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視中國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這樣的拜登和美國能讓國際經濟秩序變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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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歷史 經驗，美國可能進入壹個更加“內向”的保護主義時期。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可能導致國際經濟機制“空轉”。不少人對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開放的經貿政策的期望可能會落空。
文/王 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民主黨拜登政府剛剛上臺不久，內外政策尚未定型。壹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對於拜登治下的美國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美國真正回到多邊主義的道路上來，在多邊主義的旗幟下繼續發揮領導作用。
但是特朗普執政四年後的美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朗普雖然離開了，但特朗普煽動起來的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情緒與勢力依然存在。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但美國已經不是那個美國。部分歐洲人對拜登本人與其執政團隊的期望恐怕將落空。
拜登在2月4日發表的首次對外政策演講中指出，“外交和國內政策之間不再有明顯的界限。我們在國外采取的每壹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工薪家庭。推進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點放在國內經濟振興上。”顯然，這壹將國內外事務壹體處理的原則將成為拜登政府處理對外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的指導方針。
（美國總統拜登 新華社/美聯）
首先，拜登本人的理念與民主黨的執政理念業已發生很大變化。
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民主黨從壹個貿易保護主義的政黨逐漸變成為壹個主張自由貿易與開放投資的政黨，民主黨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美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弊端逐漸顯現，主要是制造業就業規模大幅度萎縮，美國經濟出現國際化、服務業化與金融化的特點，中下階層的收入水平沒有改善，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特朗普抓住了機遇，拼命打“美國優先”，不斷攻擊自由貿易與中國，最終成功當選。特朗普上臺加之四年操弄，改變了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成為主導勢力。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動之下，美國民眾普遍認為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使得美國吃了大虧，支持美國打貿易戰的民眾比例上升。
為了獲得大選的勝利，民主黨也接過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的旗幟。民主黨過去支持自由貿易，主要是支持美國大資本向全世界的擴張政策，現在迫於國內輿論環境的變化，拜登政府主張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對外政策”，政治現實與理念轉變註定美國拜登政府將實施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並將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向服務於美國現存利益目標的方向演變。
其次，美國推動的任何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都將受到國內政黨政治的影響與制約。
美國政治當前出現了幾十年未曾見到的現象，即民主、***和兩黨為了選舉的利益與權力地位，都在打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牌。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兩黨圍繞內外政策進行鬥爭，美國上層精英與中下階層之間緊張對立。政治極化的動因來自於美國的政治體制與選舉制度。兩黨考慮的重點不是建立***識，解決美國國內嚴重的挑戰，而是著眼於兩年後的中期選舉以及4年後再壹次的總統大選。
盡管選舉時間是美國疫情最為嚴重的時期，特朗普仍然獲得7400萬張的普選票，可見美國民意的分裂與基本傾向性。美國的政黨政治與國會立法政治將制約未來4年拜登的國際經濟政策。
（圍欄後的美國國會山 新華社/美聯）
第三，拜登政府上臺後，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有可能繼續得到執行，推動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特朗普從2018年開始利用貿易戰，試圖將部分生產搬回美國，重振美國制造業，進而重組全球供應鏈。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讓特朗普政府找到了保障“公***衛生”安全的理由加快推進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將醫療防護物資與藥品生產將搬回美國。疫情期間中國制造展示了強大的適應能力與供應能力，使得不少美國政客決心將生產搬回美國，減少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從目前情況看，拜登政府將延續類似於特朗普政府的路線，“公***衛生”安全加上與中國戰略競爭的理由將推動“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拜登政府的政策將會看起來溫和壹點，也可能會找到壹個多邊主義、國際合作的“包裝”，但其政策骨子裏有可能是壹個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式”的對外經濟政策，至少在短期之內將會如此，這是由美國國內政治導致的。
拜登政府將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加大對創新與高 科技 產業的投入，同時加強關鍵原材料獲取的本地化。美國將加大對稀土生產與研發的投入，將有關企業和技術遷回美國，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芯片、導彈、雷達等高精尖產品都需要稀土。拜登政府壹部分人認為，在不遠的未來與中國爆發大規模戰爭並不是不可想象的，美國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當然，這是壹種最壞的結果。
第四，拜登政府對地區貿易經濟壹體化可能采取消極的政策。
不少人對拜登寄予希望，希望他能夠重回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政策，繼續支持美國積極參與、甚至領導地區壹體化的進程。由於受到競選承諾的影響，拜登政府難以在短期內重回CPTPP和其他的地區貿易自由化協議。拜登本人明確表明，在短期之內將不會考慮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協議。我們知道，在過去三十年中經濟全球化與地區壹體化是齊頭並進的發展，在美國的推動下，地區壹體化協議往往采取比WTO更高的市場開放標準，有對經濟全球化反過來起到促進的作用。
拜登政府暫不參與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將會產生壹定的地緣政治經濟後果。在亞太地區，美國不能重返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將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繼續發揮主要作用，但是CPTPP的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力將會受到限制。同時，美國基本沒有考慮過要參加較低貿易開放標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這就使得東盟、中國、日本等地區主要經濟體內部的貿易進壹步加強，從而推動東亞地區內部貿易壹體化的進程，並最終推動亞洲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崛起。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協議（TTIP）談判不能恢復，也將使得美歐貿易總量下降，歐洲等地區經濟與美國經濟的距離將會越來越遠。
廣泛依賴於對美國貿易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將重新洗牌，出現更多新的地區中心。在最近的發展中我們看到，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歐盟與中國的貿易超過了中美貿易，也超過了美歐貿易。美國陷入內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削弱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影響，美國持續多年的霸權地位將受到削弱，壹個多極化時代正在到來。
（RCEP簽署儀式 新華社/越通社）
第五，美國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關系具有很大不確定性。
美國過去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與國內保護主義的上升，美國對於現存的多邊經貿規則越來越不滿意。美國人認為，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從貿易當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它們遲遲不願意更多地開放市場。美國過去主要要求推動更大程度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但是現在政策可能更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繼續強調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本地生產，這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也正在成為拜登新“中產階級對外政策”的關鍵部分。
拜登政府對重塑全球貿易秩序可能並不那麽急迫。這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要在WTO下達成任何壹項協議都非常困難。但是，美國政府有可能在WTO爭端解決機制新法官任命與總幹事長人選上采取更加靈活的態度，以挽救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國反對多邊主義的名聲。同時，拜登政府也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礎之上加大對WTO規則與機制的改革要求，包括消除中國等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以及它們享受的貿易優惠待遇，加強對於國有企業、產業補貼政策等方面的約束。這些改革的目的是服務於美國的利益，增強美國企業在全球生產與貿易體系的競爭力。
拜登在首次對外政策的演講中提出，“如果我們投資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人民，如果我們努力確保美國企業將在全球舞臺上競爭並獲勝，如果國際貿易的規則並不是對我們不利，我們的工人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沒有地球上的國家，不論是中國還是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國家，能和我們相比。”拜登發出信號，美國要確保國際經貿規則有利於美國的企業與工人，在這個方面拜登政府有可能致力推動改造現有的WTO規則。
第六，拜登政府對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可能持消極抵制的政策。
長期以來，美國是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支配者。它們的政策主要反映美國的經濟、政治與外交利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其他西方國家主要是日本與歐洲主要國家也享受了更多的好處。二戰之後隨著日歐經濟的恢復，它們也逐步從美國手裏獲得了壹定的權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提出了對多邊經濟組織進行改革的要求，美國采取的更多的是防守，而不是開放的政策。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會抵制了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的要求與計劃。
美國的不合作使改革計劃泡湯，加大了新興經濟體對現存多邊機制的不滿，同時催生了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由金磚五國參加的新開發銀行的創立。這些由新興經濟體領導的新的多邊開發機構打破了美國和西方的壟斷地位，不管它們自我定位為是現存多邊經濟體制的“補充”，但實際上新舊機制存在著競爭關系。
以亞投行為例，自成立以來，世界上主要經濟體都參與到亞投行，在主要經濟體經濟體中目前只有美國和日本尚未加入。美日選擇不加入的理由主要不是沒有財政資金，而是它們將新興開發融資機構看成是與美國領導的現存多邊機制的競爭。拜登政府是否會采取更多的開放措施，擴大新興經濟體的份額比例與投票權重尚不得而知。但是，考慮到美國國內政治的限制，任何壹個開放性的改革計劃都將受到美國國會的反對。
第七，拜登政府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與二十國集團（G20）的政策不明朗。
目前尚未看到拜登政府對二十國集團作用的表態。二十國集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升級為首腦峰會的，它已經成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特朗普上臺以後，這個體現著經濟多極化的、更加開放的政策協調平臺受到了忽視，特朗普本人對這壹平臺並不重視，不願過度受到其束縛。拜登政府可能增加美國對二十國集團機制的重視程度，並將其變成發揮美國國際經濟領導力與約束相關國家的平臺。
未來幾年對於國際經濟秩序沖擊較大的壹個問題是美元的泛濫。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很多國家投入了大量的流動性，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由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幾乎無限擴張流動性，拼命印鈔，加之美國債務比例過高，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金融泡沫，而世界市場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可能飆升，從而打亂全球經濟秩序，尤其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將成為美元流動性泛濫的受害者，為美國的經濟調整買單。因此，如何防範國際流動性過量特別是美元泛濫造成的風險，防範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金融泡沫以及防範新壹輪的金融體系風險，有可能成為2021年G20的重要課題。在這個方面能否得到美國貨幣與財政當局的配合是壹個未知數。美國是否願意受到多邊協調機制的制約將會是壹個重大的問題，也將成為考驗拜登政府國際經濟政策的時機。
第八，拜登政府要與中國“全方位”競爭，將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走向，帶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
拜登政府受到國內政治的制約，將中國看成“全方位”的競爭對手。拜登在2月4日首次對外政策演講中指出，“我們還將直接應對由我們最有力的競爭對手中國帶來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我們將直面中國經濟的弊端；反對其咄咄逼人的強制性行動；反擊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拜登政府對來自中國的競爭的重視程度可見壹斑。
拜登認為中國是“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但不是敵人。拜登政府與中國打“新冷戰”的可能性與特朗普政府相比大大降低，但將加強與中國的競爭，比如他提出召開全球“民主峰會”，企圖削弱中國的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將修復盟友關系來***同應對中國，用國際經濟機制約束中國。盡管中美可以暫時擺脫“完全脫鉤”的前景，但是，拜登加強對中國的防範與競爭，如果失控有可能使得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空轉”的危險。
出於這種擔心，歐盟領導人與聯合國秘書長最近聯手呼籲建立“多極”世界體系，只有建立真正的多極世界，依賴於多邊機制，才有可能防止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為維持單極霸權而對快速發展的競爭國家的傷害以及對全球經濟秩序的消極影響。中美兩國都應該認識到，特別是美國應該認識到它們對全球經濟穩定與繁榮負有特殊的責任，美國需要更加理智、客觀看待中國上升的實力和影響。
（壹名醫務人員在土耳其安卡拉準備接種中國新冠疫苗 新華社發 穆斯塔法·卡亞攝）
總之，根據 歷史 經驗，美國可能進入壹個更加“內向”的保護主義時期。
拜登政府受到國內保護主義、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約束，其國際經濟政策將傾向於更多的保護主義，繼續推動“美國優先”的政策，推動全球供應鏈的重組，重振美國的制造業。
拜登政府相信，任何對外政策都應當建立在國內基礎之上，外交政策不可能是“空中樓閣”，不能建立在“沙灘”之上。美國仍擁有世界第壹的軍事機器，通過咄咄逼人的軍事安全姿態，加強自己的國際經濟競爭地位。
美國至少短期內將對參與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安排以及更加開放的投資政策持謹慎、消極的態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國對地區與多邊經濟體制的影響。
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可能導致國際經濟機制“空轉”。不少人對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開放的經貿政策的期望可能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