壹樣起步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像我的同齡人壹樣改變命運，堅信明天的豐富可能性。
謝謝，謝謝和妳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