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劉崧是黑龍江省綏化市北林區華澤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合作社糧食種植面積達到654.38+0.05萬畝。其中70%是土地流轉，30%是生產托管。在這兩種模式中，前者為自己耕種土地，最終收益歸合作社；後者是幫農民種地，合作社每塊地收5500元托管費，承擔從種植到收割的所有生產環節，最終收入歸農民。
玉米、大米、小麥並稱為三大主食。以2016這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時間節點為界，玉米和口糧(大米和小麥)呈現出不同的命運。這壹年，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新機制。從2004年開始，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到2015年，在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的幫助下，玉米價格走過了10多年的牛市。2016年，玉米價格經過短期調整後強勢反彈，尤其是2020年，價格陡升，甚至超過小麥和大米的保護價，創歷史新高。至於口糧作物，雖然有漲有跌，但趨勢穩定，整體向上。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逐漸成長起來。玉米，或者準確的說是糧食的“瘋狂”，不僅體現在產量、進口量，包括價格，以及價格延伸出來的“囤積者”，還體現在種糧大戶流轉的土地面積。雖然“大國小農戶”仍是中國的基本農業狀況，但這壹現實正隨著土地規模的演變而悄然發生變化。
在不觸及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的前提下，農業的規模效應不僅體現在土地流轉上，還體現在以生產托管為基礎的社會化服務上。這既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現實註腳，也是中央對糧食安全的高度重視。比如“我們要吃的食物越多，就越應該想到沒有食物的時候”“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裏。絕不能讓別人在吃飯這個基本的生存問題上卡脖子。”
成長中的谷物種植者
自2009年以來，劉崧壹直經營糧食貿易業務，在村裏建了壹個糧庫，並購買玉米和大米。直到2013，他才開始介入產業鏈前端的種植環節。
當時劉崧也有自己的盤算:每年只有冬天才有工作買糧，留不住人。此外，國家還有每年臨時收儲玉米的政策。“只要能種，國儲就收。”這種方法簡單、直接、有利可圖。於是，他馬上著手成立合作社，“夏天種地，冬天收糧。”此舉也直接為合作社成員提供了就業機會，否則，“青壯年勞動力就差不多沒了。”
劉崧合作社流轉的土地面積從最初的6543.8萬畝增加到現在的6543.8萬畝。短短七年，實現了百倍的增長。當然，短時間內如此大的漲幅也是符合市場理性的。
從投入成本來看，合作社在與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供應商談判時，有很強的議價能力，可以盡可能降低成本；同時，規模化種植後，方便使用大型機械作業，專業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提高糧食產量。
銷售方面，玉米收獲上市後，價格相對較低。不急著賣糧的農民，壹般會囤積幾個月，來年糧價上漲時再賣。當然，也有糧商利用“金主”提供的托盤資金，根據時機選擇是否多囤積。以做糧食貿易起家的劉崧說:“這比直接種田賣糧的收入好多了。”
大規模土地種植帶來的收益也吸引了汪涵回鄉創業。早在2011，汪涵就回到了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創辦了紅彤彤農業合作社，並擔任負責人。經過10年的發展，包括今年剛剛流轉的8000多畝土地，合作社的種植規模已經達到2萬畝。其中約654.38+0.3萬畝土地委托給當地種糧大戶。
汪涵說，當地農村勞動力流失嚴重，大部分人會選擇外出打工，流轉土地，這為合作社進入種植環節提供了機會，也為種糧大戶提供了托管服務。再加上農機作業等成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基本上所有種糧大戶都采取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模式。“規模化種植後，合作社可以進行小麥良種的選育和推廣，訂單生產優質專用小麥，既能保證質量，又能增加收入。”
受多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影響，汪涵2021的種地收入微薄。雖然上半年小麥產量和市場價格穩定，但收益還可以。但是到了下半年，玉米的損失更嚴重了。依靠保險公司的理賠，加上種植小麥的收入，綜合計算每畝只能賺100元左右。汪涵說，“自然災害是農業生產的最大變量，農業保險可謂是‘最後壹道防線’。今年，當地保險公司正試圖支付租金和農資等成本。遭受自然災害後，保險保障會大大提高。如果將來大範圍推廣，種糧會更有保障。”
趙是山東省聊城市高唐縣的壹個種糧大戶，從事規模化養殖已有10多年。2007年開始大規模種植棉花，高峰期棉花種植面積超過900畝。後來由於棉花收益低，改種了小麥和玉米。“以家庭農場(規模)的形式種田，收入不錯。否則不會從500畝增長到5000多畝，2022年可能超過1000畝。”
在高唐縣，土地流轉率很高。雖然要求家庭農場“規模適度”，但如果經營能力能跟上，也支持擴大流轉土地的規模。趙說，當地之所以有很多種糧大戶，是因為種田能賺錢，特別是2020年玉米價格上漲，大家都賺錢。同時，農業規模效益也能有效抵禦市場風險。比如2021，農資價格上漲，高端產品還是可以以相對合適的價格買到的。但是2021玉米產量比往年差。他說，“往年玉米畝產能達到1400多斤，今年只有1000多斤，主要是受自然災害影響。往年玉米都是65438+10月份收割，今年收獲期雨水多，要到165438+10月份才能收割，而且玉米還受潮濕黴變影響，所以農民直接。
、汪涵、趙是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興起和成長的壹個縮影。隨著土地流轉面積的增長，土地規模化和集約化水平顯著提高。據《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發表的《農民與土地漸行漸遠——土地流轉與“三權分置”的制度實踐》壹文統計，2017年，我國流轉給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耕地約占當年流轉家庭承包耕地總量的32.53%，而2011。
同時，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社會化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紀錄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首席經濟學家陳林對第壹財經記者表示，十九大報告中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應該是指合作經濟組織及其服務體系。合作經濟組織不僅是互助合作的載體，也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最佳選擇，有望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的樞紐組織。
下壹步是“大家庭之間的競爭”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外流，用工成本增加，加上地租大幅上漲，但糧食價格並沒有壹路上漲，種糧大戶仍然面臨風險。
以2016，劉崧稱“沒錢”為例。實行“托市收購+補貼”後，玉米價格壹落千丈。這就導致了前壹年種了玉米的大戶，最終盡管豐收卻虧本了，壹年到頭“種下了壹片孤獨感”。
對於種糧大戶來說，農業種植的成本主要包括地租、農資(種子、化肥、農藥等。)和生產環節的服務(機耕、機收、噴藥、施肥等)。).地租占農業成本的大頭，達到40%左右。以玉米為例，東北地租漲幅最大。黑龍江的劉崧說，2013年土地首次出讓價格4500元，2021年達到1萬元。2022年地價還不確定，可能是1.3萬~1.4萬元。山東趙說，壹畝地的租金從2019年的800元漲到2020年的900元，現在是1000~1200元。雖然合同每五年簽壹次，但是租金還是隨行就市。
自2021以來，化肥價格持續上漲。中國化工信息中心數據顯示，6-8月國內尿素、磷酸二銨、氯化鉀、復合肥平均出廠價分別上漲365438±0.4%、465438±0.4%、23.2%、25.7%。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Xi銀生對第壹財經記者表示，今年玉米價格對普通農戶來說預計上漲0.1元左右，而對規模農戶來說後者預計上漲0.2元以上。
事實上，這幾年成本的快速上漲基本上是與糧食收入的增長同步的。磚農采購網研究總監林國發告訴第壹財經，小農戶規模小，成本增加的感覺不明顯，主要是種植糧食的機會成本高。
至於種糧大戶，林國發說，他們的勝利在於土地流轉規模大，即使每畝純收入微薄，總收入也很可觀。再說雖然會有自然災害，但壹方面有壹定的概率，另壹方面有農業保險，再加上好年景補上的收益，總之有壹定的抗風險能力。
對於地租的增加，趙認為，“這是大勢所趨，不退田就降不下來。接下來就是大家族之間的競爭。這麽高的租金想掙錢，必須加強管理，增產增效。稍有疏忽，某個環節沒做好，就有可能賠錢。”在汪涵看來，“這也有道理。雖然肯定會侵蝕種糧大戶的收入，但是如果所有的錢都被種糧大戶賺走了，小農戶得不到好處，肯定不會長久。地租漲了，能接受就交。如果覺得高，可以讓別人種。”
與別人“每年種地之初直接給農民交房租”不同，汪涵采取了壹種爽快的方式:合作社每年6月1前交房租。否則，普通人有權收割小麥。“正常年份，當地小麥收割時間在6月5日左右。不管合作社經營好壞，在此之前都會交房租，打消老百姓、村委會、地方政府的顧慮。”
之所以形成這種模式，是因為老百姓願意接受。這背後是精明的現實考量。汪涵解釋說，如果在耕種之初就向農民支付租金，按照今年土地流轉的規模，合作社要提前支付近10萬元。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是每戶拿2000~3000元，起不到關鍵作用。但對於合作社來說，因為小麥的生長周期是8個月，相當於閑置了這筆資金，無形中增加了財務成本。
最重要的是，每畝小麥的價值遠遠超過租金。土地流轉租金壹般為每畝700~800元，每畝小麥產量約為1000斤。國家最低收購價多年來壹直維持在每斤1.1元。在固鎮縣，早就形成了“壹年收兩次小麥，種兩次玉米”的種植模式。歷史上由於地理氣候因素，小麥壹直很穩定，很少有災年。另外，小麥和玉米都是常規作物，賣的時候可以有好壞之分，無非就是“好價錢差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