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早就想寫壹部反映勞資矛盾的小說。1838年，他在視察北部工業區的明斯特等地時，非常驚訝地看到那裏工人的悲慘處境，想對這種現象進行“有力的打擊”。然而，這個願望實現卻用了十幾年。……
20世紀50年代初，雖然工人運動的滾滾浪潮已經平息，但由於資產階級對工人的肆無忌憚的壓迫，壹些工業城市繼續爆發罷工。就在狄更斯開始寫《艱難時世》的時候，普雷斯頓的工人正在罷工，狄更斯去那裏了解罷工的情況。他擔心壹旦人民的不滿情緒爆發，國家會發生劇烈的動搖。狄更斯意識到當時勞資矛盾的尖銳性和嚴重性，意識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只顧賺錢，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決心在作品中迎頭痛擊曼徹斯特學派的功利主義。在給朋友查爾斯·奈特的壹封信中，他談到了《艱難時世》的寫作意圖:“我的諷刺是針對那些只知道數字和平均數，其他壹無所知的人。這些人是這個時代最邪惡、最主要弊病的代表。”從他的作品來看，他的創作意圖確實表達得很好。
小說中有兩條平行的情節線索:壹條表現了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壹條表現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作者的諷刺鋒芒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葛丁磊(即葛雷庚)和龐得貝的。通過對葛家庭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展示，以及對龐得貝與工人矛盾的描寫，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的反動本質及其危害性。
葛雷只是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代表，龐得貝則是商界壹個被稱為“硬骨頭鐵拳”的兇悍人物，是葛雷硬派哲學的支持者和追隨者。他們相互勾結，統治著壹個象征大不列顛的煙霧彌漫的焦化城鎮。
格拉迪斯是壹名退休的五金商，後來成為焦煤鎮地區的議員。這個人物的身份暗示了那天誰統治了英國。作者諷刺英國議會是壹臺“嘈雜而相當骯臟的機器”，並稱那些議員就像“特別註重度量衡和背乘法表”、“對其他壹切都充耳不聞”的“貴族”壹樣是“行屍走肉”。李小蘭是這個班的“貴人”之壹。這說明，像格拉迪斯這樣的人絕不是壹個，而是有很多。這些骨子裏沒有“人性”的冠冕堂皇的家夥，就是這個社會的產物。與此同時，他們主宰著這個工業城鎮，並與那個“嘈雜且相當骯臟”的國家機器聯系在壹起。這樣看來，焦化鎮作為大不列顛的縮影，更具有典型性。格拉迪斯的活動也是在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的，這暗示著格拉迪斯的哲學就像壹股妖風和毒霧，不僅籠罩著焦化鎮，也彌漫著整個大不列顛。
作者不僅揭示了這個人物與他所創造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用手術刀般鋒利無情的筆剖開了格拉迪斯哲學的神秘果實，將其骯臟有毒的內容展現給讀者。狄更斯用通俗生動的語言描述了格拉迪斯哲學的精髓:“人生從生到死的每壹步，都應該是壹種櫃臺對面的現金買賣關系。如果我們不這樣上天堂，我們就沒有生意了。”在Gladys看來，人與人之間除了現金交易，什麽都沒有。所以，感情、幻想、俠義行為、仁愛之心、娛樂愛好等等與現金交易無關的東西，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應該剔除。基於這個鐵壹般的原則，他只能用“事實”——可以用來賺錢或者與金錢收益密切相關的東西——來教育孩子。結果他的5個孩子整天被關在像牢房壹樣的教室裏，被數字、概念、科學標本等“事實”塞滿，他們的天真和童年的幻想全部被扼殺和連根拔起。小朋友壹定知道大熊星座的俗名，但不許唱流行童謠:“眨呀眨的小星星，妳是什麽，引起了我的好奇！”甚至看壹眼馬戲團也被認為是墮落。他總是在口袋裏帶著壹把尺子、壹個天平和壹張乘法表，以便隨時準確地計算出“人性的任何部分”的重量和數量，確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價值。格拉迪斯就是這樣壹個“實際的人”。這個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其深刻的社會意義不在於展現資產階級守財奴的性格，而在於描繪這個人如何以商人的視角看待世間萬物，如何將人類精神生活中壹切美好而富有詩意的東西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中。作品的深刻之處不僅在於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醜惡和荒謬，還在於生動地展示了它所造成的惡果，從而揭示了它對社會的危害性。這種惡果主要體現在路易莎和湯姆兩個形象上。
在格拉迪斯功利主義思想的毒害和破壞下，路易莎和湯唯失去了童年的快樂——孩子應有的感情、興趣和愛好。他們像囚犯壹樣生活多年，與外界完全隔絕，尤其是與下層社會隔絕。結果，他們成了精神畸形的人，病態的人；他們不僅對社會現實壹無所知，而且思想空虛，感情貧乏，甚至對生活失去信心。在年輕的時候，他們會產生悲觀厭世的想法。路易莎和湯姆性格不同，命運也不同。路易莎脆弱如弱柳，默默承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裏，人生毫無意義，她也從未感受過壹絲壹毫的人生樂趣，只覺得人生如爐中火花。在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情況下，她把壹個女孩的溫柔全部傾註在對哥哥的愛中。她的父親視婚姻為壹種生意，把她嫁給了比她大三十歲的資本家龐得貝。她對此沒有異議，但像羔羊壹樣順從。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劇了她的精神痛苦。就在她瀕臨絕望的時候，花花公子海德豪斯在她幹涸的心中播下了愛的種子。但是她太虛弱了。愛情壹萌芽，她就在恐懼中摧毀它。路易莎的悲劇指責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摧毀青春，毀滅愛情和幸福。
至於湯姆的命運，則另有深意。他離開籠子般的石屋後，縱情吃喝玩樂，作為對格拉迪斯哲學的報復。但他的“報復”只是壹種形式的利己對另壹種形式的利己，是“以毒攻毒”。所以他在復仇的道路上越走越深，陷入邪惡的泥潭，最後成為壹個卑鄙、自私、無情、麻木不仁的惡魔人物。湯姆的墮落再次宣告了戴乃叠功利主義教育的破產，說明這種教育培養不出“純潔有為”的人才，只能是社會蛀蟲。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揭露和批判葛反動哲學的同時，對這壹人物表現出壹定的同情和幻想，表現為葛在獲得報紙後的懺悔，不再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理論，“而是關註具體情況，用事實和數字為信心、希望和善良服務”顯然，格拉迪斯的轉變違背了生活的真理，因為“壹個階級的偏見不能像舊衣服壹樣扔掉，尤其是保守、狹隘、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狄更斯從理想主義道德的角度，認為資產階級人物雖然在做壞事，但他們的本性中還是有好的壹面的。只要看到自己行為的惡果，他們本性中的“善”就有可能被喚醒去戰勝“惡”的壹面，從而改過自新。社會災難將被消除。這種唯心主義的抽象道德觀念是他以階級和諧、階級整合為特征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基礎，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品的批判力量。
小說中的另壹條情節線索，通過龐得貝與工人的矛盾，揭示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反動本質的另壹面。曼徹斯特學派的功利主義者認為，社會是由自私的人組成的，所以應該允許每個人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自由競爭”的口號下，他們不顧工人的生命，貪婪而殘酷地剝削工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從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中，工人“只能得出壹個獨特的結論:對他來說，最明智的是默默地、馴服地餓死。”龐得貝是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的信奉者。在他眼裏，勞動者不是“有愛、有歡樂、有靈魂的人”，而是“人手”、“多匹馬的馬力”、“數字之外”或者給他帶來金錢利益的機器——簡而言之，就是古代奴隸主所說的“會說話的工具”。他以奴隸主對待奴隸的野蠻態度對待工人，汙蔑他們怨天尤人，不肯安分守己；工人的最低生活要求也被他視為奢望，即“希望坐六匹馬的車，喝金湯匙的甲魚湯，吃鹿肉。”他把損害鎮上居民健康的煤煙視為“衣食父母”和“世界上最健康的東西，特別是對肺部。”他恬不知恥地把自己壓榨工人血汗的計件工作描述為“世界上最舒服的工作，最輕松的工作，報酬最高的工作。”如果有人想幹涉他的專橫野蠻，他和鎮上的其他資本家就威脅要把他們的財產扔進大西洋。對此，作者以調侃的口吻說:“即便如此，焦化鎮的大亨們還是很愛國的。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把他們的財產扔進大西洋。而相反，他們仍然小心翼翼地管理著自己的財產。瞧，他們的財產在那個煙霧彌漫的焦煤鎮裏每天都在變得疲憊不堪。”
狄更斯不僅憤怒地揭露了龐得貝這樣的人民野蠻掠奪、壓榨工人的殘暴行徑，而且以深切的同情描寫了工人的悲慘生活。作者說:“我有壹個不健全的想法，認為英國人民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辛苦的人民。”語言幽默，卻伴隨著苦澀的淚水。作者描述的焦煤鎮工人住宅區是這樣的:窄院與窄院相連，窄街緊挨著窄街，就像壹個“迷宮”。壹間簡陋的房子比肩而立，支撐不住。房子不通風，光線昏暗，空氣汙濁。只要看看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就知道狄更斯的描述有多真實了！斯蒂芬是住在這個貧民窟的壹個可憐的工人。因為生活壹直很艱難，盡管他只有四十歲，但他看起來像個老人。這個老實巴交，“善於操作機器織布機的好織布工”，壹生吃了不少苦，“遇到的麻煩都是用水桶裝的。”殘酷的法律讓他無法擺脫嗜酒如命、半瘋的妻子，無法與心愛的女工芮劍結合。他抱怨說生活壹團糟。但是龐得貝無情地指責這是“金湯匙”的主意。
斯蒂芬的命運是個悲劇。他拒絕加入主張階級鬥爭的工會，因此被階級兄弟疏遠；但是他忠於自己的階級，不想給龐得貝當間諜，所以被老板解雇了。兩軍對壘，他是夾在中間的孤家寡人。盡管作者譴責了拒絕他和攻擊他的工人領袖斯萊克·布裏奇特，但這表明斯蒂芬的悲劇主要是由龐得貝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造成的。如果龐得貝沒有剝削工人，斯蒂芬的生活就不會這麽苦；如果龐得貝沒有無理解雇他，他就不必遠離焦煤鎮，出去謀生了；如果龐得貝沒有惡意指責他從銀行裏偷現金，他就不會掉進廢棄的礦井裏受重傷而死。斯蒂芬的死，乍壹看，似乎很偶然。其實偶然中有必然，他的悲劇結局也是必然的。斯蒂芬的悲劇是對資產階級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訴。由此可見，狄更斯對人民的命運有著深刻的理解，對勞動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正是這壹點，給這部小說增添了思想上的光彩，使其具有不朽的藝術生命力。車爾尼雪夫斯基稱贊狄更斯是“捍衛下層階級、反抗上層階級、討伐虛假和虛偽的勇士”，壹點也不過分。
作者除了通過斯蒂芬的悲劇揭露資產階級的殘暴和殘忍外，還以諷刺的筆觸描繪了資本家龐得貝編造自己的人生故事和自我吹噓的卑劣行徑，從而揭露了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者所鼓吹的所謂“自由競爭”和“機會平等”的種種無恥謊言。
龐得貝自稱出身卑微，經常吹噓自己白手起家的奮鬥史。他自詡出生在下水道，壹出生就被無情的母親拋棄，撫養他長大的奶奶是個無情的酒鬼。他說自己從小被虐，沒上過學，從店外的招牌學會認字，從教堂尖塔上的鐘學會報時。他自稱靠自己奮鬥，從壹個流浪漢、壹個聽差、壹個苦力、壹個看門人、壹個店員，後來成為焦化鎮壹個顯赫的大亨。龐得貝為什麽這樣胡說八道？這裏別有用心:壹是作為麻醉劑，用來平息工人的不滿情緒，麻痹他們的革命鬥誌。他試圖用自己的“奮鬥史”來表明，社會為每個人提供了進步的機會。只要他努力，壹個窮小子可以用六便士賺到六萬英鎊，壹個流浪漢和壹個聽差也可能成為顯赫的大亨。所以，只要“人”努力，好日子還在後頭。二是作為“軟刀子”打壓工人。我，龐得貝，可以白手起家，機會均等。為什麽不能“動手”？那只是妳自己的無能，妳活該！所以，“人”得安分守己，不抱怨，不攢壹萬塊錢，不要總想著“坐六匹馬的車，喝甲魚湯，吃金湯匙的鹿肉。”因為斯巴塞太太想討好她的主人龐得貝，把銀行盜竊案的嫌疑犯佩格拉太太繩之以法，結果佩格拉太太揭露了龐得貝的真實生活經歷，從而揭穿了龐得貝所謂“自制”的謊言。當龐得貝的謊言被揭穿後，“自由競爭”和“平等機會”的騙局就昭然若揭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狄更斯在這部作品中對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是極其深刻和有力的。作者指出被資產階級奉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壹大弊端，是社會災難的重要根源。雖然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他不可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壹切災難，歸根到底都是由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造成的，甚至資產階級功利主義也是由資本主義所有制決定的。但作者畢竟能看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醜惡本質，並對其進行無情的揭露和鞭撻，是這部叛逆現實主義傑作的壹大功績。
但是，狄更斯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批判並沒有導致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否定；他只是想糾正資本主義的弊病，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他在作品中揭露資本主義的弊病，目的是為了引起資產階級的警惕。在小說中，他半是警告半是威脅地說:“功利主義的經濟學家，骨瘦如柴的學究，收集‘事實’的達官貴人，溫文爾雅、筋疲力盡、不信宗教的君子，在書中背誦許多陳腐無聊的教條；妳身邊總會有窮人。趁著還有時間，最好在他們心中培養想象力和情感這種最大的美德，裝飾他們極需裝飾的生活。否則，當妳勝利的那壹天到來的時候，他們的幻想已經被徹底從心裏驅逐出去了。這個時候，他們面對的只是壹個勉強度日的生活，現實會像狼壹樣把妳吞掉。”這讓人覺得，他對現實的無盡憂慮，與其說是針對苦難的勞動人民，不如說是針對資產階級。
基於這壹思想立場，狄更斯對工人階級的態度是矛盾的。他壹方面同情工人，甚至懷著對工人的崇敬之情，以深切的同情描寫了他們悲慘的生活，表現了他們改變自己“淩亂”生活狀況的強烈願望，並通過斯蒂芬之口表達了對工人運動的同情和理解，駁斥了資本家龐得貝對運動參與者的汙蔑和詆毀。作者還通過史蒂文和芮健這兩個正面形象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壹些優秀品質:誠實、善良、正直、階級友誼和對階級的忠誠。然而，另壹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狄更斯對工人的同情和尊重是有限度和有條件的。也就是說，他所同情和尊重的，只是溫柔，善良，滿足，沒有反抗。小說中的斯蒂芬就是這類工作者的標本。這個角色最大的特點(也是弱點)就是溫柔善良的像只綿羊。他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不贊成對資產階級采取“強硬手段”和“征服和勝利的方法”。他認為強硬對抗不僅對工人階級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因此拒絕加入主張暴力行動的工會。他幻想得到資產階級的憐憫、同情和幫助。面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嚴重對立，斯蒂芬壹味采取妥協與和解的態度，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英國工人運動中的壹股逆流——工會主義思潮。狄更斯以同情和欣賞的眼光描述了工人運動中的消極和落後因素。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用厭惡的眼光描述了在工人中進行階級鬥爭宣傳的工人領袖斯拉克·布裏奇特，對他百般嘲諷和誘導，並借斯蒂芬之口直擊“暴力派”關於階級鬥爭的主張。不僅如此，作者還直接表達了他對隱藏在工人心中的叛逆情緒的恐懼，認為“即使在這個階層最卑微的人心中，也總會有壹個深不可測的謎”，他感嘆道，“假設我們以後只對實物使用數學，而用其他方法來統治這個可怕的、不可預測的民族！”這說明作者和被奴役的無產階級還是有差距的；在他眼裏，勞動人民是神秘而不可控制的怪物，這讓他擔心壹旦工人心中所蘊含的不滿和反抗像沸騰的巖漿壹樣沖破地殼，將會給周圍的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總的來說，狄更斯並沒有真正理解工人階級。他只同情工人階級是可憐的奴隸。他既反對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殘酷野蠻的壓迫和剝削，也不贊成通過革命鬥爭解放工人階級。他主張勞資合作和階級融合。他說，“工人參與工廠管理是必要的，也是正當的。只有通過合作才能結束剝削。”他的觀點在困難時期表達得很清楚。斯蒂芬要求老板以同情和耐心對待工人，接近他們，希望老板和工人不要被孤立和對立。但是，狄更斯不能不看到，在現實生活中，勞資對立是如此尖銳，實現勞資合作、階級融合的前景是如此渺茫。因此，狄更斯在作品中並沒有表現出龐得貝的狠心被斯蒂芬的抱怨所軟化。龐得貝從未對斯蒂芬表現出任何善意和感情，而是冷冷地責罵他，最後把他趕出了工廠。這說明在50年代，狄更斯開始意識到他的階級和諧理論終究是行不通的。現實主義最終克服了他的階級偏見。《艱難時世》清楚地表明，作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作家和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狄更斯壹方面是具有敏銳眼光和無與倫比的諷刺能力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情揭露和尖銳批判表現出驚人的真實性和很高的思想含量；另壹方面，他又是階級和諧論的熱心倡導者和道德家。他對現實的壹切諷刺和批判，都只是為了現存社會制度的局部改良。
從作品來看，狄更斯的思想雖然存在尖銳的矛盾，但毫無疑問，他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是進步的壹面。在50年代英國工人運動的低潮時期，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對被奴役的無產階級表達了深切的同情，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Lunacharski高度評價了這部小說的社會效果。他說:“這部小說是當時文學上對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打擊，也是它在總體上遭受的最有力的打擊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