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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szliyirong 提交日期：2007-2-10 16:54:00
三分法與二分法的聯系和區別作者： 李益榮
所謂三分就是指壹分為三和合三為壹，所謂二分就是指壹分為二和合二而壹。三分與二分都是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識事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見兩者是有聯系的。但是，同樣的事物，三分者將其看作“三”，而二分者看到的卻是“二”，而且，兩者分析問題的角度、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截然不同。當然，三分與二分的界限和分類並非壁壘森嚴，界限分明。對“二”的深入研究，便能發現其中隱藏著的“三”，而對“三”的分析，其中也包含著“二”。
（壹）壹分為二與壹分為三的聯系
壹分為二是當代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哲學用語。《辭海》對壹分為二的解釋是：“事物內部的可分性、矛盾性。毛澤東將它當作對立統壹規律的通俗表達。”對立統壹亦稱矛盾規律，是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壹。列寧說：“統壹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毛澤東在其主要哲學著作《矛盾論》中進壹步發揮了列寧的這壹觀點，他認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性和個性的關系?這壹***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於是，壹分為二便成為辯證法的代名詞。
壹分為二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古老哲學術語，它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經》和《周易》。老子講“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周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這裏的“生”就是“分”的意思。因此，北宋哲學家邵雍根據《易傳》八卦推演解說自然和人事變化，形成他的“象數之學”時便幹脆用“分”替代了“生”，認為宇宙生成圖像為“壹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這是在中國哲學著作中首次使用“壹分為二”這個詞。把“壹分為二”與***性個性、絕對相對、鬥爭性同壹性聯系在壹起只是近幾十年的事。從此壹分為二、兩分法、兩點論與辯證法作為同樣的概念，成為人們認識事物的方法、工作方法，乃至劃分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標準。
然而，在辯證法大師黑格爾那裏不乏壹分為三的思想。
黑格爾的整個哲學體系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在第壹部分“邏輯學”中，他描述了宇宙精神，即“絕對觀念”在自然界產生之前的情景；在第二部分“自然哲學”中，他敘述了關於自然界的學說，認為自然界是由絕對觀念派生的，是“精神的異化”；在第三部分“精神哲學”中，他闡述了關於社會生活的理論，在這裏“絕對觀念”變成了“絕對精神”，從而構成了壹套完整的合三為壹的哲學理論體系。
黑格爾哲學的精華，即他的辯證法，主要就表述在第壹部分“邏輯學”中。列寧認為，這是黑格爾哲學的“最高成就和實質”。“邏輯學”講的是“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第壹階段。這時，人類還沒有出現，“絕對觀念”也還沒有外化為自然，而只是抽象的邏輯概念。“絕對觀念”的運動發展表現為由壹個概念轉化、過渡到另壹個概念。黑格爾把整個邏輯階段劃分為三個發展段落：有、本質、概念。因此，黑格爾最為著名的哲學著作《邏輯學》也是分為三章：有論、本質論、概念論。這也是壹分為三的理論體系。
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第壹個哲學概念是“有”，“有”是邏輯學的起點，是“絕對觀念”發展的開端。但是，黑格爾認為“有” 是絕對空虛的、毫無任何規定性的。“有、純有——沒有任何更進壹步的規定。有在無規定的直接性中，只是與它自身相同，而且也不是與他物不同，對內對外都沒有差異?有，這個無規定的直接的東西，實際上就是無，比無恰恰不多不少。”於是，黑格爾由“有”的概念推論到它的對立面“無”的概念。“有”與“無”既是對立的，又是統壹的、同壹的，“無是與它自身單純的同壹，是完全的空，沒有規定，沒有內容，在它自身中並沒有區別?所以，無與純有是同壹的規定”。由“有”到無是“絕對觀念”發展的第二階段。而有與無的統壹，便是“變”。“變”是“壹方直接消失於另壹方之中的運動”，是比“有”與“無”更高的概念。“變”的結果，使原來毫無規定性、極不確定的東西開始具有壹定的特性，可以與別的東西明顯地區別開來，於是，完成了“絕對觀念”最初運動發展的三個階段。可見，黑格爾對於“絕對精神”的發展有壹套公式，即正、反、合三段式。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都是按照這個三段式來推演發展的。“絕對精神”發展的邏輯階段是正，自然階段是反，精神階段是合。在邏輯階段中的三個段落也是三段式，即“有”是正、“本質”是反、“概念”是合。在邏輯階段的開端也是三段式，即“有”是正、“無”是反、“變”是合。可見，壹分為三是黑格爾哲學思維的基本方式。
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從本質上講都是壹分為三的。
對立統壹規律講矛盾雙方，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壹分為二，但是，辯證法認為，對立面之間並沒有壹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即使極端的對立面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也可以相互轉化。列寧說：“辯證法是壹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壹，是怎樣同壹的——在什麽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壹的”。毛澤東也認為“同壹性、統壹性、壹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壹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壹、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壹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處於壹個統壹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壹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向轉化。”據馮友蘭回憶：“毛澤東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壹次（擴大）會議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當時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列席了這次會議。在講到互相滲透的時候，毛澤東曾引了元朝趙孟兆頁送他的夫人管仲姬的壹首曲子作為說明：‘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比壹對泥人兒，將來壹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調合。我中有了妳，妳中也有了我。’這首曲子生動形象地說明了兩個對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大概毛澤東的左右們認為這個說明過分強調了對立面的統壹性，在後來發表的文件中這首曲子被刪去了。”但是，不管怎麽說，對立面互相轉化畢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既然存在轉化，就必然存在不同於矛盾雙方的“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第三種狀態。可見，完整、全面地理解對立統壹規律必然是壹分為三。
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量變與質變是事物運動兩種最基本的狀態，壹切事物的發展變化都表現為由量變到質變和由質變到量變的質量互變過程。這似乎也是壹分為二，然而，在質與量之間，在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中有壹個關鍵的界限——度。度是質與量的統壹，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界限，是質所能容納的量的活動範圍。也就是說，度是質和量的互相結合，壹方面量中有質，度中的量不是單純的量，而是具有壹定質的量；另壹方面質中有量，度中的質也不是單純的質，而是具有壹定量的質。可見，質與量既是對立的，又是統壹的，質與量統壹的基礎就是既不同於質也不同於量，或者說是既包含著質又包含著量的度，這又是壹分為三。
否定之否定規律亦稱肯定否定規律，認為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肯定和否定兩方面。肯定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則是促使事物發展和轉化的方面。這兩方面對立統壹，否定的方面戰勝肯定的方面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舊事物就轉化為新事物。這似乎也是壹分為二。但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同時認為，由於事物內部矛盾的充分展開，在事物發展的總過程中，經過兩次否定，即從肯定到否定，又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才能反映出發展的周期性。而這已經是壹分為三了。此外，辯證法講的否定是辯證的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黑格爾把辯證的否定又叫做“揚棄”，黑格爾認為揚棄是哲學最重要的概念之壹。他說：“揚棄在語言中有雙重意義，它既意謂保存、保持，又意謂停止、終結。保存自身已包括否定，因為要保持某物，就須去掉它的直接性，從而須去掉它的可以受外來影響的實有。——所以，被揚棄的東西同時即是被保存的東西，只是失去了直接性而已，但它並不因此而化為無。”於是，肯定、否定與揚棄在事物發展過程中形成壹分為三。
由此可見，如果要用中國式的哲學術語，即“分”與“合”來表述辯證法，那麽，用壹分為三和合三為壹比用壹分為二和合二而壹更為準確，更為完善。
（二）壹分為三與壹分為二的區別
壹分為三與壹分為二相比較，雖然僅僅是壹字之差，在中國文字中甚至僅僅是多壹橫少壹橫的問題，然而，兩者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真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如果說在實踐中，壹分為二是以二者選壹、非此即彼為基本特征，那麽壹分為三便是多中選優，追求完美。
在二分者看來，萬事萬物都是非常簡單的，對任何事物的分析和認識，都可以像用刀切西瓜壹樣，壹刀下去，兩半分開，黑白分明，非此即彼。切西瓜很容易，然而，把切開的西瓜再拼起來卻很難，再怎麽拼都消除不了切時的刀痕。二分者對待事物的態度也是如此，壹分為二容易，合二為壹卻很難，因為再怎麽合也難以彌合或消除二分者思想上那道固有的“裂痕”。客觀物質世界在三分者的眼裏卻是豐富多樣，五彩繽紛的，它絕不像二分者想象的那麽簡單，甚至也不是簡單地壹分為三所能囊括的，因此，三分法中也包括壹分為多與合多為壹，因為，只講壹而不講多，就否定了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只講多而不講壹，則否定了世界的普遍性和統壹性。世界本來就是“壹”與“多”的統壹，只不過這個“多”從哲學的角度可以歸之為三。但是，對於如何分，怎樣“歸”，卻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三分法的目的是為了確定“中”，或者說追求“和”。“和”是包含異在內之“和”，是存異求“和”，是於“兩端”相比較之正確，相對立之存在。“和”與“同”不壹樣，“同”不能容“異”；“和”不但能容“異”，而且必須有“異”，才能稱之為“和”。可以說“和”是三分法的最主要的特征和立足點。而二分法則認為鬥爭性是絕對的，同壹性是相對的。“對立的統壹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於是，二分法見異忘同，誌在兩邊，立足於分，即只見對立不見同壹，強調矯枉過正、曲折前進，追求“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因此，二分法又被稱之為“鬥爭”哲學。
在鬥爭哲學思想的指導下，我們曾經經歷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黑暗年代，在“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時期，偌大的中國居然被林彪、“四人幫”壹夥跳梁小醜變為最野蠻、最殘暴的鬥爭場所：處處爭鬥不止，人人擔驚受怕。武鬥聲、口號聲，聲聲震耳；大字報、小傳單，鋪天蓋地。走資派、保皇派，打倒壹批又壹批；反革命、壞分子，趕走壹群又壹群。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壹片蕭條景象；喇叭不停，鑼鼓不斷，四處烏煙瘴氣。打砸搶抄壹時甚囂塵上，無處幸免；冤假錯案遍及神州大地，有口難辯。父子反目，以階級鬥爭為綱；夫妻成仇，被派性立場隔絕。億萬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批鬥、勞改；千萬家遭下放流徙漂泊，子散、妻離。“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形式，千奇百怪，其殘忍程度令人不寒而栗。“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統壹人們的思想。為了統壹思想，想了許多辦法，搞了許多形式。什麽“雷打不動天天讀”，什麽“早請示、晚匯報”，什麽“語錄本隨身帶，隨時隨地學起來”等等，可謂花樣百出，無所不用其極。然而，“文化大革命”最終也沒有達到統壹思想的目的。
其實，思想是不能統壹的，也是不必統壹的。思想所需要的不是統壹，而是自由。正如李大釗所說：“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麽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地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的，絕無壹點害處。”從理論上講，客觀物質世界是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所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人的主觀世界也是千奇百怪，千姿百態的，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的思想是由每個人的不同經歷、經驗、知識、水平等因素決定的。思想是獨立的，它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真正的思想家只服從於真理，其思想、信念是不容侵犯、不可剝奪、不會動搖的，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70年下半年，在壹次討論“憲法草案”的座談會上。梁漱溟以“待罪之身”直言，語驚四座。他說：“我是本組最後壹個發言的，既然主持者明言征求意見，我想以自己的淺陋，談兩點看法：第壹點，據我所知，憲法的產生是為了限制個人太大的權力。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壹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因此，現在在‘憲草’序言中，寫上個人的名字（毛澤東），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都上了憲法，我認為不甚妥當。第二點，我看新憲法的條文比老憲法少了許多，當然條文少不見得就壹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內容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國家主席，壹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壹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壹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當時，“文化大革命”進入縱深階段，毛澤東已被神化，林彪是其指定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副統帥。在毛澤東六次提議不設國家主席的情況下，許多開國元勛都“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梁漱溟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直呼其名，直抒己見，其膽識與耿直足以令人欽佩。1987年，梁漱溟逝世後，馮友蘭送挽聯稱贊道：“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壹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誠如斯言。相比之下，馮友蘭卻自愧弗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馮友蘭也曾遭受種種迫害，苦不堪言。但是，後來他參加了“批林批孔”運動，批評自己的尊孔思想，並且以“評法批儒”的觀點寫了壹些時尚詩文。馮友蘭晚年對此深感懊悔，決心今後“修辭立其誠”、“海闊天空我自飛”，“只寫我自己?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體會，不再依傍別人”。可見，在強權政治下，也可以用武力和金錢強行統壹思想，這樣壹來便形成了三種人：壹種是堅持真理，獨立思考的人，他們或者因直言被迫害，或者沈默而退隱，或者憤起而革命；第二種是隨波逐流的人，他們違背良心，趨炎附勢，出賣靈魂；第三種是根本沒有思想的人，他們頭腦簡單，鸚鵡學舌，盲目信從。
壹分為二是狹隘的思維方式，它甚至容不下自身的反題合二而壹。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就“合二而壹”的問題和楊獻珍同誌商榷》的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壹”論。其實，合二而壹與壹分為二壹樣都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用語。合二而壹最早為明清之際哲學家方以智用語。他在《東西均?三征》中曰：“交也者，合二而壹也。”用以概括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強調“有壹必有二，二本於壹”。（《反因》）“兩間無不交，無不二而壹”。（《東西均?三征》）合二而壹反映了方以智對事物矛盾運動的見解。解放後，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哲學家楊獻珍在校內講課時使用過“合二而壹”壹詞。1964年夏初，哲學界討論如何以及可否用中國術語“壹分為二”與“合二而壹”來表述對立統壹規律，其目的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本來是壹場常見的、正常的學術論辯。然而，“毛澤東看到康生呈報的文章後，兩次講話嚴厲批評楊獻珍的‘合二而壹’論。他說‘“壹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壹”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論吧！’在康生的策劃下，經過壹段‘學術討論’，引向政治問題，遂公開點名批判。根據康生的授意，8月下半月出版的第16期《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認為‘合二而壹’論是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是與毛澤東提出的‘壹分為二’唱對臺戲，是嚴重的反黨事件。”
其實，壹分為二與合二而壹都是對矛盾運動的表述，不過，壹分為二側重於對矛盾雙方的對立、對抗、鬥爭性的描述，重點在於“分”，而合二而壹則側重於對矛盾雙方的統壹、壹致、同壹性的描述，重點在於“合”。壹分為二作為壹種鬥爭哲學，當然只能“分”，不能“合”，這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就是在這個“分”的理論指導下，神州大地上演了壹幕幕悲慘劇。1957年，壹場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反右鬥爭”遍及全國，55萬人壹夜之間變成了“人民的敵人”。許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批鬥、勞動改造，含冤受辱達20多年之久。當時，在河北省壹個縣城，“供銷社黨支部書記要整壹個副主任，想起壹次打撲克時，那副主任向對門說：‘使出吃奶的勁兒，把他們打下臺。’算起舊賬來，讓支部書記下臺還不是讓黨下臺，指示那天打撲克的另外兩個人寫了旁證材料。團支部書記小常出來講情：‘副主任人也不錯，就是嘴臭，妳高擡貴手，把他當個屁放了吧。’支部書記驢臉壹拉，厲聲說道：‘妳身為團幹，黨的助手，怎麽劃不清界限，我看也得與“右派分子”同樣對待。’”可憐小常多了壹句嘴，撈了壹頂右派帽，同樣被發配農場勞動，直到十壹屆三中全會後才得以平反。這樣的例子在各次運動中，在無休止的鬥爭中比比皆是，見怪不怪。造成這種鬥爭悲劇的原因當然不能僅僅歸罪於“壹分為二”，但是“壹分為二”的鬥爭哲學思維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壹。
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曰：“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壹切現象都有對立兩方面，對立兩方面的運動方向必然相反，相反就相仇，相仇就是鬥爭，鬥爭的結果，必然歸於調和。這就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也可以說是壹分為三的思維方式。如果是壹分為二者，必然認為“仇必分生死”，因為只有這樣才符合鬥爭哲學的思維方式，可見，是“仇必和而解”還是“仇必分生死”，正是三分法與二分法的根本區別。
（三）從壹分為二到壹分為三
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綜合到分析，再從分析到綜合，如此反復，不斷深入發展的。人的思維方式隨著認識的發展而發展，同時，思維方式對認識的發展又起著主導作用。
壹分為二和合二而壹是人類認識史上的巨大飛躍，是對“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的形而上學思想的否定和發展。然而，壹分為二和合二而壹仍然具有片面性和簡單化的傾向，特別是它把事物發展的動力僅僅規定為矛盾雙方的鬥爭，把事物的性質規定為非此即彼，違背了客觀世界復雜性和多樣性的本質。用這樣的思維方式指導實踐，便難免造成簡單化、絕對化、片面性的錯誤。如果說壹分為二在奪取政權和解放初期尚發揮了壹定的積極作用——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和面對反革命分子的反撲，畢竟鬥爭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最主要的和最有效的手段。那麽，隨著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特別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們的思維方式也應該從強調鬥爭的壹分為二轉移到強調和諧的壹分為三。
壹分為三與壹分為二都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壹種認識和分析。其實，事物就是事物，它不會因為人們對其認識的改變而改變。因此，如果壹定要追問事物究竟是壹、是二、還是三，那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也是無法回答的。“當妳對三全無了解時，三只是三，可以算做壹；待至識其矛盾後，三被分解為對立面，不復成其三，不妨謂之二；後來悟出此對立本為壹體，參透了的三還是原來的三，不多壹點不少壹點，於是成了三。兜了這個大圈子的，只是人類自己，是人的主觀世界的演進和深化，至於那位客觀事物，實在紋絲也未曾動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金嶽霖說：“哲學是概念的遊戲。” 金嶽霖用“遊戲”兩個字，也許有解嘲的意思。但是，馮友蘭認為金嶽霖“不過是用簡單的話說出了壹個公開的秘密。”如果把認識與實踐割裂開來，如果把哲學僅僅看作是哲學家書齋中的論著，這些觀點當然沒有錯。但是，真正的哲學是思想的精華，是推動社會前進與發展的理論先導，是激發人、塑造人、引導人的行為指南。哲學思維、人的認識必須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國家的繁榮昌盛，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也必須擁有創新思維，必須擁有自己的哲學。
從壹分為二向壹分為三轉化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我們面臨著許許多多新情況、新問題，如由於階層結構變化帶來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問題；由於城鄉差別的多年積累，帶來的三農問題；由於思想道德滑坡、理想信念淡漠帶來的官員腐敗和社會犯罪率高的問題；由於盲目發展經濟、片面追求高產值帶來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由於法制不健全、民主意識淡化帶來的社會不公問題，等等。對這些新問題的解決，已經超出了壹分為二思維方式的能力和範圍。例如，如何解決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的問題。傳統的壹分為二的方式是“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或者是“公私合營、合作化、搞人民公社”。這樣的方式顯然已經被歷史所拋棄。壹分為三的思維方式則是兼顧各方利益，協調各種關系，創造多方***贏、和諧***進的局面。
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統壹，需要壹分為三與合三為壹的和諧思維。在這方面，鄧小平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突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壁壘森嚴的界限，提出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第三條道路的大膽戰略思想。同時，在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問題上提出了“壹國兩制”的創造性設想，兼顧了香港、澳門廣大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切身利益，順利地、平穩地實現了回歸。這就是壹分為三的和諧思維方式。香港、澳門回歸的成功，為臺灣回歸，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統壹開創了良好的先例。其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分本來就不是絕對的。如果說，社會發展存在必然的規律，人類社會最終將要走向理想的“大同”社會，那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歷史發展的過渡階段。隨著社會發展，它們之間的界限也會模糊、改變、甚至取消，趨向壹致。現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際上已經在融合，出現了“妳中有我，我中有妳”的現象。且不說在物質、文化交流中存在的種種“互有”現象，就是在制度建設方面，雙方也在互相取長補短，趨向壹致。如資本主義汲取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制度，解決了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問題。而社會主義則引進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互相學習、借鑒的情況隨著科技、信息、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頻繁交流將越來越多。
壹分為三是應對復雜國際形勢應有的思維方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對立陣營。但是，不久兩大陣營內部出現分化。到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理論來分析國際形勢，實際上已經從壹分為二轉向了壹分為三。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分化，意味著冷戰的結束和兩極格局的終結。此後，隨著歐盟壹體化的深化、俄羅斯的復興、日本的重振，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世界上出現了以多邊主義為主導的局面。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國確立了“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永遠不稱霸?的戰略選擇。”這壹重大戰略決策既是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分析，又符合為中華民族復興創造良好國際環境的內在要求，是成功運用壹分為三或者說壹分為多和諧思維方式的典範。
人類思維方式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壹方面，思維的發展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主觀條件，任何科技理論的突破首先是思維方式的突破；另壹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思維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提供了創新思維的多種模式，對思維方式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重大科技成果層出不窮，這不僅僅影響和改變了人類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對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人們的思維方式從絕對走向相對、從單向思維走向雙向甚至多向思維、從精確走向模糊、從因果性走向偶然性、從單項選擇走向多項選擇、從分析方法走向系統方法、從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壹方面使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更深入、更全面，另壹方面也把人類的認識水平提高到壹個嶄新階段。從壹分為二到壹分為三的轉變，正是順應了這壹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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