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描寫三國興衰，經歷了黃巾起義、董卓起義、割據(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三界鼎立、三界歸晉五個時期。
黃巾起義始於桃園。黃巾起義後，東漢政府反攻，劉備、曹操等英雄出現，東漢政權即將滅亡。
《董卓謀反》講述了董卓入京前後，從何進與十名臣子的爭鬥，到邵狄逃出北京，董卓被他救出的故事。董卓入京後，收買呂布，廢了邵棣，立了狄鹹，獨攬大權，實行暴政，迫使聯軍削董卓。雖然後來聯軍失敗，但董卓最終還是被呂布殺死。
董卓死後，中原諸侯群龍無首，為了擴大地盤，主要分為三個戰區，分別是北方的袁紹和公孫瓚，江東的孫策崛起，中原的曹操、劉備、呂布、袁術之間的戰爭。
之後我就不細說天下三分，天下歸金了。最重要的是談談我自己對三國演義的理解和看法。
《三國演義》裏，曹操是我的最愛。雖然為了突出劉備的仁義，把他寫成奸雄，但他的軍事才能並沒有被抹殺。討伐西方的幾年間，他占據了長江以北的大片土地，連少數民族都臣服於他。他是三個君主中最有才華的，魏也是三國中最強大的。他奠定了魏國的基礎，後來的晉國才得以入魏。
對人才的渴求也是曹操值得欣賞的地方。為了選拔更多的人才，曹操打破了根據封建德行和弟弟們的級別來任用官員的標準，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公元210年春，曹操在階初總結歷史經驗，認為自古以來的開國皇帝、中興之君，沒有壹個不是得人才與之共治天下的，而人才往往不出胡同。這絕不是機遇，而是當權者尋求和拜訪。有鑒於此，曹操指出，現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賢若渴的時刻。他希望身邊的人不要考慮出身，幫他尋找和推薦那些出身貧寒、被埋沒的人才。公元214年和217年，曹操兩次頒布求才令，反復強調其用人上的“任人唯賢”政策。他要求各級人事主管部門和地方官員在選拔人才時不要追求完美，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只要他們是真正有才能的。經過壹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壹大批人才。壹時間，各地、各地區。謀士如雨。而對於有才能的人，曹忘記了過去。比如陳琳，原來是袁紹的部下，曾經為袁紹起草檄文，罵曹操祖上三代。袁紹失敗後，陳琳投奔曹操。曹操問他:“妳以前給袁紹寫過信，壹個人罵我。為什麽罵我祖宗三代？陳林連忙道。
曹操的成功，不僅是因為他才華出眾，善於招賢納士，更是因為他心胸開闊，胸懷寬廣。在赤壁慘敗後，曹操並沒有感到無助，而是笑著說“今日之北仍在我掌握之中”，三笑中表現出對挫折的樂觀態度。曹操也是壹個對文學很有興趣的人，他喜歡寫詩，即使戰爭迫在眉睫，他的興趣也不會改變。他的許多詩都是音樂。
從《三國演義》中領略了曹操的文采，深謀遠慮，深謀遠慮，戰前有計劃，戰時處事從容，戰後防治結合。我不愧是三國時期的亂世英雄！諸葛亮的機智、膽識、膽識、細心讓我佩服，劉備、關羽、張飛的異性兄弟齊新讓我感嘆！我們是新壹代的接班人。我要向亂世三國演義裏的英雄們學習，肩負起祖國的重擔！
總結起來，有三點啟示。
首先，事實很簡單。所謂“平淡”，就是學術研究中應該持有的平和心態和求實態度。沈德潛《唐詩中的例外詩》說:“讀書人心平氣和，意謂自足不自立，勉強求和。”對於詩歌的讀者是如此，對於研究古代小說的人也是如此。對沈先生源流的分析，對謬誤與錯誤的辨析，印證了這個道理。文中沒有犀利的文字和眼花繚亂的詞句，卻總能透過平實的語言表面，被內在的邏輯所折服，被縝密的思考所驚嘆。為什麽會這樣呢？關鍵是要以平和的心態面對研究對象，然後冷靜發揮，真題自然閃現。想標新立異，壹鳴驚人，就不能不裝模作樣，不著邊際。所以我們要用激動人心的文字來掩蓋內容的空洞。這是壹種急功近利導致的學術浮躁癥。雖然有意識，但年輕學者經常重復同樣的錯誤。因此，平實的文風體現了沈先生排除雜念和偏見的治學心態。因此，他無意於立新的理論，但它是合乎邏輯的，有時他有發明創造。以《三國誌考證》壹文為例。本文將通俗《三國演義》第壹卷《三國誌總聊》略作比較，發現壹個謬誤:《三國誌總聊》絕不是《三國演義》的人物列表。但“三國演義寫了400多字”的結論是從《三國誌》中得出的，早就被謠傳是錯誤的。這個簡單事實的揭示，修正了我們對《三國演義》的敘事，所以意義重大。沈先生的思考不止於此。這份三國歷史人物名單從何而來？把《三國誌目錄》和《三國誌目錄》對比分析壹下，問題壹下子就清楚了。《三國誌目錄》只是對《三國誌目錄》略加歪曲的復制，根本不是小說《三國演義》的人物列表。那麽，《三國演義》寫了多少人物？壹壹算來，* *的人物有1200多個，其中有名有姓的約有1000人。進壹步追問，《三國誌》絕對不是羅貫中原著所有。這段三國誌是什麽時候加到《三國演義》的卷首的？很明顯，《三國演義》出版後，是以手稿的形式流傳的。這為《三國演義》成書的時間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說明該書成書於明朝中期的理論難以成立。流暢、平和、溫柔的文筆中有壹種無可辯駁的力量。不自立，客觀事實自然浮現。這種風格在有關羅貫中籍貫的文章中也有體現，《隋唐演義》不是羅貫中寫的，《唐五代史傳》也不是羅貫中寫的。糾正我們彼此習慣的老話，不確定就提出進壹步的思考。正是本著客觀冷靜的態度，我們才能既把所謂的* * *知識當成自己的固定看法，又把權威當成自己的權威。在《為曹操翻案簡論》壹文中，從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角度對郭沫若的“為曹操翻案”口號提出了壹些商榷意見。郭沫若的理論有壹定的歷史合理性，但過於片面。歷史上對曹操的評價並非全盤否定，而是喜憂參半。問題的關鍵在於郭沫若用歷史真實代替藝術真實。藝術往往借助虛構和誇張來再現無限豐富的生活。即便如此，當我們深入《三國演義》這部歷史小說時，它的文學性是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的。論據公正，有理有據，還原了壹個真實的曹操形象。這種真正的理解，沒有同理心是做不到的。正如趙琪在《孟子》註中所說:“人情不在遠，以己之意誌去違背詩人的意誌，其實是值得的。”正是運用了這種方法，魯迅在《忠智長存》壹文中對“許多智者接近惡魔”的著名論斷提出了質疑。諸葛亮理想色彩的渲染來源於中國古典小說《商祺》的藝術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應該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所以在三國演義之前，諸葛亮的形象已經被神化了。相反，羅貫中刪除了壹些神異的描寫，使之回歸“人”的本位。雖然很容易上手，但是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沈先生的探索，為我們跳出以往的窠臼，重新解讀三國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平和的心態容易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需要真精神。《三國演義》新探》貫穿著嚴謹穩健的學風。這壹點在《三國演義》“技術性”錯誤校對的文章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經過反復閱讀和交叉閱讀文史資料，特別是在編纂《三國演義》辭典的過程中，沈先生強烈感覺到《三國演義》中的“技術性錯誤”相當多，有700多* *。另壹個我們容易忽視的驚人發現。有錯必糾。但是，這是壹件很費力很辛苦的工作，必須建立在紮實的文學工作基礎上。先將人民文學版《三國演義》與當時的史料進行對照，逐字核對，逐壹發現人物、地理、官職、歷法等錯誤，然後分析原因，加以糾正和歸類。極其繁瑣的事情，沈先生壹絲不茍，有條不紊。具體問題解決了，但又衍生出另壹個問題。《三國演義》那麽多“技術錯誤”是怎麽來的？基於對版本的熟悉而獲得系統深入的了解，大致是由於該書寫作過程中的失誤，作者自身的失誤，以及抄寫出版中的失誤。既能看到潛水探險的可取之處，又能把握整體的理性思維，相得益彰，相得益彰。
花兒越來越吸引人，興奮最終會消散成虛無，只剩下真實的東西。沈先生以其不落伍的精神境界和學術風格在三國研究中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這種精神境界和學術風格是時間的河流所不能沖刷的，它影響著我們對三國研究史的描述。也正是這些成就，讓學術的命脈得以傳承和延續。
第二，深厚的學術感情。在《通俗三國演義》嘉靖版的後記中，沈先生曾這樣描述自己:“迎晨，夜獨，寒夜獨坐，多累？”講述了學術道路的孤獨與艱辛。卻能堅持20多年，以其特有的堅持，從事著對《三國演義》的苦心研究。沒有對學術研究發自內心的熱愛，是很難支撐起這份枯燥又辛苦的工作的。當然，作為壹部對中華民族和民族性格產生了廣泛而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三國演義》豐富的思想內涵、強大的藝術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價值也讓沈先生樂此不疲。由此，學者的使命感產生了，那就是繼承和發揚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他們的責任。因此，繁瑣而艱巨的學術研究具有了精神意義。所以，讀《三國演義新探源》，我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嚴謹的學風和過於細致的精神，更是隱藏在字裏行間的深厚學術情懷。考證不再是為了考證，校對不再是為了校對，分析不再是為了分析。他們有最終的歸宿，就是如何更好的整理、挖掘、弘揚這份文化遺產。比如在《三國演義重校的幾個問題》壹文中，作者面對三種關於重校三國的質疑，進行了合理的反駁。文章認為，今天的三國是文學容納不下的。人們讀《三國演義》不僅是為了審美的愉悅，更是為了知識的增長和智慧的啟迪。這樣，書中隨處可見的“技術錯誤”就不能不在壹定程度上損害作品的認知價值和審美價值。此外，三國歷史上還有各種版本。比如毛倫、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代代被讀者認可，不加“偽改”之惡。所以重新校勘《三國演義》，只能讓它更完美。無論從愛護這份遺產的角度，還是從弘揚民族文化的角度，都是很有價值的。但對於這樣壹個試探性的、非常復雜的項目，我們還是需要客觀、謹慎、細致的態度，需要三國研究者的智慧和努力。
客觀的冷靜並不意味著情感的懸浮，尤其是在文學的學習中。沒有豐富的生活情感和體驗，就無法接近文學作品的核心。那麽，如何在學術研究的客觀態度和主觀情感之間取得平衡呢？陳寅恪對此有非常真實的認識:“所謂真知者。要恍惚冥想，和古人說的是壹個境界。他們之所以要持有自己的意見，是因為他們要苦心孤詣，表示同情理解，才能不被割裂地批判自己理論的得失。”沈先生研究三國還有壹個發自內心的認識和體會，就是“實事求是，深入細節”。如何真正理解作者的結構情節和塑造人物的意圖？必須和造物主同壹個境界。如果按照西方解釋學的觀點，即獲得與作者相同的視野，對話是可能的。就《三國演義》而言，它是屬於我們這個民族壹代又壹代的，各界人士都抱著虔誠和期待的經典去閱讀。因此，它總是吸引著我們去探尋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豐富的藝術魅力。而時空的阻隔，尤其是西方文學標準的先入為主的設定，往往會導致我們對經典文學作品的理解出現偏差，甚至出現錯誤的評價。即使是為中國古代小說史奠定理論框架的魯迅，也不免主觀。比如《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劉備和諸葛亮的評價，在我們現在的眼中是有失偏頗的。怎樣才能做到“現實”？用沈先生的話說，他對“作品產生時的時代歷史條件”有著客觀的認識。也就是說要了解三國故事的發展演變，作品產生的時間，版本以及對史料的掌握。列寧說得很好:“要真正理解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壹切方面，它的壹切聯系和媒介。”只有在所有的條件都滿足之後，我們才能置身於真實的三國歷史情境中，用壹顆充滿生命體驗的心去感受作品的真諦，或者讓作者自己的情感流動去觸動研究者的生存感知，我們分不清哪個是第壹個，哪個是最後壹個，因為這兩者本來就是壹個相互對話的過程。作品的真諦就是這樣得來的，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深入作品的細節。沈先生本著“實事求是，深入內幕”的原則，以“向往民族團結，歌頌忠烈英雄”為主題，確立了對《三國演義》的整體認識，創作方法體現了古典現實主義、浪漫情調與傳奇色彩的結合。由此出發，我們就會找到人物性格的基調，找到人物性格發展的脈絡，明白羅貫中為什麽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三國演義》新探索，具體分析三國人物。在歷史和文學的過程中，對趙雲、諸葛亮、魏延、陳宮、曹操、貂蟬等人物進行了分析。這種好處不僅可以區分歷史人物和文學形象，還可以在這種區分中找到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思想訴求。以趙雲為例。歷史上，趙雲的成就和地位不僅不如關羽和張飛，也不如馬超、黃忠和魏延。羅貫中將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濃郁的浪漫主義精神相結合，塑造了光芒四射的趙雲形象。作者通過對聲音的安排，以及對比、對照的手段，突出了他勇敢、忠誠、謙虛的美德，使趙雲成為《三國演義》武將系列中最完美的人物。這也是趙雲在讀者心目中僅次於諸葛亮的原因。同時，這個人物形象回應了沈先生對三國的總結。
第三，深入其中，超越其中。王國維在《人間花刺》中說:“詩人必在宇宙內外。輸入它，這樣妳就可以寫了；在它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它。入之，則怒之，出之，故高。”俞平伯認為這段話很適合研究者的情況，並加以引申。他還說，“做文學批評，壹個可以理解，壹個可以超脫。妳必須在局中，局中人皆知喜怒哀樂；必是局外之事，外人有公論。”沈先生作為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力圖從對《三國演義》的深入研究中，對《三國演義》研究的歷程作壹個整體性的觀察。這可以從《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新進展新突破》、《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三篇文章中看出。既是對以往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研究的展望。正是這種超然的眼光，使沈先生的研究延伸到對三國文化的探索，闡釋其內涵，為三國文化的合理發展提出可行的建議，展現了廣闊的視野。
“義永遠在知己，不計得失，必加鞭”，生命不息，腳步常新！沈老師並沒有停止探索，依然用穩健的步伐譜寫著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