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要有其田
孫中山
學生諸君:妳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①辦的第壹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為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妳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壹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什麽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什麽利益。這個革命 *** ,是想要做成壹個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壹般農民,都是同 *** 壹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樣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壹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壹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來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壹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徹底。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麽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壹般農民都覺悟呢·要壹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註意。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麽能夠引起興趣呢·先要講農民本身有什麽利益,國家有什麽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麽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擔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壹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壹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壹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壹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講,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裏,甚至於幾千萬方裏,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註;因為精神貫註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②,收起租來,壹升壹勺,壹文壹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要等到妳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壹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壹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壹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壹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壹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便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壹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沖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沖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壹般農民都知道。農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壹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 *** 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象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 *** 說: *** 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為什麽 *** 反向我們加抽沙田捐③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象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要怎麽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壹時便不容易答復。再者,現在這個革命 *** ,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壹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妳們在宣傳的時候,壹定發生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於這種矛盾,要用什麽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壹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壹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壹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沖突,獨壹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壹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 *** 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象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壹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壹定要很謹慎,只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壹鄉壹縣聯起,然後再聯到壹府壹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麽樣出力的方法,就要妳們指導。妳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 *** 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 *** 合作。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被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 *** 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壹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 *** 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1924年8月23日)
選自《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註釋〕 ①農民運動所: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舉辦,第壹屆於1924年7月3日開學,這是孫中山在農講所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②孳孳(zī)為利:孳孳,勤勉不懈之意。指勤勉不倦地追求利益。《孟子·盡心上》:“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③沙田捐:行於廣東,沿海地區因漲沙而形成的田,稱為沙田。沙田捐是在正稅之外,每畝加征二錢,由地主和佃農按主八佃二分攤,用途為防務和開墾海灘。〔鑒賞〕 在本文中,孫中山主要圍繞宣傳、教育、組織農民而論,闡述革命徹底成功的基礎是農民,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在於“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的土地主張,是民生主義核心內容之壹的“平均地權”。辛亥革命以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牢牢地束縛著廣大農民。為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孫中山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作為當時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綱領。他認為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才能解決當時嚴重的民生問題,認為“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頁)。國***合作後,更是突出強調這壹口號。孫中山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的依靠力量是華僑、留學生、會黨和新軍等,輕視了農民的作用。十月革命後,他對自己早年領導革命失敗的教訓進行總結,逐漸認識到農民的革命作用,認為“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強調“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只有“農民全體都有覺悟”,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因此,國民黨的任務就是要用三民主義去宣傳、教育農民,提升其覺悟,而“要壹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註意”。而農民的根本利益無疑是土地問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以巨大的震動和啟發。通過對中俄兩國農民狀況的深入比較,認為“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借鑒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孫中山認識到“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壹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壹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壹種最公平的辦法”。所以,中國“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但是,在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中,對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其並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主張用“和平”的手段去解決民生問題。孫中山並不主張耕者平分地主的土地,只是反對地主占有土地,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他的這壹思想反映在《中國國民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 *** ,國家就價征稅。”他認為這樣對待地主,才能逐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國家可以通過征收地價稅,以幫助農民得到土地。地主自然反對,那麽 *** “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但是,孫中山認為即便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壹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更不用說“仿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壹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壹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因此,對於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他認為“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 *** 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損失,這種辦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孫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實施上,反對立即將地主的田地分配給農民這種激烈的做法,他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漸進路徑,變革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張通過國家調節的方法,即對地主的土地通過國家征稅,有償地變為國家所有,達到限制地主的地租收入,同時讓貧民有田可耕,從而緩和階級矛盾,遏制社會動蕩,使社會和經濟順利發展。但由於孫中山的這壹土地綱領,只是間接地對地主抽重稅,最終又沒有明確怎樣讓農民得到土地,也無從滿足農民迫切要求掙脫封建桎梏和獲得土地的要求,這就決定了“耕者有其田”難以真正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