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於1905年6月21日生於法國巴黎的富裕階層家庭。父親讓-巴浦蒂斯特 薩特是海軍工程師。在薩特1歲零3月去世。四歲時薩特由於角膜翳導致右眼斜視。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來有些醜陋。母親是安-瑪麗 薩特(婚前姓史懷哲)在薩特父親去世後帶著薩特前往阿爾薩斯，在做法文教師的外祖父家裏生活，盡管他日後排斥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裏的知識氛圍讓薩特在寫作和文學上受益很多。而據說他讀的第壹本書的書名是《壹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
薩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學校上學，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長讓薩特直接上8年級(最低年級是10年級預備班)，但很快以基礎太差而被要求從10年級開始就讀。祖父則在壹氣之下讓他退了學。請老師在家給他上課。這使得薩特接觸同齡人的時間被推遲了幾年。10歲薩特進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學校，後來轉到了拉羅舍爾公立學校，3年後，他又隨外祖父重新就讀亨利四世學校。在就讀了2年後家裏讓他轉到了路易大帝學校。因為後者的文科預備班可能要好。不久薩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Ecole Normale）攻讀哲學。在這期間，薩特讀了笛卡爾、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主要著作。這對他後來有了不小的影響。巴黎高師每年的戲劇演出活動，這使薩特開始重新對戲劇喜好起來。並寫了他的第壹個獨幕劇《我將有壹個好的葬禮》。薩特在大學期間通過朋友關系認識了在巴黎大學就讀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後來被稱為薩特的“終生伴侶”。當時他們都在準備中學教師資格考試。
1929年，薩特薩特在壹個氣象臺裏服兵役，為期1年半。1931年4月，薩特去了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La Havre)，在高中教哲學，同時寫作小說和哲學論文。
1933年，薩特28歲時，研究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雷蒙·阿隆對薩特說：“小兄弟，妳如果是壹個現象學家的話，就可以對壹杯雞尾酒大做文章，從中弄出壹些哲學來。”薩特聞言激動得臉色蒼白，因為“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正是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他決定步阿隆的後塵，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進修胡塞爾的現象學，從此開辟了他的哲學之路。1934年，薩特在柏林寫了《論自我的超越性》（或譯《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壹文。1936年又發表了《影像論》(或譯《想象》)(《L'Imagination》)這是薩特對現象學研究後的論文。
1936年薩特完成了壹部關於偶然性的文學作品的第三稿。薩特將它定名為《憂郁》，起初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絕。後又幾經周折，在朋友的幫助下出版社終於又重新接受了這份作品。但名字建議改為《惡心》（Nausea）。1938年4月，《惡心》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雖然不是特別暢銷，但評論界反應不錯。有人把薩特和卡夫卡相提並論。稱他為法國的卡夫卡。薩特認為從文學角度來看，這是他寫的最好的書。
在小說《惡心》出版之前，薩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幾個短篇的約稿，於是《墻》、《艾羅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繼發表。而《房間》和《親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瑪出版社將《壹個工廠主的童年》、《艾羅斯特拉特》、《墻》等其他幾篇已經發表的小說合在壹起，作為小說集《墻》出版。這本小說集非常受歡迎。薩特也真正的開始有名氣起來。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法國和英國發布命令總動員。薩特在波爾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點集合。薩特先在南錫受訓，然後被派到布魯馬斯，成了氣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觀測到的風向通知炮兵連。其他時間則用來閱讀和寫作，1940年6月21日，薩特隨部隊轉移到阿爾薩斯，法德邊境時被德軍俘虜。那天是薩特35歲的生日。在薩特被俘幾個小時後，法德之間的停戰協議開始生效。這種偶然性和荒誕戲劇般的在薩特身上重演。薩特開始被關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錫之間的巴卡拉。8月中旬時，他們被運到德國特裏爾的壹個戰俘營。在戰俘營期間，薩特讀了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並撰寫、組織了話劇《巴理奧納》。最終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為理由，使德軍軍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並逃出戰俘營。薩特回到巴黎後創辦了壹個抵抗組織。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薩特想和其他抵抗組織聯合起來，但卻被當作是是德國奸而拒絕。1941年薩特解散了這個組織。但在這兩年後薩特又獲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組織，為《法國信使報》和《法蘭西文學》做工作。
1943年薩特完成並出版了他的哲學專著《存在與虛無》(L’tre et le Né ant)（Being and Nothingness）。仍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薩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系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寫作是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因為煤炭短缺和電力供應不足，薩特就到住所附近的壹個叫弗洛的咖啡館，用乙炔照明來寫作。書問世後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職業哲學家都關註著這本書。但《存在與虛無》從壹開始就難以被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於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的殿堂。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而這本書也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
戰爭期間，薩特還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第壹、二卷。書名最初定為《魔鬼》，卷首語是：“我們是痛苦的，因為我們自由！”以後書名改為《自由之路》。 並在“二戰”結束前陸續成了這書的第壹卷《理性時代》(又譯《懂事的年齡》)和第二卷《延緩》。小說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的精神狀態，但重點卻描繪主人公他的情婦如何支配他們的自由：她是否應當流產，他是否要與她結婚。 小說的前兩部於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靈之死》則於1949年發表。第三部中明顯的政治和哲學色彩變得重起來。使這小說的續集不是很成功。
薩特對創造戲劇也充滿興趣,在這之前他只在戰俘營寫過《巴裏奧納》。1943年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題為《蒼蠅》(Les Mouches)的劇本。本個劇本是為了喚起法國人的自由意識也是為了薩特當時壹個叫奧爾加的情人。奧爾加當時在學演戲，希望薩特能為她寫壹本劇本。《蒼蠅》取材於古代傳說，但薩特對這個傳說作了改造。劇本通過了德國的審查後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評，並讓奧爾加開始出名。但德國很快查覺了這
部戲的含義，不久後便停止了演出。這次成功使薩特倍受鼓舞，並開始構思新的劇本。1944年,薩特的新戲《間隔》(Huis-clos NO EXIT)( 又譯《密室》)公演。這部戲只有三個演員，同時自始至終同時在舞臺上。大致情節是：三個人，壹男兩女，他們死後被安排在壹個房間裏。每個人都需要其中另壹個人，而每壹個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後終於沒有任何壹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這次演出大獲成功。戲劇中的臺詞“他人,就是地獄！” 成為薩特最為人熟知的壹句話之壹。薩特甚至被邀請作了壹個關於《間隔》的演講。而後薩特又創造了壹些戲劇。包括1946年《死無葬身之地》(Mort san sépulture 薩特戰後的第壹個劇本)1946年《畢恭畢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或譯《可敬的妓女》曾改編拍攝為同名影片)1948年《骯臟的手》(Les Mains sales) 1951年《魔鬼與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薩特本人非常喜歡這本劇本)，1953年《基恩》（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 《阿爾托納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傳記小說上，薩特於1944年完成《波德萊爾》(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讓熱內：戲子與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52年出版，該書原為讓 熱內壹本書的序，完成時卻長達578頁。成為自有書籍史以來最長的壹篇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薩特主編了評論雜誌《現代》(Les Temps modernes)。編輯部成員有波伏娃、雷蒙. 阿隆(Raymond Aron)。 、米歇爾 萊裏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波朗等。而後薩特開始被人稱為存在主義者(薩特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後來則開始接受)。並開始越來越出名，1945年10月，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了“存在主義是壹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講。演講中薩特向公眾闡明了些基本觀點。指出存在先於本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壹個存在，壹個先於本質的存在，壹個在它可被任何觀念定義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說的人的實在性。″薩特引用了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稱這正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而這時期，薩特關於文學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張，認為作家須通過作品對當代社會、政治事件表態，從而保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並提出：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的口號。為了更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薩特寫了《什麽是文學》壹書，分6期連載於1947年的《現代》雜誌上。薩特試圖論證散文較之詩歌而具有的優越性，並提倡壹種對作者與讀者皆屬自由行為的實用文學。宣稱作家的責任在於塑造世界。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並且日趨嚴重。第二年四月，薩特自己召開了壹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布同胡賽對著幹。而此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
50年代初期，薩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產黨。成為***產黨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發生的罷工失敗對薩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寫並發表《***產黨人與和平》試圖說明***產黨和工人間的關系，分析造成罷工失敗的根源。文章分成三個部分，而到最後成了頌揚***產黨的文章。薩特新的政治立場雖然得到編輯部大部分人的贊同。但仍導致壹些人離開了《現代》雜誌，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1952年，阿爾貝.加繆的《反叛者》壹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的決裂。(另壹說是《現代》雜誌的壹個叫尚松寫的關於《反叛者》的評論文章惹怒了加繆。而加繆卻把這篇文章歸罪到薩特身上)
1954年5月，薩特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了蘇聯,發表了後來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講話。1955年
9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來說中國是壹個陌生的國度，而在中國，除幾個法國文學專家外，人們對薩特也幾乎壹無所知。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薩特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壹文，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
1956年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薩特譴責了蘇聯軍隊和對幹涉表示支持的法***領導。並與***產黨決裂。但在政治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現代》雜誌匈牙利問題專期，薩特寫了《斯大林的幽靈》壹文反對蘇聯幹涉。但他又認為，蘇聯仍然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 1954年薩特公開反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支持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並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主要內容是，法國士兵有權不服從命令，拒絕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因為簽名者***有121人，所以又被稱為“121人宣言”)上簽名。同時又發表“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的講話。因此被當局指控為“有害於國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報紙《革命報》主編的邀請下薩特和波伏瓦訪問了古巴，稱贊***產古巴“是壹種直接的民主制”並感嘆“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薩特和波爾伏應邀訪問巴西，在裏約熱內盧大學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受到了巨大的歡迎。但也同時使得薩特被視為叛徒和法國之敵。退伍老兵在香榭麗舍大道遊行，高呼“殺死薩特”；薩特回法國後不久就遭到了起訴。但因為其影響力而不了了之。之後薩特不斷受到暗殺的威脅,但仍然堅持自己立場，並親自上街參加遊行和靜坐示威。
1960年薩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壹部分《實用整體理論》。第二部分則壹直沒有完成。薩特認為這本書討論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後又拋棄了的地方。有人認為這是薩特試圖使用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法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闡述其可行性。因此薩特被視為了馬克思主義壹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薩特晚年時，他又否認他這本書屬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只是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1963年《現代》雜誌發表了薩特的自傳性小說《詞語》(Les mots)，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標誌著薩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學上來，薩特在這本書裏描述時間到他12歲、母親再婚前的童年生活為止，薩特寫這本書的另壹個原因是因為他當時欠出版社壹筆錢。1964年薩特因為《詞語》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並最終獲獎。但薩特拒絕領獎，理由是他壹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領獎是因為它把作家和文學分為等級。
60年代，美國侵略越南，薩特堅決支持越南的戰爭。並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壹個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譽主席是伯蘭特.羅素。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薩特發表談話，稱蘇聯人為戰犯，表示與蘇聯徹底斷絕關系。他的原本暗示反對德國法西斯占領的劇本《蒼蠅》《骯臟的手》
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對蘇聯占領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熱烈的歡呼。 1968年5月法國大學發生了騷亂，反對越南戰爭和學校的規則。薩特與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演講。5月風暴過後薩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系，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出辦的報紙，並上街散發。1973年，薩特又擔任了另壹份左派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 左翼最大報紙，法國第三大全國性日報)的主編。
70年代初，薩特的身體開始出現壹些明顯的癥狀,此時他正寫《家中白癡——古斯塔夫?福樓拜》。1973年薩特的眼睛幾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波爾娃和他的養女來照顧。薩特於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終生伴侶”波伏娃(法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女權主義者，著有《第二性》)在薩特去世後，以薩特最後10年生活為基礎，寫了回憶薩特的作品《永別的儀式》和薩特的書信集《致海貍和其他人》。 (海貍是薩特對波伏娃的愛稱)
日常生活中薩特喜歡看電影、聽爵士樂，他還經常在巴黎街頭的咖啡店裏寫作，他壹生保持著這個習慣。他平時的生活放蕩不羈。嘗試過迷幻劑和安非他明。他常常住在朋友家裏並與很多女性有過曖昧關系，其中很多女性壹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薩特去世。但同時薩特從未斷絕同愛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關系,他們互相訂立著名的＂兩年契約″經常被擴期。波伏娃死後和薩特壹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薩特是“左岸”知識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後來卻跟他許多昔日的老友發生爭執，如雷蒙?阿隆、阿爾貝?加繆、亞瑟?凱斯特萊以及莫裏斯?梅洛龐蒂等。 而五十年代積極的政治活動，又使他贏得了"世界良心"的聲譽。同時薩特最終也沒有得到學院派的承認，他是法國第壹位、也是唯壹壹位聲名如此顯赫而除了在中學執過教卻從未進入高等學府正式任教的哲學家。
薩特的作品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但，其自己並不是很樂意得到這個“標簽”）。其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有索倫·克爾凱郭爾（也有翻譯“祈克果”，S?ren Kierkegaard，1813－55），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但海德格爾本人很討厭人們將他和薩特都稱為存在主義者，明確表示兩者完全不是壹回事）阿爾貝·加繆。雖然祈克果是有神論者、神學家而尼采和薩特都是無神論者，存在主義者在諸如個體的自由，選擇的重要性，承擔作為真實的人類存在的義務，人類生命除人類所賦予的以外沒有其他意義等觀點上觀點都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