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壹出，舉國嘩然。北平文教界有李達、許等進步人士107人。天津文化圈、暹羅(今泰國)華僑文化圈200多人；所有在新加坡的華僑都打電話給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
聽到這個消息，北平各大中學的學生特地罷課兩天，派了五個代表到南京請願。1936 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喊“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很多報紙都稱他們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子稱為“愛國無罪”。
根據國民黨當局的法律，審問時間以兩個月為限，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沈鈞儒等七人堂堂正正，國民黨調查人員沒有調查，也沒有消息，只好延長拘留兩個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壹天晚上8點多，檢察官炮制了《起訴書》。這份“起訴書”足有數千字，“十大罪狀”都是東拼西湊編造出來的。鄒韜奮氣憤地指出:“故意羅誌，入人之罪。”前律師沙·李倩感慨地說:“我們萬萬沒想到，經過4個月的調查，起訴的理由竟然如此空洞和扭曲，這真是侮辱了國家和神聖的地位。”
“起訴書”的出現，立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抗議。宋慶齡、何香凝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發起了“監獄救國運動”，發表了《監獄救國運動宣言》，向全世界鄭重聲明:“中國人民絕不是怕死的懦夫，中國的愛國人民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中國心不死，中國不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院的文書，直奔蘇州高院“請求羈押”，與七君子壹同入獄。國民黨當局無奈又尷尬。
6月1937、10日，國民黨當局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壹天，法院門口擠滿了前來瞻仰七君子的人們。法院見事不妙，貼出告示，將公審改為閉門審理。沈鈞儒等7名“被告人”壹致表示，本案不需要秘密審理，如果不公開審理，他們拒絕回答。他們的律師把他們的意見轉達給書記員，說:如果所有當事人都沈默，律師就保持沈默，壹句話也不說。
他們的律師都是上海的知名律師，都是自願來辯護的。所以每個人都有三個律師，總共***21，組成了壹個律師團。他們不僅要為“被告”個人辯護，更重要的是為保護“愛國無罪”而戰，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自由。由於無法審理此案，法院不得不同意被告的請求，讓被告的家人和記者進入。
“起訴書”又臭又長，完全基於誣陷和歪曲，所以漏洞百出，不堪壹擊。
沈君如等七人被捕入獄1936 165438+10月22日；1936 65438+2月12“Xi事件”爆發。他們無法與張學良、楊虎城“接觸”。《起訴書》將Xi安事件列為他們無中生有的“罪行”之壹。借口救國會曾於5438年6月+065438年+10月呼籲，朝廷號召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誣陷其“勾結兵眾，圖謀軌外行動”，“引起大變，幾乎震動全國”。Xi事變期間，張學良提出了八項主張，其中第三項是“立即釋放在滬被捕的愛國領袖”。這就構成了相互勾結的“證據”。這真是雪上加霜，何不就此打住！
沈鈞儒是第壹個受審的，他義正言辭地回答說:“我們為綏遠事變發電報給張學良抗日，又將電報發回國民政府、傅和宋，希望他們督促中央共同抗日。至於把Xi事件的責任推到我們身上，我感到很奇怪。我應該要求審判長傳喚張學良作為證人。"
鄒桃芬也據理力爭。他指著電報說:“這份電報明明說的是希望張學良‘請求中央幫助綏遠抗日’，不是要他‘諫兵’。同時，他也給國民政府和傅發了同樣的電報。為什麽不和國民政府勾結？為什麽要勾結國民政府，單獨找張學良？”
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的‘勾結’和‘交往’是什麽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只問壹方，怎麽定罪？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調查張學良。”
這等於給了朝廷壹支軍隊。Xi事變期間，蔣介石說要“原諒”張學良和楊虎城，“既往不咎”，但張學良陪他回了南京，蔣介石把張學良軟禁起來。張學良怎麽會被允許在蘇州法院“作證”？
審判鬧劇不能繼續下去了。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國民黨當局於7月31、1937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