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尋根意識包括三個方面：
第壹,在文學上美學意義上對民族文化資料的重新認識和闡釋,發掘其積極向上的文化內核。
第二,以現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領略古代文化遺風,尋找激發生命能量的源泉。
第三,對當代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醜陋的文化因素的繼續批判,如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的深入挖掘。
但這些方面並非絕對分開,許多作品是綜合表達了“尋根”的意義。
綜合來看,"尋根派"的文學主張是希望能立足於我國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國民的劣質,發揚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從文化背景來把握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價值標準,努力創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文學。
首先，尋根文學是壹次文學尋找自我的思潮，其特點壹是尋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學的自我，二是尋找作家的個性自我。尋根文學徹底摒棄了對生活和歷史進行單純政治層面剖析的創作手法，而把探尋的筆觸伸進了民族歷史文化心理結構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層面而突人到歷史文化反思層面。從宏觀上說，它表現為現實主義時期文學進程中壹種必然的深化、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深層批判、對人類理性天空的向往。尤為重要的是尋根文學雖然也寫民俗，但並不停留新舊民俗的鬥爭上；雖然也寫山野村夫，但並不壹般地贊美他們的素樸純真；雖然也描寫國民的劣根性，但並不以批判封建禮教為重點。尋根作家的超越前賢之處，集中體現在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根脈的追尋，主要也就是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認同，比如賈平凹商州系列，高揚秦漢雄風，王安憶的《小鮑莊》對仁學思想的闡釋，阿城的《棋王》放射出道家文化的風流神韻，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的吳越文化，韓少功的楚文化儒思想?尋根文學是第壹次自覺的浪漫主義的完成式。自然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三大問題(自然、生命、傳統)之壹。“回到自然”成了浪漫主義文學的壹個口號和標誌。許多尋根文學作家都不斷返回，尋找個性自我，給自然註入靈性，“在自然中看到上帝，在上帝中看到自然”，完成了浪漫的叩問。比如農裔城籍作家返回鄉土，如路遙、賈平凹、陳忠實、莫言等。又比如非主流作家返傳統，如汪曾祺、阿城、何立偉。汪返回儒家傳統，養心，養性；何、阿返回道家文化，追求無為而治，淡泊人生。
總之， “尋根文學”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上無疑起了壹定的推動作用，同時，很多尋根文學作家也在創作時吸收了現代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在促進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上功不可沒。但是，尋根文學也帶有“復古”傾向，在思想傾向和價值估斷上，顯然表現得復雜而暖昧。大多數作家往往抓住某種民俗、習慣便刻意進行渲染，卻忽略了對“民族性”的真正解剖。潛入僻遠、原始、蠻荒，缺乏對當代生活的指導意義。忽略對現實社會人生問題、矛盾的揭示，從而導致了作品與當代現實的疏離，造成了幾年後“尋根文學”的衰微。雖然尋根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是“曇花壹現”，1987年就漸入式微。但它畢竟如壹顆流星曾經劃破過中十世紀文學的茫茫夜空，完成了壹次對文學蒼茫宇宙的浪漫叩問。
雖然打出了"文化尋根"的旗號，但對於什麽是"文化"，這些尋根作家們卻莫衷壹是。大多數作家選取了自己最為熟悉的某個地域做為切入文化層面的基點，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可以把"尋根文學"劃分為"城市文化尋根"和"鄉野文化尋根"兩個大範圍。
下面，我們分別介紹這兩種表現不同地域的"尋根文學"。
城市文化尋根
進行城市文化探索的作家不在少數，如劉心武在《鐘鼓樓》中描述了北京當代平凡卻多姿多彩的市井民情；馮驥才在《三寸金蓮》中則再現了中國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與把玩。在這類作家中鄧友梅和陸文夫表現猶為突出，堪稱"南北兩大家"。
鄧友梅在1956年以短篇小說《在懸崖上》成名。進入新時期之後，他先是推出幾部軍事題材作品，以後就把創作目光集中到北京市井生活上，寫下了壹系列"京味兒"小說，其中的代表作《那五》和《煙壺》分別獲得第二、三屆中篇小說獎，其余還有《尋訪"畫兒韓"》、《雙貓圖》、《"四海居"軼話》、《索七的後人》等。這些具有濃烈民俗風味的市井小說，多將故事背景放在已逝的舊時代，勾畫了上至王孫貴族、八旗子弟，下至社會底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具有獨特的審美韻味。
《那五》以三、四十年代舊中國北京的商業化社會為背景，刻劃了壹個"倒驢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於社會的尷尬情態。《煙壺》則從另壹角度表現八旗子弟的再生，描寫了破落貴族烏世保如何學得畫鼻煙壺內畫的絕技從而走上自食其力道路的過程。鄧友梅的作品運用了地道的京白土語，並對各種傳統習俗禮儀進行了精心的刻劃，即使僅僅從民俗學的角度，他的創作也是不可多得的。
陸文夫生於長於江南市井，他的小說多取材於蘇州小巷的凡人瑣事，如飲食起居、婚喪嫁娶，語言風趣而溫和，從整體氛圍上反映出歷史悠久的吳越文化的底韻。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說《美食家》塑造了壹個耽於美食的房屋資本家朱自治的形象，描寫他在解放前後四十余年專心口腹之欲並在文革後以此成為社會知名的美食家的奇特經歷。作品中的敘述者高曉庭作為壹個革命者和新中國的建設者，他的經歷是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壹個縮影，尤其是他的"飯店革命"，反映出左傾年代經濟工作的嚴重失誤。但作品最令人青睞的地方顯然不在於對上層建築的點評，而在於其中展現出的那個別具藝術魅力的美食世界及其背後豐厚了江南民俗色彩。
在鄧友梅和陸文夫的作品中，對地方風俗的描寫成為壹大特色。如在《那五》中，因那五要學唱戲，引出下面壹番敘述：
"這票房有窮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別。壹等票友，要有閑，有錢，還要有權。有閑才能下功夫，從毯子功練起；有錢才能請先生，拜名師，置行頭；有權才能組織人捧場，大報小報上登劇照，寫文章。二等的只有錢有閑，也能出名，可以租臺子，請場面，唱旦的可以花錢拜名師。然後請姜妙香、言菊明等名角傍著唱。三等的既無錢又無權，也要有條好嗓子，有個刻苦功，練出點真本事，叫內外行都點頭，方能混飯吃。"
這段對行內規矩的介紹，壹般讀者當然無從了解，讀來便油然生出趣味。再如，《美食家》中寫到主人公朱自冶選擇茶樓的講究："蘇州的茶館到處有，那朱自冶為什麽獨獨要到閶門石路去呢？有考究。那間大茶樓上有幾個和壹般茶客隔開的房間，擺著紅木桌、大藤椅，自成壹個小天地。那裏的水是天落水，茶葉是直接從洞庭東山買來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興出產的紫砂壺裏。"
區區的飲茶，居然有如許多的講究，如許多的規則－－當壹件事情開始形成某種秩序後，它的秩序本身往往就具有了意義，所謂的"文化"就在此出現了。小說中的"我"所深惡痛絕的朱自冶的這些"窮講究"，多年後，竟然得到了社會的肯定，並成為代表蘇州城的寶貴的"歷史文化"－－這也許就是小說所要表達的："文化"既已形成，就不容否定，它本身已經成為"審美的對象"，具有了頑強的生命力。
鄧友梅與陸文夫的小說，都善於用經過提煉的口語化語言來表現自己所熟悉的壹方風土，正如鄧友梅所說，他"向往壹種風俗畫式的小說，如美術作品中的'清明上河圖'那樣。有審美作用，認識作用，也為民俗學者提供壹點參考資料。" 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雖然未必有重建中國的民族文化的強大作用，但在他們娓娓講述人物的故事的時候，卻的確展現出了時下已經少為人知的文化傳統，在令讀者感受到某種審美愉悅的同時，傳達出壹種醇厚的民俗韻味。
鄉野文化尋根
與前壹類"尋根文學"相比，傾向於表現鄉野粗樸甚至鄙陋狀態的作品更多，表現的領域也更加廣泛。如汪曾祺表現"桃花源"式的傳統生活的《大淖記事》、張承誌表現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駿馬》、路遙關於城鄉交叉地帶的描寫、莫言關於高密東北鄉自己祖輩的生活秘史的講述，其它如賈平凹表現秦漢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說"、李杭育表現吳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說、鄭萬隆表現大興安嶺少數民族生活的"異鄉異聞"系列、紮西達娃表現帶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態小說等等。
其中《黑駿馬》是非常優秀的壹部作品，這部中篇小說以深沈優美的語言和濃烈的感情色彩，贊頌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頑強的生命力，表達了對"母親"、"土地"的深深熱愛。另外，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也因展現了廣闊的城鄉地域和社會現實、生動地描繪了青年人頑強的生活歷程，而受到廣大的讀者的歡迎。
在眾多的作品中，韓少功的中篇小說《爸爸爸》被很多人視為"尋根文學"作品的典型代表。這部小說敘述了壹個遙遠不知所在的山寨"雞頭寨"及其自稱刑天後裔的居民們蒙昧而充滿神秘色彩的生存狀態。小說以壹個癡呆兒"丙崽"為中心人物，描述雞頭寨奇異的風俗、來歷，雞頭寨百姓與正常世界的隔絕，他們與雞尾寨的"打冤"及戰敗後遺棄老人和孩子舉族遷徙的經過。
尋根文學領軍人物
作品中，"雞頭寨"有很多怪異的習俗，如他們迷了路要趕緊撒尿、罵娘，以驅趕所謂的"岔路鬼"；他們的居民會患壹種名為"挑生蟲"的怪病，癥狀是"吃魚腹生活魚，吃雞腹生活雞"，其治療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後學三聲公雞叫；山上的語言也與別處不同，例如把"說"說成"話"，把"父親"稱為"叔叔"，把"姐姐"稱為"哥哥"。然而，無疑，雞頭寨是壹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它有自己的神話傳說，有自己的文字歷史，有自己的風俗習慣，處事規則，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壹套語言模式－－即，它形成了自己的壹套"文化"。雞頭寨無疑是壹個奇異的地方，然而似乎它又真的有可能存在於某個角落。
小說中的中心人物丙崽身上，也有許多奇異之處。他長大十幾歲，卻只會說兩個詞："爸爸"和"媽媽"。與他同齡的孩子，壹個個長成壯年漢子，他卻仍然"只有背簍高，仍然穿著開襠的紅花褲。母親總說他只有'十三歲'，說了好幾年，但他的相明顯地老了，額上隱隱有了皺紋"。他"眼目無神，行動呆滯，畸形的腦袋倒是很大，像個倒豎的青皮葫蘆，以腦袋自居，裝著些古怪的物質。……見人不分男女老幼，親切地喊壹聲'爸爸'。要是妳沖他瞪壹眼，他也懂，朝妳頭頂上的某個位置眼皮壹輪，翻上壹個慢騰騰的白眼，咕嚕壹聲'×嗎嗎'，調頭顛顛地跑開去。他輪眼皮是很費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頸脖的充分準備，才能翻上壹個白眼。調頭也很費力，軟軟的頸脖上，腦袋像個胡椒碾晃來晃去，須沿著壹個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頭穩穩地旋過去……"傳說丙崽的降生是因為他的母親殺死了壹只蜘蛛精。他被雞頭寨的孩子們任意欺侮，似乎毫無做人的樂趣，但小說結束處雞頭寨的老弱病殘都服毒自盡了，喝了雙倍分量的丙崽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在作品中，後生仁寶身上明顯具有"阿Q"的影子，甚至當描寫到他的時候作品的語言也開始帶有魯迅式反諷的味道。然而作品中更具象征意義的人物卻應該是那個癡呆兒丙崽。丙崽只會說兩個詞語，在他的感覺世界裏，外界被概括為簡單而抽象的兩極："好"與"壞"、"喜"與"憎"。丙崽的存在似乎毫無價值，"活著還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恰恰是他總是活著，永遠穿著開襠褲，掛著鼻涕，長著膿瘡，垂著碩大無比而又空空如也的腦袋，額上布滿皺紋－－壹個永遠停滯在"十三歲"的小老頭。 這個形象象征了人類自身時常會遭逢的壹種境遇，壹種無力把握世界、無法表述自我、弱小無助渾渾噩噩的存在狀態。他的長存不死，則象征了人類自身永恒的虛弱與渺小。
在壹個封閉狀態中產生出自身的文化，而這種"文化"最終又阻礙著"文明"的發展。雞頭寨是如此，多少年中"中國"似乎也是如此，而地球上的整個人類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像《爸爸爸》這樣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還有很多，如韓少功的《歸去來》、《女女女》，汪曾祺的《大淖記事》等，這些作品描寫的地域大多遠離現代文明，處於封閉和凝滯的狀態，因而較好地保存了原初的文化形態，映照出我們民族乃至人類遠古的歷史和生活方式，從而具有了壹定的歷史厚度與文化象征意義。在尋根作家中，青年作家阿城應該說是最具獨特個性與高超藝術功力壹位。他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漢學家們極大的熱情關註。他作品中對道家境界和儒家風骨的表現，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爭議與探討。
在以上涉及的這些"文化尋根"文學作品中，與前期相比有壹個很大的變化是在對"人"的表現上。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超越壹切之上的神或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現的作品重心，它只是眾多生命形式的具體表現。在他們背後，隱藏著壹只巨大的無形的手，這只"手"控制操縱著包括典型在內的壹切生命。揭示個體，實際上也就是揭示全體，個人的悲喜屬於全體。在阿城、韓少功等尋根派代表作家的小說中，生命和文化的相互制約、沖突、適應，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表現。這些生命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人性體現者，而是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反過來說，尋根作家筆下的人物，是附著於文化之上的生命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