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蓮教支派混元教首領劉松起義失敗,弟子劉之協、宋之清等繼續於川、楚、陜等地傳教。五十八年,劉之協於河南被捕後脫走,清廷通令大索州縣,激起民怨。白蓮教以官逼民反相號召,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教眾迅速發展 。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同起事,讓教徒制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壹帶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為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采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眾起義。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了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於湖北、四川、河南、陜西,後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只尾隨其後,疲於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並未真正聯為壹體,各股仍然各自為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余部仍繼續鬥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余部在張漢潮等率領下,與四川義軍聯合 。
四年,清廷以勒保為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為參贊大臣,節制川、陜、楚、豫、甘五省官軍進擊,並曉諭州縣辦團練,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堅壁清野,攻撫並施,使義軍處境艱難,張漢潮等相繼犧牲。年底,義軍首領冉天元率部由陜返川,大敗額勒登保部 。
五年正月,又聯合各路義軍搶渡嘉陵江,於蓬溪再敗清軍,斬總兵朱射鬥。不久,集兵江油,以伏擊再敗清軍,後因地主團練增援,冉天元被俘殺,余部萬余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嚴 。 五年三月以前,起義軍處於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為之向導負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岡戰役以後,起義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幾萬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繼犧牲。清政府的“堅壁清野”與“寨堡團練”之策,已逐漸推廣並發揮作用。通過築寨堡、並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將民間糧秣給養充實其內,又訓練丁壯,進行防守,從而切斷了起義軍同人民間的聯系,使之無法得到糧草與兵源的補充,力量日漸枯竭。
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活動基本上只限於川楚陜邊境地區,轉戰在萬山老林之中,人數已不超過兩萬四千,而圍剿的清軍,則十倍於此。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鬥,至九年九月,起義終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