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公開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過去10年，中國的GDP增加了約12萬億，城市化人口增長近10%，相當於10個大洋洲的人口，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280萬公頃，相當於5個上海；而與此同時，耕地減少了250萬公頃，相當於1.4個浙江省的耕地；在這10年中，我們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國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總裏程達到4.1萬公裏，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行車族享受四通八達的暢快的同時，我們卻看到廣大的土地被破碎，鄉土社區被分離，自然過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最後壹倉混凝土澆築完畢，這標誌著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主體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壩外，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壩，***計2.5萬多座（而美國僅有8700多座），中國地表水系統發生了毀滅性的改變，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國經歷了20世紀最大的壹次洪水（長江洪水位最高，盡管洪水總量不是最大），“嚴防死守”成為婦孺皆知的口號，於是，在此後的10年裏，我們看到的是百年壹遇，五百年壹遇的防洪堤牢牢鎖住了長江、黃河、珠江和漫長的海岸線；隨之，我們又看到長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藍藻泛濫了，洞庭湖的魚大片死亡……；這10年裏，全球氣候變暖的陰影籠罩整個世界，並越來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離我們尚遠而使我們無動於衷的話，當看到發生在眼前的日益幹枯的河流、大面積消失的濕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時，我們的危機感就不再是杞人憂天的了；作為對幹旱缺水的應對，我們看到南水北調工程在延伸，不久，將成為中國大地上又壹道“亮麗的風景線”，橫跨南北。從1999年昆明世博會開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即將舉辦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城市的美化運動可謂此起彼伏，我們看到因此而出現的超尺度的公***建築和市政建設，大馬路和大廣場，創造了這個時代中國式的城市景觀；2006年初，《中***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作為中央壹號文件發表，由此，景觀巨變的洪流從水、路網絡和城市，蔓延到廣大鄉村和大地；而就在此時，發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使山川毀容、城市毀滅、道路斷絕，恐怖的景觀埋葬了8萬生命。所有這壹切，都發生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大地景觀的巨變，五千年未嘗有過。
景觀是社會形態的反映，是社會的價值觀、審美觀和整體意識形態在大地上的烙印。從這些大地景觀格局與過程的巨變中我們也看到，我們始終在學習、在覺醒、在認識人與自然和諧的意義、在領悟生存的真諦。經歷1998年的大洪水後，1998年10月20日，中***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災後重建、整治江湖、興修水利的若幹意見》，隨後，從1999年開始，黨中央、國務院為改善生態環境做出了實施退耕還林和退耕還湖的重大決策，國土景觀因此發生了許多積極的改變；2004年2月16日，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出通知，明確提出暫停城市寬馬路、大廣場建設，盡管城市化妝運動並沒有因此而終止，城市景觀卻因此也成為國家高層關心的議題；2003年，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並於2007年在黨的十七大會議上寫入新的黨章，同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這是壹個執政黨首次把“生態文明”這壹理念寫進黨的行動綱領，中國大地景觀必將因此而翻開新的壹頁。
中國的景觀設計學科和職業的建設和發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會和經濟巨變，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動背景上展開的。在有限的篇幅裏，要全面展現這壹史詩般的宏大場景，顯然比較困難。我只能從個人的經歷，類似於壹場大劇中的壹個群眾演員，來回顧壹下自己是如何踩著時代跳動的節律，演著自己的角色。
2、十年求索的個人經歷
國土生態安全和人地關系和諧是中國的頭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擴張使大地生命機體的結構和功能受到嚴重摧殘，使大地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澇和幹旱災害頻繁、地球生命系統的自凈能力下降、物種消失、城市特色破壞等等。10多年來，正是針對中國嚴峻的人地關系、國土生態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題，我自己及所在的團隊進行不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我力圖在生態科學與景觀、城市及區域規劃實踐之間架起橋梁，使關於生命土地的科學認識在景觀界面上體現為物質空間的結構語言，最終使土地利用及城市發展的規劃更科學明智。
首先在國際上系統地提出景觀安全格局的理論與方法，繼而提出“反規劃”理論和基於生態基礎設施的規劃方法論，並全面地應用在國土規劃、城市與區域規劃、新農村建設規劃中，並在多個部委和城市的規劃建設決策中起到積極作用，完成多項具國際影響的示範工程。
2.1景觀安全格局在研究中我認識到，中國人地關系緊張矛盾的解決途徑，並不僅僅在量的關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間格局的關系中，為此，早在哈佛大學就讀博士期間，在博士論文中我就提出景觀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SecurityPattern），試圖通過建立關鍵性的景觀格局來維護國土生態安全。受中國圍棋空間戰略的啟發，我提出通過對空間中關鍵性的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種自然和人文過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設想，即景觀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s），後陸續發表在國內外學報上。景觀安全格局研究的特點是把水平景觀過程作為壹系列控制的過程，這些水平過程需要克服空間阻力來實現對景觀的覆蓋和控制，要達到最有效的景觀覆蓋和控制機會，就需要占領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元素、局部、空間位置及聯系。在中國土地極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觀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別是對協調保護與土地的開發之間的矛盾具有實際應用價值。1998年以後，又先後主持兩項自然科學基金，繼續開展景觀安全格局研究，並付諸大量的規劃實踐。這壹基礎性的方法論探索，為以後關於國土、區域及城市的景觀生態規劃和生態基礎設施網絡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當然，許多技術性的難題還有待克服。
2.2生態基礎設施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中國國土生態安全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部門之間的條塊式管理和以單壹功能為目標的“小決策”，體現在土地上各種生態過程和景觀格局被分裂和破碎。為此，在景觀安全格局的理論研究和大量城市與區域景觀的規劃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和北大景觀設計學研究團隊系統地提出和完善了生態基礎設施概念（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簡稱EI），用以整合生態系統的各種服務，將各個單壹過程的景觀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為完整的景觀安全網絡，並提出建立城市、區域和國土EI的空間戰略。
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續地獲得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services）的基礎，這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包括提供新鮮空氣、食物、體育、遊憩、安全庇護以及審美和教育等等。它不僅包括習慣的城市綠地系統的概念，而是更廣泛地包含壹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務的城市綠地系統、林業及農業系統、自然保護地系統，並進壹步可以擴展到以自然為背景的文化遺產網絡。正如城市開發的可持續性依賴於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礎設施（道路系統、給排水系統等），城市生態的可持續性依賴於前瞻性的EI.生態基礎設施這壹名詞本身並非我首次提出，國際上有人曾經用過EI名詞，但都只作為壹個描述性詞匯出現在生物保護領域中。而我的貢獻在於將EI進行了系統而明確的定義，並將其作為整合各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遺產保護功能的景觀格局，進而發展成為壹個引導和定義城市空間發展的基礎結構，體現在：
（1）將EI與綜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結合起來，強調基礎性景觀結構的綜合服務功能，包括雨洪管理、生物保護、遺產保護和休憩等，使EI具有科學的功能衡量指標，提高了國土規劃、城市與區域規劃，特別是國土生態安全規劃的科學性。
（2）將景觀安全格局作為判別和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的基本技術手段，並與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技術相結合。
（3）將EI作為國土生態安全，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基礎性結構，並在宏觀、中觀和微觀3個層次上與現行國土和建設規劃相銜接，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基礎結構。
最近北大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完成的國家環保部委托的科研項目“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國土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態安全格局研究”，使我們檢驗了從國土到區域和地方各個不同尺度的生態基礎設施網絡建立的系統方法。有望在不久的將來，推廣到全國各地的國土與城市規劃中。
2.3“反規劃”
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導致系統性的中國城市生態與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之壹，是現行規劃方法論和規劃體制，就必須對以“人口-規模-性質”為導向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物質空間規劃方法論進行全面的反思。現有城市與區域發展規劃方法（即“人口-性質-布局”模式），並不能使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生態基礎設施得以實施，生態與和諧的理想很難在舊的發展規劃模式下實現，為此，我們提出“反規劃”途徑，並實踐了從“逆”的規劃方法和“負”的規劃成果入手，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引導和定義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間發展。該途徑強調：
（1）壹種“逆”的規劃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義，以持久的公***利益的名義，而不是從眼前的開發商的利益和發展的需要出發，來做城市和區域的土地規劃。
（2）“負”的規劃成果——顛倒城市建設與非建設區域的圖底關系，在規劃成果上體現的是壹個強制性的不發展區域及其類型和控制的強度，構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導性格局，而把發展區域作為可變化的“圖”，留給市場去完善。這個限制性格局同時定義了可建設用地的空間，是支持城市空間形態的框架。它不是簡單的“留白”或僅僅是不建設區，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關鍵性結構。
（3）綜合的解決途徑：“反規劃”途徑試圖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壹種保障自然和人文過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觀安全格局——綜合而全面地解決國土生態安全問題、城市生態、特色以及形態問題。
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已經形成了壹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規劃”是中國版的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urbanism），也是中國當前生態規劃的可操作途徑。“反規劃”
壹經發表，便在城市與國土規劃，文物保護和環境保護領域引起強烈反響。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評論，並引起規劃界壹些“權威”的強烈抵制和封鎖。而另壹方面，我們卻看到“反規劃”得到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廣泛歡迎，看到北京的總體規劃始於“反規劃”，深圳大張旗鼓進行“反規劃”，還有臺州、東營、菏澤等城市的領導，都在“反規劃”中找到了走出傳統規劃死胡同的路徑。在由發改委主持的中國主體功能區的規劃中，我們同樣看到“反規劃”所起的作用。近幾年來，建設部從《城市規劃編制方法修編》到《城市規劃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規劃”思想的影響。最近國土部門的土地利用規劃也在認真汲取“反規劃”的壹些思想和方法。“反規劃”宣告了：是景觀而非建築，將決定城市的發展形態和特色；是生態過程和格局，而非人口與社會經濟的預測和假設，應該並終將決定城市的空間發展和布局。
2.4生存的藝術及對傳統園林的批判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千百年以來，我們的先民不斷地和自然界作較量與調和，以獲得生存的權利，這便是景觀設計學的核心，是壹種生存的藝術。而這門“生存的藝術”，在中國和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閹割了。雖然造園藝術也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關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虛假的。因此，要確立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藝術，必須撥開雲霧見太陽，必須從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傳統園林開始。為此，從1997年回國開始，我對所謂園林“國粹”寫了壹系列的批判性文章，並同時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園林綠化誤區進行了揭露。這種揭露體現在包括對圓明園防滲工程的批判中。傳統園林的審美觀和價值觀是當代中國城市環境建設、城市化妝運動等種種誤區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運動必須、卻沒有能掃除的封建殘余。這些批判也為當今某些視中國古典園林為國粹的遺老遺少們所不容，甚至挾風景園林學會名義，發布紅頭文件，對我於2006年在國際IFLA大會和ASLA年會的主旨報告大潑汙水，大扣帽子。實際上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誤讀和歪曲了我的立場和觀點。我的立場是：傳統園林是壹份寶貴的遺產，切勿以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傳統的名義，賦予遺產以解決當代中國所必須面對的環境問題的重要使命，中國需要新的園林，甚至新的學科，這門新的學科，即景觀設計學。它在中國另壹種傳統中找到其源頭，這種優秀的傳統是關於人與土地關系的生存的科學與藝術，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消遣藝術。這種生存藝術的傳統是中國大地之所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真實基礎，是豐產的、安全的、美麗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人與自然的平衡再壹次被打破，農業時代的“桃花源”將隨之消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再壹次面臨危機，包括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精神家園遺失的危機。這也正是景觀設計學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景觀設計學應該重拾其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來面目，在創建新的“桃花源”的過程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為了能勝任這個角色，景觀設計學必須徹底拋棄造園藝術的虛偽和空洞，重歸真實的、協調人地關系的“生存藝術”；它必須在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在尋常和日常中定位並發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虛幻的“園林”中；在空間上，它必須通過“反規劃”來構建生態基礎設施，來引導城市發展，保護生態和文化遺產，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諧。正像古代的“風水”格局維護大地自然過程的健康和安全壹樣，當代中華民族的生存，依賴與建立在壹個能維護生態過程安全與健康的生態基礎設施之上，這因此也將是當代景觀設計學的核心內容。
2.5批判城市化妝運動，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在研究中我們認識到，中國城市之所以貪大求洋之風盛行、景觀庸俗堆砌，根源在於小農意識、暴發戶意識和封建極權意識之積垢。不掃除這種積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觀就不可能形成，節約型的生態城市就與中國無緣，廣大鄉村的鄉土文化景觀和鄉土自然景觀也將得不到保護，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將不可能解決。我們的城市、建築和景觀，如同當年胡適批判過的文言文壹樣，充斥著“異常的景觀”或稱之為景觀的文言文。它們言之無物，無病而呻；遠離生活、遠離民眾，遠離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們不但模仿古人，更好模仿古代洋人和現代帝國洋人。看那些遠離土地且遠離生活的、虛偽而空洞的、所謂“詩情畫意”的仿古園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再施以各種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妝之能事，便生出了壹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而要掃除封建積垢，創造當代中國的景觀和城市，就必須將新文化思想運動進行到底，徹底批判兩千年來的封建意識形態，在專業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傳統造園思想，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創造新中國的新鄉土。這種新鄉土是源於中國這方土地的、滿足當代中國人需要的、能用當代技術與材料、最有效地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生態與環境問題、能源與資源問題，也就是中國人的持續生存與生活問題的新景觀。
2.6鄉土文化景觀與工業遺產也是基於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並從中學習。我開始發現鄉土景觀魅力的是20年前的“風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風水”是壹種鄉土景觀，它不同於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築和景觀，深層的含義乃是其生存的藝術。為此，我從人類系統發育過程中的生存經驗和民族發展的文化生態經驗兩個層面，對“風水”模式的深層含義進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風水”模式乃是中國人生物與文化基因上的圖式。1998年之後，關於鄉土景觀的研究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田園和聚落，並更多地與規劃設計實踐相結合。從研究雲南紅河地區的鄉土文化景觀開始，到川西平原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藏區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再到最近針對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鄉土景觀的破壞，進而廣東順德的馬崗村規劃案例研究，這些都反應了我對鄉土景觀的迷戀。這種文化景觀的核心部分是田園，是壹種生存的藝術，是真善美的和諧統壹，是千百年來人類與及自然過程和格局相適應的智慧結晶，它承載了特定地域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的歷史，同時也為當代人應對生態環境和能源危機帶來新希望。
面對新農村建設高潮的來臨，我預感到大規模的鄉土景觀破壞即將來臨，於是，當2006年中央壹號文件壹出臺，便向國務院領導提出了關於保護和諧社會根基的兩項建議，即《盡快開展“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建設的建議》和《關於建立“大運河國家遺產與生態廊道”的建議》。獲得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並分別為國家有關部門所采納，積極推動國家文物局開展第三次文物普查，並註重鄉土文化遺產，也積極推動了大運河國家遺產廊道的研究，以及大運河申遺工作，並推動了國家環境保護部進行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的研究。
也是基於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中國工業遺產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實踐。中國的工業遺產長期以來沒有被列入國家文物保護系統，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銹而“醜陋”的工業遺產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被徹底毀棄。正像我們曾經不文明地對待古城古街壹樣，我們正在迅速毀掉工業時代留在中華大地上的遺產。為此，從1999年開始，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和土人設計就開始了工業遺產的研究和保護實踐，其中完成了廣東中山粵中造船廠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園），此後，又主持了沈陽冶煉廠舊址設計、蘇州太和面粉廠改造設計、北京燕山煤氣用具廠舊址利用設計、上海2010年世博園中心綠地設計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鋼鐵廠搬遷的前期研究工作。我們從眾多的成功和失敗中積累了經驗，同時借鑒國際工業遺產的研究成果和實踐案例，特別是國際工業遺產保護憲章。在此基礎上，我於2006年4月向國家文物局提交了《關於中國工業遺產保護的建議》，並主要起草了旨在保護工業遺產的《無錫建議》。2006年4月18日，由國家文物局主持，在無錫召開的中國首屆工業遺產會議上通過了《無錫建議》，標誌著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工作正式提到議事日程。 隨著對鄉土文化景觀研究的深入，對包括大運河在內的中國大地上豐富的線性文化遺產和遺產廊道的研究，也日益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事實上，我的很多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課題都與這方面的內容有關。最近完成的國土尺度上的線性遺產網絡研究，在中國大地上辨識出17條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並對全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遺產線路，使我們的視野擴展到了整個國土。
2.7新鄉土景觀示範認識到示範工程的重要意義，我主持在全國實施了眾多城鄉生態環境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示範工程，它們都曾在國際各大權威專業雜誌被廣泛介紹、引用和評論，並有幸在國際上多次獲獎。這些項目都是針對當前中國面臨的重大環境、能源與資源問題的示範工程，是作者壹直在倡導的“新鄉土景觀”。其中，廣東中山的岐江公園體現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倡導壹種尊重鄉土文化與鄉土環境的新倫理、新美學，化腐朽為神奇，使壹處尋常的造船廠舊址，成為廣受市民和遊客喜愛的新城市景觀和遊憩場所，並喚起國人對工業遺產的重視；沈陽建築大學的稻田校園，倡導節約土地和白話景觀的理念，把中國農業生產過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現在當代城市的校園中，把景觀作為生產過程和體驗，讓年輕的中國人能感受“耕讀”的意味，重建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浙江永寧公園，通過建立城市的生態防洪體系，整合城市生態基礎設施，倡導與洪水為友的生存藝術，而非簡單的工程或化妝藝術；綠蔭裏的紅飄帶——湯河公園，倡導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幹預，將當代藝術與生態有機結合，使自然廢棄地有效地“城市化”，同時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統及其生態服務的完整性，成為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典範；而“反規劃”之臺州案例，則系統地運用“反規劃”理論和方法，進行城市空間發展規劃，實現精明保護與精明增長的有機結合。
實踐證明，這些示範工程在推動城市和區域的生態環境建設，特別是推動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建設等方面，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大的反響。
2.8教育在實踐中我們認識到，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生態規劃的理念和成果必須通過城市和區域建設的決策者來實現，教育和感化他們不得不成為當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責任，為此，我和李迪華合著出版著作《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4年內重印近10次），並給市長班和部長們授課，市、局長以上幹部受益者數以萬計。如果景觀是人類意識和價值觀在大地上的投影，那麽，通過改變決策者的價值觀和環境意識，便是創造良好景觀的最有效途徑。
單壹的科研和項目不足以解決中國系統性的人-地關系危機，而傳統學科在應對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方面又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關系和諧的重任有賴於壹個新的學科體系和大量專業人才，他們必須有對土地倫理的清晰認識、系統的科學武裝、健全的人文修養並掌握現代技術。這樣壹門對土地進行系統的分析、規劃、保護、管理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就是景觀設計學，更確切地說是“土地設計學”。為此，我不遺余力推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與我的同事們壹起創建了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並在地理學科下開創了景觀設計學理科碩士學位點和風景園林在職專業碩士學位點，由此，極大地帶動了全國相關專業的學科建設，並直接推動了國家有關部門新設的景觀設計師職業的確立，並定義該職業為：諧調人地關系，使城市、建築和人的壹切活動與生命的地球和諧相處的科學和藝術。
10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認識到，要解決中國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和人地關系危機，必須系統地突破和創新，包括觀念、理論、方法、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甚至包括“科學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機制，並投身於社會實踐。只有這樣，“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再造秀美山川”、“創造生態文明”才不會成為空話。這些便是我10年來之所思所慮者，也是10年來我之所行所為者，是也非也，聊以為善論者資，成乎敗乎，聊以為後來者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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