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在母親去世後的那些悲傷的日子裏，我看到母親的學生胡同春的壹封信，信中寫道:“鄧校長，您是最尊重和同情貧困學生的，不像(XX)主任……”；在父親去世後那些悲傷的日子裏，他的學生當面告訴我，“杜校長經常給我們窮學生錢，為了不讓我們丟臉，他必須背著人。”
是的，我母親出生在壹個貧窮的城市。我三叔夏天考閩江電廠的時候穿著厚厚的冬裝(雖然後來靠自學當上了閩江電廠的總工程師)，因為實在沒有更多的像樣的衣服了。
但我父親自願忍受。
我的父親杜，出生在壹個地主家庭，是家中十四個兄弟中的老大。因為我姑姑家沒有男的，他收養了我爺爺，所以接手了兩套房子。我的四叔杜承提開了壹家碾米機，是當地第壹個用電動機打米的人，也是當地第壹家玻璃廠的創始人。這個家族舉行了壹次聯合宗教會議，我的五叔杜被選為族長。
這樣壹個富裕富足的家庭，我的父親卻感到羞愧！
到了15歲，他已經“倒背如流”地學會了四書五經(姨媽的母語)，卻發誓不吃剝削階級的飯，離家出走。
他走了幾十裏到李白的“夜清溪”——清溪河口鎮，再到新民鎮，在那裏教書謀生，自食其力。許多學生比他大。
父親沈默寡言，從不談論自己。我是從教育局為父親舉辦的追悼會上聽到這些經歷的。老教師周先生告訴我。
周常勛先生放聲大哭，捶著胸口。他說，“從那以後，我失去了我的導師和我的榜樣！”
他女兒女婿怕他太傷心，趕緊把他抱起來，勸他不要說下去。
是的，周先生是我父親的親家。當年，父親只和窮人交朋友，他的妻子也是窮人的女兒，我的母親。
從教壹年後，父親和窮朋友周老師，還有兩個16歲的少年，背著簽註箱和吸管，徒步數百裏到省城考省立師範。
壹是師範免費，二是實現更遠大的教師夢。
16歲我爸考了全省第壹！
家鄉當地政府聞訊，認為父親是桑梓的光榮，給了我壹塊牌匾:“書香門第”。
在追悼會上，須發皆白的老教師徐大亭補充說:“杜先生是四才子之首。”
如果不是追悼會，我們作為孩子，什麽都不知道。我父母什麽都沒說。他們從不談論自己。
後來我家又多了壹塊牌匾:“抗戰英雄”。
那是因為我的三叔，黃埔軍校的杜，為國捐軀了。軍隊寄回這塊牌匾的時候，也寄回了我叔叔的寶劍，上面刻著“成敗在此壹舉”，還有壹套新軍裝。
我五叔杜，還在讀書，就參加了青年遠征軍，去了緬甸。
晚年，父親有壹次從五七幹校回來，面對著窗外斜射進來的陽光對著墻，只在家裏唱過壹次《母親教兒女東征，妻子送郎上戰場》。過去我只見過他在會議上和學生壹起唱歌壹次。他在家從不唱歌。
我父親不知道我在窗外。他唱得如此動情，與他不茍言笑的性格不符。至於道德修養，他信奉“慎獨”——人在前人之後都是壹樣的，所以他要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也許他突然想起了為國捐軀的弟弟，想起了“教孩子在東方玩耍”的母親——我那八十多歲還在上班上學給舅舅家做飯的小奶奶。在她的晚年，在她的幾個兒子中，她選擇了我最窮的二叔杜·程琳。
解放後，我二叔壹家都住在家屬樓裏。他先在茶馬古道上做搬運工，把貨物搬運到馬邊，再從馬邊搬運茶葉。後來隨著交通的發展，他失業了，加入了竹社。學會竹編後，他做了竹筐，把全家人住的壹室壹廳隔成了兩間。十年間，他把“抗戰英雄”的牌匾藏在屋頂的瓦下。
我家就在舅舅家隔壁，舅舅家就在我家廁所裏大小便。
我記得三年的自然災害和大饑荒。當時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飯，每餐只能得到很小的壹片米飯。有壹次，我爺爺大小便後看到我家廁所外面有幾株油菜，他想吃壹片葉子。他大概以為兒子給別人了。這次強奸是別人的財產。他咽了咽口水，從油菜下找了壹根極小的草，拔了起來看了看，急忙往自己餓的嘴裏塞。
我在房間的紙窗下偷聽到了這壹幕，流下了眼淚。
這就是他們那壹代人的教養！
我父親省立師範學校的老師中，他最崇拜的是中國地下黨四川書記車耀先。後來父親當校長的時候，禮堂裏掛著兩黨抗日將領的畫像，盡管他的兩個弟弟都是國軍。他被解除了校長的職務。
“‘只要是抗日的，就該絞死！’他說他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優秀！”徐大亭老師在追悼會上感慨地說。
是的，我父親年輕的時候確實很突出。在解放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他認為“脫褲子，割尾巴”的口號不恰當。他認為自己受到了侮辱，壹怒之下割斷了自己的喉嚨，但他得救了。
他第二次被解除校長職務。
他被調到縣教師進修學校當普通教師，工作是在全縣各函授點進行漢語面授。他又繼續著走路的生活，走了十幾年，壹次幾十裏，走遍全國。郵差每次都是背上壹個裝滿救濟品、衣服、洗漱用品的綠色大包裹，手裏拿著壹把紅色的油紙傘，跋山涉水，走在通往每壹個區鄉的幽靜的路上，伴隨的只有鳥鳴聲。
那些區和鄉的名字對我來說是如此陌生！
舞、文鼎、羅城鋪、小谷、新民、龍孔、夏都...
我17歲的支教媽媽就在離他幾十裏的九井鄉。這時，她也受到牽連，被免職。她曾經是中心小學的校長，管理著整個學區的小學。現在她在她曾經獨自管理的最偏遠的山區小學教書，從打鈴燒水的工人到老師校長。她不得不教“雙班”——在這個年級，其他年級做作業或者上體育課。
沒辦法，沒人願意去這個最艱苦最偏遠的地方。
我父母直到退休才在壹起。
但他們分開了，父親去了縣文化館清理珍本，母親在老家鎮上辦了個文化站。
他們曾經給供銷社的青年職工辦夜校，補上十年沒學到的文化知識。同時他們也照顧我哥的女兒，因為我哥和國外有合作研究項目，常年在外。
我媽辦文化站，辦文化茶園，培養女子龍燈隊拿冠軍，幫助失足青年，輔導地方單位文化節目，把文化站辦成了全省先進。當時作家周克勤先生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被八壹電影制片廠和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官司打到文化部。結果壹人壹槍斃命。李偉，老電影明星和拍攝《小城之春》的當紅明星劉曉慶等等，聚了壹會兒。周先生被我母親的事跡所感動，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采訪了樂山詩人周剛。
我的母親，窮人的女兒，用她晚年的生活證明，她絕不是窮人解放事業的叛徒，更不是人民的敵人！
其次，我認為壹個合格的老師應該是壹個多才多藝的人，有足夠的知識和才能去當老師。
父親擅長老式詩詞書法，以詩記日記。解放前，他還組織學生排演話劇《唐棣之花》。我弟弟李杜放棄了五壹假期，參加了發電機組的搶修。不幸因公殉職，被表彰為優秀共青團員。我退休的父親，白發人送黑發人寫了壹首七律詩《為李爾哭泣》，以表哀悼。其中有壹句詩:“慷慨獻出生命可惜，滿血灑蒿。”斷肢斷骨對自己更好，濟世利民。"
沒錯，我弟弟在“好來”很偏僻的地方南牙河電廠工作，胳膊被天車拉斷的電纜勒斷了，然後心臟被抽了！
我父親的詩裏還有壹句“我可憐妳這輩子多麽失意。”弟弟被父母的“問題”牽連，從小被追殺甚至被灌滿屎，只好只身逃到青海！剛回到四川工作，也在壹個偏僻的地方。父親的工資是全縣教師中最高的，但是弟弟小時候穿的褲子卻是那麽的東拼西湊，簡直不可思議！
我初中的校長鄧思敏是我的遠房叔叔。他以前是我父親當校長的師範學校的班主任，美術和書法都來了。我初中轉學後，親自在學校墻上畫壁畫、寫格言警句，舉辦學生畫展，組織學生排演話劇——這些都是從我父親那裏學來的，他是教育方面的專家。當地213國道大橋是鄧校長題字。
我媽家境貧寒，學費來之不易，所以在學校裏課內外都盡量多學，學到了很多東西。工作之余，除了教書，還經營黑板報、墻報、壁畫、教具。我做的木圓規，三角形，地球儀，就像我從新華書店買的，經常和女老師按風琴，唱戲曲。她也是壹名普通教師。她當校長，語文、數學甚至圖文老師都請假，她可以親自代課。它還組織學生排練歌舞節目，指導當地的文化表演，教授打擊樂、快板、獨唱、合唱和舞蹈。退休後經營文化站，經營文化茶園，訓練女子龍燈隊，拿冠軍。七十歲站在高凳上做黑板報。我姑姑看到了，說:“妳不怕摔嗎？”我媽回答:“妳跟阿姨想想妳的素養。都是為了大眾！”"
是的，我媽媽在我出生40天後被調到中心工作。我姑姑阿姨把我兄弟姐妹帶大，白天累，晚上在我家堂屋義務掃盲。
我的班主任李元忠老師經常幫助我們背誦英語詩歌，並用英語記日記。
我的兩位語文老師，劉先生和王先生，都是學生詩人，他們在大學時就發表過詩歌。
我初中老師在學校排練話劇和合唱的時候，校長鄧思敏親自畫海報，美術老師，原峨眉電影制片廠美術師馮先傑畫布景，朱安生負責音樂。所有青年教師都參加主持和串詞朗誦，都在劇中扮演角色。
第三，品德高尚，事業心強，足以為人師。
我父親是解放前後的校長，也是解放後第壹任地方師範校長。他為當地培養了第壹批有正規背景的教師，提出並推動建立了當地歷史上第壹所幼兒園。我媽當校長的時候盡了最大努力。退休後，她白天管理文化站，幫助失足青年，辦黑板報，辦墻報，輔導當地文化節目。晚上，她和父親在夜校給年輕工人輔導文化。父親白天也給文化館清理好書。
我曾經寫過壹篇文章《我家從來不欠工農》，裏面說
父母在五七幹校和農場務農，哥哥姐姐大學畢業去農村和農場鍛煉，我和弟弟下鄉當知青。家裏種地的年頭加起來相當可觀，不會辜負工農。
我壹個人下鄉7年，從漢族地區桃糞耕作到大涼山背糞耕作。我學會了做暴君，卻擅長插秧打谷甚至打蕎麥。
我父親好些了。
壹個文弱書生，高度近視，什麽都從頭學起，用桃糞種田，餵魚餵豬，養牛什麽都懂。後來看到他在進修學校除草，比我這樣的知青還要幹凈！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壹個從小就倒背如流地學習四書五經、壹字壹句地閱讀《杜工部集》的溫文爾雅的人，已經在幹校工作了幾年。
我的父母熱愛教育。父親15歲教書，母親17歲教書。我父親是解放前後的校長，是壹所師範學校的首任校長。他提出並推動建立了當地第壹所幼兒園，我母親早期中心學校的校長。他們完成了創業和鋪路的工作，卻被剝奪了多年走上講臺的權利。我的父母在解放前和解放後都是著名的教師。我第壹任妻子的父母都是樂山壹中的老師。他們壹聽到我父親的名字，就同意了。他們說我父親上課從來不拿講義，但是說話很清楚。在這所普通學校裏，我母親是女主角丁佑君的班主任。
受父母影響，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老師，從幼兒園老師到小學、中學、大學老師，再到博士生導師，除了去世的弟弟。
我熱愛文學，但在教學上從來不敢馬虎。作為第壹要務，我必須取得好成績，不能玷汙父母的名聲。結果我在最偏遠山區的壹所中學教書的時候，我的學生曹曉順(我教他的時候他把名字改成了曹宇)也考了全縣語文第壹名！
但是教育局讓我做教務處主任的時候，我婉拒了，因為父母年紀大了，我又沈迷於文學。
在哥哥的追悼會上，工人們淚流滿面。他們說我哥生前壹直在下班後抽時間復習，準備考師範。
是的，真正的老師是奉獻者。我父親的工資是全縣教師中最高的。他壹直默默資助貧困生，兒子卻穿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打補丁的褲子。初中的時候，有壹件姐姐穿過的棉襖。父親從五七幹校轉業到當地農場餵豬餵牛的時候，作為知青的我當時有收入，年底結算，除了糧食還能掙錢。有壹次回家，我買了油條和豆漿去看爸爸。我父親非常生氣。他認為我學會了享受生活。
是的，爸爸媽媽從來不談享受，從來不做飯，過年的飯菜都是老樣子。除了工作證，我爸媽沒拍其他照片。
我把父親責怪我給我講享樂的真實故事用散文寫了下來，投到了報社，但被年輕的編輯修改成了父親責怪我窮。
文章的發表讓我無比委屈！年輕人，妳知道我父親和我家人的工資嗎？妳知道世界上有沒有不講自己享受，支持別人的優秀的人？
是人們非常看重的生命。父親晚年在詩歌日記中也是這樣看的:
生的開心死的開心！
對於國計民生、人間善惡、社會道德，他的詩歌日記充滿了關懷。據他媽媽說，為了不影響孩子的工作和學習，無論多痛苦，他在孩子在家的時候從不呻吟。在他臨終的那天早上，他準時打開小收音機收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