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花鼓戲最早系沔陽小調，其唱腔的項目不多，只有高腔和低韻兩大類。到了元代時期，被當地梨園弟子命名為沔陽花鼓戲，接著，這壹劇種定位於明初，系由沔陽民歌、沔陽話結合發展而成， 明末清初具雛形，清末民初已具規模，精湛於清末。
荊州花鼓戲演出活動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是清道光年間，大體經歷了尚未形成“劇”的“田園時期”、初具戲劇形態的“草臺時期”、引入絲弦伴奏的“絲弦時期”、文革十年的“消退時期”、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鼎盛時期”。
湖北中心腹地，漢水之南，長江以北，壹眼平川，百裏沃野．內有通順河、通州河、東荊河流經，溝渠網織，湖塘星布，乃“楚聲”和“南風”的繁衍聖地之壹。薅草歌、打麥歌此起彼伏，漁歌、硪歌號子沖天，三棒鼓、彩蓮船、蓮花鬧、蚌殼精普及鄉野……正是這些漢族民間音樂、舞蹈、故事、風俗孕育出了江漢平原獨具地方風格的漢族戲曲劇種。 荊州花鼓戲從起源到今天經歷了三百多年，與許多戲曲壹樣,起源於民間說鼓歌唱。古時沔陽州壹帶位於“千湖之插。田埂上由壹名善唱者擊鼓領唱，“打起鑼鼓唱秧歌，忘記疼痛快幹活”，活潑響亮的歌聲號子，遍及田野。早在明正德年間，任沔陽州官的李濂就在《沔陽風俗誌》中記載：沔陽“坐夜陋習，擊鼓鐃歌，不過僻壤愚民，踵《蒿裏》《薤露》《晚唱》之余風而已”。“而士大夫亦有從之者”。明朝萬歷五年(1577年)沔陽進士費尚伊在《南郊插秧》中寫下了“溪流曲曲漾晴波，五畝堂開面綠蘿。閑依豆棚陪客話，忽聞秧鼓唱農歌”的詩句。
據清《沔陽州誌》特大水災記實記載：雍正二年（1724年）就有“穿街過市流浪苦，沿門乞生唱花鼓”的情形。
歷史上，江漢平原沔陽州壹帶常遭水患，民間曾流傳有“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之諺。每逢災年，群眾紛紛外出逃荒，以三棒鼓、漁鼓、采蓮船、敲碟唱曲等民間說唱形式賣藝謀生。在此基礎上，逐步演變成有故事情節、有簡單人物形象的曲目，最初叫“沿門花鼓”(也叫“地花鼓”)。因其早期表演形式多為災民背著木凳，或推著小車，掛上鑼鼓，邊敲邊唱，又被稱為“架子花鼓”或“推車花鼓”。
演出內容，多為壹些反映男女情愛的戲劇片斷。演出時用簡板、漁鼓伴奏，因其聲腔柔婉，頗受四鄉民眾歡迎。是為花鼓子的“田園時期”。田園，田地也。
在江漢平原仙桃市的毛嘴、三伏潭壹帶，鄉人栽種、薅草都有歌，“高腔”、“悲腔”（融合了當地的打硪歌、沔陽漁鼓調、歌腔皮影等漢族民間小調）就在此地形成。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壹種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內容豐富，曲牌也隨之多變，除妳接我唱外，多為壹人唱眾人合，聲腔高亢質樸，道白用通順河流域方言，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它的表演形式是漢族民間歌舞和地花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乾隆年間，這些藝術形式也在藝人們實踐中得到發展，逐步演變成為有人物裝扮，有簡單的故事情節的表演形式，唱的多是恭喜之詞或愛情生活小故事，如十枝梅、思凡、繡荷包、放風箏 、蘆花調、雙撇筍等。這就是當時人們稱為的“沿門花鼓”、“地花鼓”。後來藝人門借鑒其他劇種不斷得到豐富、完善，把過去只清唱改為唱作兼重，把男扮女裝改為女扮女裝，使其表演更貼近生活，而又有壹定藝術性。 清道光年間，花鼓子從田園走出，成為初具戲劇形態的花鼓戲，謂之花鼓的“草臺時期”。
草臺時期”的荊州花鼓戲劇目逐漸豐富起來。從“單篇戲”發展成“對子戲”和有小生、小旦、小醜的“三小戲”。所演劇目內容多是反映婚姻愛情、家庭糾葛的生活小戲。此間，藝人組班演出由三五人發展到“七慌八忙九停當”的規模.
作為戲曲形態的荊州花鼓戲，其演出活動最早見於記載的也在道光年間。
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話》載：“道光年間，沔陽戴家場有賀四郎組班唱戲，漁鼓簡板伴奏，觀者圍坐，場無虛席，聲譽卓著，鄉人謂之平臺花鼓”。這說明沔陽花鼓戲已開始走上舞臺，不再是沿門花鼓,'推車花鼓了。鹹豐、同治年間，“平臺花鼓”發展成以“六根桿”搭就的較為寬大的舞臺，演出形式雖仍為“鑼鼓伴奏，人聲幫和”，但此間花鼓已廣泛融入民間禮儀活動之中，與三棒鼓、漁鼓、道情等民間說唱藝術媾通，而獲得了“劇”的基因。
此時，荊州花鼓已進入了它的第壹個鼎盛時期，又從“平臺花鼓發展到六根桿'(壹種舞臺形式),藝人已從三五人壹班發展到七緊八松九停當的規模，劇目也從單篇戲發展到對子戲，三小戲(小生，小旦，小醜)，如《掐菜薹》《雙撇筍》《三官堂》等。常在迎神，賽會，祝壽，賀喜時演出，被稱為神戲,燈戲,會戲,演出盛況空前，在江漢平原農村形成了“五裏三臺戲的演出規模.
文獻記錄的荊州花鼓戲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種小調，唱起來節奏明快，旋律優美，抒情敘事，飽含泥土的芳香。荊州花鼓戲擊樂伴奏來自江漢平原的民間鑼鼓，現存文獻記載的傳統擊樂牌子有76個。
最早見於記載的沔陽花鼓藝人乃康熙時期，汪源發五名家小(因)捉拿玩的人，無家可歸，隱姓埋名姓王名水發，雖入了江湖，總是傳戲，推車花鼓、彩蓮船、唱小曲子、打連廂、瓦子板。傳與兒子……又傳汪春保.(見藝人劉天黨1944從其師保存下來的汪家門徒師承譜))載)。汪春保乃汪家門第八代傳人了。道光至鹹豐、同治年間，沔陽州壹帶荊州花鼓戲演出活動異常活躍。
自汪氏門頭出現後，其影響不斷擴大，又相繼出現了黃、史、賀三個門頭，***稱沔陽花鼓四大門頭。
以汪春保(1832-1910)為代表人物的汪家門頭，汪是沔陽昌家灣人，傳徒近百，遍及江漢。汪與地方名人鄭東華、史旺和“沔陽四山”——盧松山、肖玉山、魏明山等合作創編了壹批單編牌子和對子戲，如《江漢圖》《死思夫》《劉崇景上墳》《賣雜貨》《送端陽》等等，並移植改編適宜的漢調劇目。他側重於鉆研以正旦、二旦應行的單編、對子、三小戲之演唱技藝，昏旦以求，寒暑易節，夜雨疏燈，潛心研磨，終成正果，形成了聲腔重於高腔、悲腔、圻水和小調，講究字正腔圓，以通順河流域的地方語言、語音為道白規範的花鼓戲演唱新風格。其行腔婉轉流暢，花梢多變，表演穩重秀麗、細膩真切，化漢調青衣之典雅入鄉土風韻。汪春保傳徒甚廣，授教嚴格，寧精勿濫。他還正式組建規範戲班唱草臺戲。後人稱之為“汪派宗師”。
以史旺(1832-1916)為代表人物的”史家門頭。史系沔陽州南鄉金船灣(今洪湖汊河)人。秀才出身，因鄉試不第，仕途心灰，結識汪春保戲班後，尊汪為師，習學花鼓。始習旦，後改生，也能寫戲編詞，以高腔、圻水劇目為長。
以黃二生(1853-1913)為代表的黃家門頭“(沔陽回龍灣趙趕河人)。黃從小愛看三棒鼓、''地花鼓，暗記唱詞，避於田野練唱.其父見狀，將子送汪春保戲班學戲，工旦，十六歲登臺，後離師獨辟途徑，自成壹派，偏重[四平腔與小調。
以賀霞齡(?-1928)為代表的賀家門頭(監利縣三官殿賀家灣人)。賀由於幼小喜愛花鼓戍癖，被族中長者斥逐出走，參師沔陽藝人史旺，由旦改工生角，鑒於花鼓藝術行缺乏，改工醜角，勤學苦練，為觀眾所喜愛，稱其為賀派。他的門派皆工醜，側重於醜四平、圻水腔和專用小調。
以此看來，四大門頭乃沔陽花鼓之祖，汪家門頭乃四大門頭之首。
清末，沔陽王場（今沙湖鎮）不第秀才杜家光與沔陽花鼓藝人合作，首次整理出正式劇本，即頗負盛名的“十八個半水本”，如《陳世美不認前妻》《秦雪梅》《吳漢殺妻》《白扇記》《三官堂》《柳林寫狀》《朱氏割肝》《拷打紅梅》等等。正式劇本的誕生，使花鼓戲行當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增加了生角、老生、凈角、雜角；旦角析為正旦（青衣）、二旦和花旦，並吸收了蹺旦、刀馬旦；小生大體上有了文武之別，醜角兼應搖旦、老旦。行當體制豐實和完備起來，直接推動花鼓戲成為正式劇種，壹躍而登大雅之堂，與漢劇等劇種並駕齊驅。
沔陽鄰近各縣先後都有大批藝人來沔陽拜師學藝，或有沔陽師傅到江漢各地傳藝，解放初沔陽花鼓藝人數量空前，據《荊州花鼓戲誌》載，荊州地區1949年前知名花鼓戲藝人579人，其中沔陽(含洪湖)著名藝人多達284人，占全地區藝人總數的壹半。當時私人戲班林立，在江漢平原各縣城鄉甚至河南、湖南等外省農村巡翅演出。荊州花鼓戲源於沔陽。
宣統元年(1909),荊州花鼓戲第壹次打進武漢三鎮亮相亮牌，沔陽花鼓藝人盧金玉、周高等組班，進入武昌徐家棚、漢口火車站、漢陽鸚鵡的露天(劇)場和茶樓酒肆、演出了《站花墻》《柳林寫狀》《三官堂》等節目，為期兩月而不掉座，譽滿三鎮。
民國六年(1917),沔陽花鼓戲藝人陳新茍、陳加林、沈四、謝春城、唐石頭、姚玉春、黃黑茍、五福興等二十余人第二次進入漢口法租界***和升平樓(這是當時武漢三鎮第壹家正式劇場)演出，結果又以精彩的唱腔和表演轟動了江城.。
民國初年，沔陽花鼓戲出了第壹代女藝人段鳳?(生卒年不詳)，系沔陽戴家場(今屬洪湖)竹林灣的農家女，首次登臺演出掐菜薹就嶄露頭角，被譽為真鳳凰。繼她之後，又有壹批較有影響的女演員沖破世俗偏見和舊的習慣勢力粉墨登場，如王乾、吳翠、蔣金、黃金秀、李在安等。她們對豐富沔陽花鼓戲旦角的唱腔和表演藝術作出了積極貢獻。
20年代末，沔陽花鼓戲出現了第壹個最有影響的科班，專門培養花鼓戲人才。班主崔松(1887壹1952),沔陽人,“汪門”第三代傳人。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起，先後在馬口、藏鶴亭、石土地、多家灣、三江口等地設帳，***七屆，歷二十余年，授徒八十余。每科藝徒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幾人，三年左右出科。先後培育學徒***八十余人，知姓名者有六十壹人。其中陳堯山、陳花誌、楊景香、陳大中、吳道發，胡和尚、劉天黨、韓乃字、劉賢藻、趙東漢等造詣較高。藝徒入學，由家長自給膳宿費用和少許學費，凡孤兒皆由科班另籌補貼。學藝壹年後登臺實習演出，其收入除開支教師的酬金和辦料費用外，還提成分給學徒少許零用金，為學徒添置床單、棉衣、布鞋等物。入科拜師要敬奉戲神老郎王，背誦班規。練功教學註意因人施教，給能識字的學徒發單片，然後講解戲文詞意。學徒們都很敬重崔松師傅，呼為崔爹。出科後，學徒可自願搭班。藝徒中之優秀者，科班則主動向戲班推薦。每壹屆學徒進入實習期，便組成娃娃班，崔松親自率領，到沔陽、天門、潛江、洪湖、監利壹帶農村集鎮流動演出。群眾中流傳有崔松娃娃班，三年壹新鮮的贊語。
抗戰勝利後，蔣偽政權繼續“禁演花鼓淫戲”，戲班被迫解散，藝人有的遭到監禁，有的回家務農，有的流落外鄉。大多數藝人為求生存，不得不與漢劇楚劇(黃孝花鼓)乃至河南的越調戲組成“三合班”、“二合班”,改唱漢戲或楚戲，或半臺(即壹半唱漢劇或楚劇，壹半唱花鼓戲，俗稱“惜屋躲雨”)直到全國解放。
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沔陽花鼓藝人多以唱楚劇為業，組建了許多楚劇團。在沔陽境內有影響的有藝光、光復、復聯、聯合四個楚劇團，他們以魚咬尾方式命名，在唱楚劇的同時，也唱花鼓戲。
“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劇的花鼓藝人，打出了“劇種回歸”的旗幟，並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門的關註和扶植。新中國建立給沔陽花鼓戲和藝人帶來了和煦的春天。
荊州花鼓戲充滿濃郁的地方情調，其唱腔悠揚、甜美、悅耳；表演既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湖鄉生活和湖鄉風貌，又具有濃郁的漢族民間生活氣息。 民國時期，許多沔陽花鼓藝人毅然參加了國內革命運動，投身於***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在參加中國***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中，沔陽西流河花鼓藝人杜金庭，王乾(女)被捕，後壯烈犧牲。
民國二十三年，沔陽花鼓藝人劉四保，曾小春參加賀龍領導的洪湖蘇維埃政府的宣傳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沔陽花鼓名老藝人宋金貴之高徒項幺(京山人)組班唱戲，常活動於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在京山八字門，大小煥嶺為新四軍第五師部隊慰問演出，並受命掩護去日偽占區的偵察員，並編演時裝花鼓戲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國民黨壹二八師1939年至1943年駐防沔陽期間，愛國抗日將領、壹二八師師長王勁哉了解當地民俗風情時，得知沔陽民眾喜歡看花鼓戲，因此，他便對沔陽花鼓戲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把花鼓戲如同槍桿子壹樣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使其成為壹二八師聯系群眾和抗日的宣傳工具。
開禁演唱花鼓戲。民國期間，縣政府明令禁止演唱花鼓戲，有的演員因“違禁”唱了花鼓戲就被治罪、處罰，以至有的花鼓戲班散夥，有的花鼓藝人改行唱其他戲，有的失業流落他鄉。沔南鄉有個南壩村，這個村有百余人，男女老少喜愛花鼓戲，很多人會唱花鼓戲。農閑時，村裏組織四個戲班唱戲，所得的收入在村邊的河上建了壹座橋，取名花鼓橋，南壩村也被人們稱為花鼓村。鄉長告到縣裏，要給“犯禁”的演員和為首的村民嚴懲。
當時，由於壹二八師師長王勁戰批準師部駐地北子橋唱花鼓戲，縣裏對南壩村的“花鼓戲案”不便再追究，此案也就不了了之。壹二八師在百子橋開禁演唱花鼓戲的消息傳開後，周邊的監利、潛江、天門、漢川等縣被禁演多年的花鼓戲又開始活躍起來。
開辦花鼓教學班。王勁哉授意他的智囊團“新革委員會”聘請花鼓藝人盛香、楊篤青、黃楚香、黃崇香、莫正典等組建花鼓教學班，由壹二八部隊撥經費，因此，所有花鼓戲教學班統壹稱“壹二八花鼓教學班”。與師部興辦的軍事性質的“義務小學”相等。義務小學的學員結業即可到部隊擔任班長、見習排長等官職；花鼓教學班的學員出師後唱戲、做抗日宣傳工作。
從1940年至1943年的四年時間裏，壹二八師所屬各團、營分別在沔陽、監利的北子橋、龔場、新溝、秦場、潘場等地組建花鼓戲教學班45個，學員多達1435人。
組建抗日宣傳隊。花鼓戲教學班的教師和學員如同班主和演員，他們既是花鼓戲班，也是抗日宣傳隊。在部隊的駐防地，以唱花鼓戲的形式聯系群眾，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師長王勁哉的《訓條》和宣傳口號成為抗日宣傳的主要內容。其“訓條”的十大內容是：“重良心，尚道德，明大義，盡職守，愛團體，信命令，知待遇，要效忠，親人民，衛國家。”這十句話，在當時壹二八師駐防的沔陽、監利、天門、漢川等縣的所有成年人都要熟讀牢記，走路過哨卡都要背《訓條》，如果背不出來就要受罰。
八十多歲的老人還記憶猶新。標語口號如“我是愛國人，愛國人是我！吃飯不做事的人是國家的罪人！王勁哉寧死不當亡國奴！當了漢奸的人就是國家的罪人！掀起全民抗戰，爭取最後勝利！”這些標語口號，通過抗日宣傳隊采用花鼓戲的形式，宣傳得家喻戶曉，人人盡知。戲班還根據抗日的實事，自編自演如《活捉日本兵》、《殺死狗漢奸》等新劇，深受觀眾歡迎。由於師長王勁哉的重視，以花鼓戲班為主體的宣傳隊在抗戰宣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許多沔陽花鼓藝人為了抗日救國，獻出了自己寶貴的年華乃至生命，在沔陽（荊州）花鼓戲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極其珍貴的壹頁。 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荊州花鼓戲重獲新生。先後成立了五個縣級民營公助專業劇團（後改為地方國營），十余個自負盈虧的鄉、鎮劇團和眾多業余劇團。1955年後又改革音樂唱腔，由壹唱眾和、鑼鼓幫腔改為弦樂伴奏。通過整理傳統劇目、編演新戲，表演藝術大為提高；演出規模和地區也有所擴大。
1951年，沔陽縣政府在沔城召開文藝工作會議，貫徹國家政務院《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登記戲曲社團與知名藝人。經縣文教科批準，沔陽花鼓眾多藝人組成四個專業楚劇班(後改為花鼓劇團)，劇團名稱為“藝光”、“光復”、“復聯”、“聯合”，首尾字相連，意為“兄弟劇團本壹家”，接受沔陽縣文教科行政管理，從此，沔陽花鼓戲有了政府承認的合法正規劇團四個。
此後由於劇團的流動，又先後建立了天門、沔陽、潛江等第壹批縣級花鼓劇團。
“藝光”劇團由王壽銀、倪新平負責，成立後駐監利演出，稱為監利“藝光楚劇團”。1954年因水災流落鐘祥，鐘祥縣政府接收改為“鐘祥縣花鼓劇團”，楊篤卿任團長。1957年到潛江演出並落戶，改名“潛江縣花鼓劇團”，後為“潛江市荊州花鼓劇團”，再後升格為“湖北省實驗荊州花鼓劇團”。1991年著名演員胡新中為團長。至今，仍然活躍在潛江及周邊縣市。
20世紀50年代，荊州花鼓戲趨於定型、成熟。兩百多個傳統劇目通過收集、選定和重定試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時，“摘花”、“帶彩”、“咬碗”等
“光復”劇團組建時由邵發青、趙德新負責，到嘉魚解洲駐地演出，後改為“嘉魚縣楚劇團”，至今仍巡迥演出於鹹寧市各地。
“復聯”劇團初建時由喻浩生、李祥煥負責，1952年11月遷天門嶽口落戶。1954年到天門城關欲名 “天門花鼓劇團”， 因劇團魏澤斌、蕭作君(女)等大批沔陽名演員要離團回沔，經有關部門協調，遂名“天門縣天沔花鼓劇團”，選李新年、沈山為正副團長。仍在天門各地巡演。
“聯合”劇團劉明仿、陳花誌負責。1953年選崔六斤任團長，龔壹香繼任團長， 1955年後黃崇香、束小雲任正副團長。1956年5月正式定名“沔陽縣花鼓劇團”，任命黃崇香為團長，程蘭亭、歐情生為副團長。1960年任命金民倜為團長。1973年恢復花鼓劇團建制，1977年調郭百榮任書記兼團長，蕭元林、束小雲、謝桂仿任副團長。1986年拆縣建市後，改名為“湖北省沔陽花鼓劇團”，現仍然演出於市內外城鄉。
1955年，荊州花鼓戲在繼承與改革的道路上邁開了步伐。其重要標誌是將“壹唱眾和“絕活”得到傳承。“摘花”、“帶彩”、“咬碗”是荊州花鼓戲表演尚存的三項特技。如原沔陽花鼓戲劇團知名藝人程蘭亭琢磨的“六步”、“八段”、“十神”的摘花表演，形象地表現了看、聞、聽、摘、刺、攀、打、放、紮等姿態。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塑造任務講究真實，敢於突破，不拘壹格，極大地豐富了劇種的表現力，表現了沔陽花鼓戲的藝術特色。
沈山也是荊州花鼓戲劇種的優秀代表。他的拿手劇目有《辭店》、《訪友》、《蘭橋》、《繡荷包》、《掐菜薹》等。1953年，沈山和楊篤清帶著反映花鼓藝人窮苦生活的《打蓮湘》，參加了新中國首屆民間藝術匯演，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荊州花鼓戲舞臺出現了壹片潔凈與美好。《雙撇筍》、《斬經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攔花轎》等劇目，分別在湖北省和中南區文藝會演中獲獎。這些成就奠定了荊州花鼓戲與湖北漢劇、楚劇齊名的基礎地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縣花鼓劇團曾被撤銷建制，1970後才逐步恢復花鼓戲演出。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是荊州花鼓戲獲得全面發展的時期。從演出內容到形式，從劇本到舞臺，從音樂到舞美，出現了令人耳目壹新和難以忘懷的藝術創造。
改革開放以來，荊州花鼓戲更是得到全面發展，在藝術上更臻完美，思想內容也令人耳目壹新。新編歷史劇《十三款》，現代戲《家庭公案》、《海峽情》、《向老三招婿》等在湖北省省級調演、會演中均獲得創作獎或演出獎，使得這壹地方劇種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1980年，新編傳統劇目《站花墻》被珠江電影制片廠攝制成彩色舞臺戲曲藝術片；《王瞎子鬧店》、《招郎》、《賣搖窩》等劇目被拍成電視片。
荊州花鼓先後有《家庭公案》、《向老三招婿》等八臺大戲八上北京，唱響首都舞臺。1988年9月應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和《戲劇評論》邀請進京演出，沔陽花鼓劇團將整理的傳統劇目《送香茶》、創作的大型現代戲《向老三招婿》演進了中南海，並參加中國藝術節（中南片）演出。 潛江花鼓劇團根據曹禺名著《原野》改編的荊州花鼓戲兩上北京：1990年參加“曹禺從事戲劇活動65周年”祝賀演出，並唱進中南海；1996年將《原野》復排為《原野情仇》，進京為全國第六次文代會傾情演出。
1993年潛江花鼓劇團升格為湖北省實驗荊州花鼓劇院。劇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劇三者的綜合，創造出“似曾相識而別有新意”的藝術境界，給人全新的審美感受。該劇1995年獲湖北省戲劇新作展演金獎，1997年獲中國曹禺戲劇文學獎和湖北省“五個壹工程”獎，1998年獲中國文華新劇目獎。劇團國家壹級演員胡新中、李春華、孫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別摘取第14屆、第15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和第8屆中國文華表演獎。
2000—2001年，沔陽花鼓劇團的《站花墻》、《十三款》、《莫愁女》、《雙玉蟬》、《趕子放羊》、《清風亭》、《三娘教子》、《假洞房》八個大戲，《斬經堂》、《濟公下山》、《賈氏吵嫁》、《何業保寫狀》、《訪友》五個小戲由揚子江音像出版社錄制成VCD光盤向海內外發行。
2008年在首屆湖北地方戲曲藝術節上，沔陽花鼓劇團選送的大型古裝花鼓戲《貶官記》、傳統折子戲《陳琳拷寇》、現代小戲《老鄰居》等壹大兩小三出花鼓扛鼎之作，以其厚積薄發的藝術水準和惟妙惟肖的表演實力，在強手如林的藝術節上脫穎而出、炫耀荊楚，壹舉攬獲十四項獎項。尤其是《貶官記》，分別摘取優秀移植劇目獎、音樂創作壹等獎和演員表演壹等獎三項藝術桂冠。
2013年10月，沔陽花鼓劇團選送的小戲《搶老張》獲第十屆中國藝術節戲劇門類群星獎。
21世紀前後，荊州花鼓戲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機，發掘、搶救荊州花鼓戲對於荊楚民間文化藝術的傳承保護和研究至關重要。2006年和2011年，經潛江市和仙桃市申報，荊州花鼓戲經國務院批準兩次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