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服人”。做人要懂道理，更要講道理，因為道理使人明智，在是非面前總是知道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使言行有了合理的尺度和準則。道理使人善良，對人會多壹份寬容之心、仁愛之心。大千世界，現實之中，有理說理，切不可無理攪三分，更不能無理還要恐嚇、威脅、動粗，鬧不好個人的言行和舉動越過法律的準繩，可要吃官司的，到那時，只能是自己種的苦果自己吃，後悔都來不及。為人處世須講理，做人要講道德修養，要懂理、尊理、講理
在中國這個
“禮儀之邦”，如果能夠以“禮”待之，許多矛盾就不會激化。所以，在這個意義
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成都城管以“禮”服人的舉措，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壹定會收
到化解與執法對象情緒上對立的效果，對於和諧管理城市，乃至構建和諧社會都有
壹定的意義。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以禮服人的規定其實並沒有真正解決城管執法的困境
。對執法者來說，敬禮是為了在緩和氣氛中完成執法任務；對被執法者來說，接受
敬禮還是要面臨處罰。而此前的輿情民意詬病城管執法，除了不滿其執法方式和態
度外更重要的是對城管執法行為本身地位和執法依據的合法性質疑。說白了，就是
“妳憑什麽管我？”
應該說，城管的出現從主體上說，《行政處罰法》及政府的授權給了壹張“準
生證”。現實上看，分工的細化無法適應城市管理的綜合和復雜。城管執法集中了
其他部門的處罰權，將其他部門不管的事兒，管不好的事兒管起來，這是合乎現實
復雜性需要的。但是，城管的具體職責並不是很清晰的，所謂14個集中行使處罰權
的方面，實際上跟其他部門的職權範圍是有重合之處的。
而且，城管常常是“借法執法”——依據以前分散於各個部門的規章行使執法
權。可在依法行政中的“法”是有特定含義的，僅僅指的是國家的憲法、法律、法
規，壹定程度上能夠擴大到規章，但對於規章之下的規範性法律文件不被看做是“
法”，只有在上位法有明確規定的時候規章才可附帶“法”的功能，而不能單獨作
為城管執法行為的合法性依據使用。也正因此，這些規章的具體條文的法理性和統
壹性不夠完善，有些甚至和現行法律相悖。這樣，城管執法就無法回避依據不壹致
，法理不足的困境。這樣的困境才是城管執法的難處所在，也是許多人不服城管的
原因所在。
“借法執法”以及“規章代法”成為城管執法困境關鍵。因此，城管執法即使
能夠做到以禮服人，還是沒取得走出困境的鑰匙。認真梳理現行執法依據，從法理
上解決以人為本，和諧管理城市的合法性，讓城管執法真正能夠以理服人才是要旨
所在。
在法制的社會裏，以禮服人是壹種態度，以理服人才是壹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