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鴉片戰爭6月開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其間，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標，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80年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後30年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包含了農民階級的反抗革命，以及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些都是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
1840年起至1919年，中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同本國剝削者進行了艱苦的革命鬥爭。這段時期大致可分為：1840-1901：以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農民革命；1901-1919：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中後壹個階段還可以分為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01-1919）。這期間先後出現了六次較大的運動，代表著歷史的發展方向。勾畫出這壹歷史時期的主要脈絡，形成這壹時期的主旋律。
太平天國運動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戰爭
“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以洪秀全為核心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壹次有計劃、有組織的以貧農和貧苦中農為主體的旨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分前後兩個階段。“天京變亂”是這次運動的轉折點。前期發展迅速，從廣西省桂平縣的壹個小村莊（金田村）起義，迅速輾轉到永安（今廣西省蒙山縣），初步建立政權。1853年春，在南京正式建立了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正式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作為太平天國前期的革命綱領。這個既充分暴露了小生產者的狹隘的實際主義，背負著舊時代的沈重的陰影，又閃耀著歷史遠見的綱領，表現出了高度的徹底的革命性。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個“世外桃源”，是壹個無法實現的理想王國。定都天京後，為了建立具有全國意義上的“天國”，太平軍開始了北伐、西征和東征。尤其是西征和東征的勝利，標誌著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由於農民自身無法克服的階級局限性，“天京變亂”發生了。這種發生在最高領導集團內部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殘殺和分裂使太平天國失去了它先前的魅力，後來，雖經洪秀全、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等人的辛苦經營，也頒布了旨在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資政新篇》，但無奈太平天國已失去了它的黃金時期，最後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洋務運動地主階級的壹次自救運動
洋務運動是指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采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近代工業，掀起的壹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運動。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面臨著內憂外患的重重危機。洋務派掀起了壹場名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所謂“洋務”又稱“夷務”，當時泛指壹切與外國有關的事物。洋務派付出了實踐，並且在這30多年中也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先後創辦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性質的近代軍事工業和帶有濃厚封建因素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民用工業，開啟了中國經濟近代化。加強海防力量，建設海軍，開啟了中國軍事近代化。其中最有遠見的 措施是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開啟了中國教育近代化。這些洋務派雖然自我標榜“自強新政”，但由於他們都是封建傳統思想的衛道者，根本無意於學習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只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反對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進行任何形式的變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國的藩籬中自認為有所新創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終也沒能在外國侵略者面前表現出“自強”、“中興”。相反，在列強侵略勢力的進攻下，這些封建思想的衛道者們所舉行的“壯舉”迅速歸於失敗。
戊戌變法運動資產階級政治改良的首次嘗試
恩格斯曾經預言說：“甲午中日戰爭意味著古老中國的終結，意味著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全盤的但卻是逐漸的革命化；意味著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人口的整個陳舊社會制度也都在瓦解。”歷史的發展證實了恩格斯的預見。
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秀才”們開始造反，充當了當時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代言人。康有為以其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超凡的智慧，理所當然地成為這個船隊的旗手、政治運動的領袖。這種“救亡圖存”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確實使世人耳目壹新、振聾發聵，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打破了兩千多年來封建文化獨占文化陣地的局面，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促成了近代中國第壹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康有為曾經努力試圖超越傳統的儒家學說的藩籬。但由於當時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決定著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他和同伴們也只能把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說同傳統儒家思想糅合到壹塊來宣傳他的維新理論，盡力地編織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義理想藍圖，包括最激進的譚嗣同和對西方知識了解最多的嚴復在內。
在政治方面都停止在君主立憲上，也從來沒有超越出破壞君權的限度。光緒皇帝雖然接受了維新派變法的請求，但其基本出發點是為了同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爭奪最高領導權，是為了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而絕非要改變封建制度。維新派雖然有所預見。但深感“皇恩浩蕩”深入其裏而不能自拔。甚至他們對帝國主義列強也充滿好感，時刻準備“與狼***舞”。他們旋轉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周圍，以至於譚嗣同甘願為變法而流血，到了最後還是落了個茫茫然。更為滑稽的是，隨著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康有為卻又變成了皇權的衛道者。
義和團運動農民反帝愛國運動
1898年秋，趙三多在山東冠縣豎起了“扶清滅洋”的 大旗，揭開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序幕。然後壹路北上，攻城掠地 ，勢力發展到京津地區，震驚了中外反動勢力。 “扶清滅洋”的口號，具有高度的愛國性質，它反映了當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義和團民眾致力於“滅洋” ，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 無比仇恨，有利於爭取官兵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反帝鬥爭。但是，由於農民小生產者的階級地位和狹隘的眼界限制了他們，使他們無法從階級本質上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認識，使這種口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容易讓群眾放松對清政府的警惕，沒有把這個任務同反封建、爭取民族進步的任務有機結合起來，而且嚴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義的落後性和盲目的排外主義的毒素，因而被清政府控制和利用，最後被清政府出賣。
農民群眾的樸素和天真使他們意識不到他們的目標與清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背道而馳的，盡管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拼搏在反侵略戰爭的最前線 ，也仍然得不到清政府的絲毫憐憫 ，甚至當他們迎擊當面的敵人的時候，卻往往遭到從背後射擊過來的子彈。最後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糊裏糊塗地失敗。?
義和團運動雖然無法阻止中國在半殖民地的深淵裏繼續沈淪 ，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鬥爭的精神，教訓了列強侵 略者 ，使帝國主義列強恐怖地看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蘊藏著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辛亥革命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歷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歷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壹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紀末（壹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為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是壹個多災多難的國度，同時也孕育著偉大的人物。他們不要康、梁跪著的“改良”，他們要進行站著的“革命”，決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然後輻射全中國，以星星之火逐漸形成燎原之勢。他們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匍匐前進，即使到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也沒有放松他們革命的腳步。正是這種堅強的決心和勇氣使他們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沈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勢力，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掃除了壹些障礙，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主要原因之壹。同時也極大地配合了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成為“亞洲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這種單純依靠“秀才造反”為主的革命，或者是依靠壹個軍閥打倒另壹個軍閥的鬥爭，或者沈醉於個人的暗殺行動，似乎還不能托起***和國的大廈。他們沒有也無意於到農民和工人當中去做艱苦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在“三民主義”中的“平均地權”裏根本無視對於早已存在於中國廣大農民群眾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因此，也就得不到蘊藏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強大力量的支持和擁護，而格外顯得單薄無助，這種看起來很先進的***和國政權也就很自然地在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投機下顯得搖擺不定而終致於把政權拱手讓給“竊國大盜”袁世凱。更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他們非但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革命綱領，甚至還幼稚地寄希望於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同情，壹紙《告各友邦書》充分體現了他們對列強充滿了極其友好的幻想。而最終也正是在這些“友邦友”的“調停”下中華民國只剩下壹個空招牌。
新文化運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思想文化運動
北洋軍閥統治前期，社會上到處流傳著這樣的風氣：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說教，對鬼神的迷信崇拜，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級趣味的文藝，這三者互相交織，形成了束縛人民思想、扼殺民族生機，卻僅僅有利於封建軍閥統治的精神羅網，整個中國的上空布滿了令人窒息的陰霾，整個社會對辛亥革命後出現的混亂局面表現出慌亂不安而又不置可否的悲觀情緒。
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誌》（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壹期時改名為《新青年》）震醒了昏睡中的人們，勇敢地站在正義的壹邊，以堅定的態度作為辛亥革命的辯護人。他們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壹切的黑暗”，向時下的尊孔逆流發起猛烈的沖擊，沖破了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的思想語言枷鎖。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經過認真研究，把中國革命的多次失敗歸結於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從而果斷地提出救亡之道首先要打倒中國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被稱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先生以犀利的筆鋒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北大校長蔡元培更是熱情地鼓勵新文化的倡導者去占領封建文化的陣地。新文化運動後期，隨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這些新文化的倡導者更是激動非常，尤其是李大釗先生為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傾註了高度的熱情。他樂觀地指出，俄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預示著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當時（前期）自身的階級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使他們對東西方文化存在著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的偏向，在徹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促進人們思想解放的同時，又全面地否定了儒家精華的壹面，產生了消極的後果。同時，也沒有提出實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此也就不能給中國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缺乏了完全意義上的群眾基礎。